吴德讲述：文革中武斗是怎样被鼓动起来的

本文摘自《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朱元石 著，当代中国出版社

上次已经谈过一些北京市委的情况。我的记忆不行，再讲一些那时候的情况，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 30 25705 30 7866 0 0 4502 0 0:00:05 0:00:01 0:00:04 4502

1966年的11月至1967年1月，新市委已经瘫痪，我们不能在市委正常办公了，就搬到京西宾馆办公。这样，又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他们说市委怕群众，已经变成地下市委了。

我讲一讲市委几位书记的情况，一个个惨得很：

李雪峰，主席要他避风头，暂时到天津去了。

郭影秋，被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揪回人大，关在地下室里，天天遭到批斗。郭影秋有病，我们好不容易和造反派谈判后才把他接出来。

陈克寒，自杀了两次。一次在万里的办公室里服了大量安眠药，被发现后抢救过来。另一次他被商业学院的造反派抓走，遭到揪斗后，他从二层楼上跳楼，没有死，很多地方骨折。市委得到消息后，组织人把他很快送到医院抢救，这一次他又被抢救过来了。有人为此竟批评我右倾，我想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粉碎“四人帮”后，陈克寒同志病逝了。

万里，也被揪斗得很厉害，屡经凶险，后来中央采取措施将他监护起来，由卫戍区执行。

赵凡，被整得死去活来，后来是否被下放到二七车辆厂了，我记不清，起码被关了“牛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高扬文，在市革委会成立之后，被冶金部的造反派揪走的。当时，曾经请示了谢富治。谢富治说：把高扬文交给他们，与冶金部的造反派谈一下，告诉他们不准武斗、打人，把问题交代完后要把人放出来。以后，我还派了一位由部队到北京市帮助工作的同志去看望了高扬文。高扬文是比较晚一点被冲击的，前边的几位遭冲击早一些。

这样，新市委的领导陆续被整了下去。我还算幸运，继续艰难地工作着。以后，市委又补进了刘建勋、雍文涛。刘建勋是从河南调来的，他任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走时，我提出我实在干不了，李雪峰就把刘建勋调到市委，事实上让他负责市委的常务工作。雍文涛是从广州调来的，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前调到国务院任文办的副主任，好像兼任了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然后又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负责学校、学生工作。还从外交部调丁国钰同志到大学工作委员会工作，外事口先是调李清泉负责，后来改为丁国钰负责，大学工作委员会撤销后，丁国钰被留下来了。又从北京卫戍区调黄作珍任市委书记处书记。

刘建勋后来被调回河南，雍文涛被揪斗后提出回广州，这时没有办法了，又调卫戍区的政委刘绍文任书记。

北京市没有市委时，有党的核心小组，核心小组的组长是谢富治，温玉成任第一副组长，我是核心小组的成员，温玉成调走后，我任核心小组的副组长，谢富治还任组长。

“杨、余、傅事件”后，调温玉成任卫戍司令。“九大”以后，温玉成调走，吴忠任司令。吴忠是驻锦州的四十军的军长，他调到卫戍区任卫戍司令后，又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政法工作。

当时，刘绍文、黄作珍、吴忠、杨俊生这四位军队同志都曾进过北京市委书记处。

那时，上边有规定，卫戍区不搞“四大”，因为卫戍区搞“四大”，警卫工作就会出问题。

以后，军队“支左”，“支左”的同志不由卫戍区管理。

1972年，我任市委第一书记，又调了倪志福同志任第二书记。“文革”期间，市委的领导情况大概这样。

1966年8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结束，我们组织市委的干部到民族饭店听传达。但情况很乱，造反派占据了会场，会议未能开成。

这以后的一天，我在李雪峰家里谈工作，少奇同志来了，他提出要到下边蹲点，取得感性知识和经验。少奇同志选择了建工部的北京建工学院，那个学院的学生比较少一些，学生也还没有分成派。

