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业态和数字化构建出一座座“新零售之城”。

 ✎文｜储殷

从数字中来、到实体中去，新零售日渐成为衡量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以“新零售之城”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是促进城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砝码，正在重塑经济增长格局，也吸引越来越多新一线城市加入这场“争夺战”。

4月26日，“新零售”的概念提出者和全球领跑者阿里巴巴抛出一枚“炸弹”——“新零售之城”：用新零售智能服务提升城市生活品质，让“新零售”从一种创新商业模式，落地为真切可感的日常生活。短时间内，吸引各大新一线城市纷纷加入争夺。盒马鲜生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成都、深圳、西安、南京、武汉和广州十地十店同开；南都商业数据部日前发布的《2018中国新零售商都指数报告》，进一步点燃了拥抱“新零售之城”的热情。

由于新零售对大数据、人工智能、物流、金融、商业制造、线上线下基础设施等全产业链的强大带动力，我们几乎可以预见，“新零售之城”的竞争之激烈和影响之深远，将丝毫不亚于去年燃起的城市抢人大战。然而相比于“人才”有相对明确的界定，目前“新零售之城”却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笔者认为，以下几个维度值得重点考量。

“新零售之城”，首先必须是“新零售”最为活跃的城市。相比于传统零售，新零售的核心特征是数字化，即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智能物联网、自动化等先进技术和设备，重构人、货、场的关系，实现最优匹配。换言之，新零售是建立在数字化基础上的集生产、供应、仓储、物流、配送一体化的零售模式。同时，我们应当认识到，“新零售之城”的创建必须放在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之中。只有站在城市经济从工业制造回归商贸集散、从商贸节点走向数字中心的历史方位去理解“新零售之城”，才能看出这项新模式、新技术对城市发展的根本性影响。

因此，“新零售之城”的首要标准就是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这也是新零售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基本前提。数字经济领域，杭州可以说是目前最为瞩目的城市。浙江省提出要把“数字经济”作为头号产业，杭州则是其中毋庸置疑的核心。背靠阿里巴巴，依托市场大省的数字化转型，杭州的数字经济从2016年开始一直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增幅，达到30%以上，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左右，2018年更是势头强劲。加上杭州本来就是“新零售”概念的提出地和先行地，数字产业基础优势十分显著。从引入了天猫新零售自动贩卖机和虚拟试妆镜的智能洗手间，到将商品销售与人性化服务无缝连接的智慧母婴室，许多新模式均在杭州率先“内测”。可以想见，一旦成熟各大城市便会迅速跟进。因此未来的新零售之城，杭州想必是领跑者之一。

在北京银泰百货的天猫智能母婴室里，妈妈在安抚宝宝，爸爸扫码领纸尿裤

其次，“新零售之城”必然意味着城市消费升级。城市消费升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消费体量增长，二是消费由生存型转变为享受型的结构变迁。人口增长中至关重要的是年轻消费人群、高端消费群体的增长，这一点是贵阳作为大数据之城却无法支撑“新零售之城”的原因，也是杭州作为新零售的发祥地却始终比不过上海的根源。另外，福州市政府对新零售的强力扶持，近来也成为热点新闻，但同样受限于消费人口的弱势，笔者并不看好。相反，成都、深圳却有明显的优势。比如在新华三集团连续两年发布的《中国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白皮书》中，100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排名，即使杭州突飞猛进，成都始终在它前面。究其原因，就在于成都的消费人群是杭州的将近两倍。

不过，成都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始终增长缓慢，目前依然处于“3万元俱乐部”，而杭州、深圳、苏州则已经步入“5万元俱乐部”，直逼北京和上海，这直接影响了城市消费升级的速度和深度。从这个角度来看，杭州的数字经济赶超成都，也许指日可待。然而深圳就不同了，作为全国创新高地，深圳拥有1250多万常住人口，比杭州多出1/3，人口结构也显著地趋于年轻化。而且不论从数字经济发展基础、条件抑或者是人均GDP、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多方面来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此前由于各种原因，“新零售”似乎一直没能在深圳落地开花。而盒马鲜生的开业，已经撕开深圳新零售的一道口子，星星之火，必将燎原，未来将不可限量。

必须指出的是，“新零售之城”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业环境、消费潜力之争，而是需要城市的文化支撑。城市的文化，除了消费文化之外，还需要有作为创意产业的文化支撑，也需要有适应年轻人、高端人才生活需求的文娱产业。“新零售”绝不仅仅是“销售”概念，更是“体验”概念。无论是天猫智慧