我不知道少奇同志去了多少次，我们北京市是由李雪峰同志陪他去的，中央文革小组指定戚本禹陪同。后来，建工学院也分成了两派，“八一”派的造反派围攻了中南海。

邓小平同志在人民大学蹲点，我陪着小平同志开过一次全校大会。会议是辩论郭影秋有没有错误，同时去的有陶铸同志。小平同志在这次会议上针对正在盛传的“二月兵变”进行辟谣，说没有这回事。

这段事情太多，我记不清，谈几件事。

新市委成立后，李雪峰让我找刘仁谈一次话，问一问刘仁还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我和马力一起去的，马力当时任市委的秘书长。我和刘仁原来很熟悉，我们曾在晋察冀一起工作过。见面后，我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说的，他说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彭真犯什么错误我就犯什么错误。谈话不多，我也没有说什么就走了。

当时，叶帅是中央首都工作组的负责人，他看到北京很乱，提出要我们将刘仁和其他市委领导同志送到外省监护。我对叶帅说：送到外省需要中央通知，北京市不好出面直接与各省联系。为了避免意外，我决定先将刘仁等同志送到昌平清华大学的分校，建一个伙食单位，实际上保护起来，防止被造反派揪斗和乱打。

有人直接给江青写信，将这两件事情报告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把我找去，江青说有人来信揭发我和刘仁密谈，她问我与刘仁都谈了些什么。我说没有谈什么。她就我把刘仁等人送到昌平一事作了一顿训斥，指责我包庇“黑帮”，保护“黑帮”。中央文革小组立令我们第二天将这些人弄回来，交给群众，不许有误。

第二天，刘仁等人被狼狈带回市委。刘仁回来后，造反派就吩咐他搞卫生、刷厕所，累得他团团转。过了几天，刘仁忽然不见，后来才知道被拘捕了。看到刘仁朝不保夕的情况，对郑天翔，我也十分担忧，怕出问题，便写了报告。小平等同志批示监护，由卫戍区经办了。

据杨成武同志后来告诉我，在一次会议上，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说我是坏人，说我包庇“黑帮”。周总理便问杨成武认识不认识吴德。杨成武说：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他不是坏人。周总理说究。江青等人的文章没有做成，我逃过了一关。

谁知粉碎“四人帮”后，市委有些同志据此来批判我，说我搞了个“反修堡”。这件事，前后都被人批判了。

那时，刘仁同志被整得很惨，家也被抄了。刘仁同志是很坚强的，他只是说彭真犯了什么错误他就犯了什么错误，别的没什么可说的！刘仁同志有心脏病，后来死在狱中，宁折不屈。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后，“破四旧”迎风而起。这件事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时，已经产生了“西纠”，说“破四旧”是他们发起的，我怀疑。我估计是中央文革小组发动的，北京市委并不清楚，我问过李雪峰，李雪峰说他不知道。

“破四旧”超越了常规。在它的名义下，抄家、伤人、打死人的情况出现了。到处破坏，甚至破坏到了中南海里头。中南海北院紫光阁后边的武成殿房，康熙题写的一块“下马必亡”的碑石都被红卫兵抬走了，后来四处找寻才找回来。红卫兵还把中南海院子里的一些石狮子抄走了。堂堂的国务院也在劫难逃。

首都一带头，“破四旧”运动便发展到全国，演变成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砸、抢”，涂炭生灵，涂炭神州。

1966年“破四旧”后，一天，毛主席找我去汇报“破四旧”的情况。当时，林彪等人也在场。我在汇报前的想法是想向毛主席反映一些真实的情况，刹一刹这股风。我汇报说市委没有力量控制局面，解决不了“破四旧”产生的混乱局面。

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林彪也说：这是个伟大的运动，只要掌握一条，不要打死人。

然而，毛主席哪里知道，运动的发展由不得愿望，岂止是动动而已，动刀动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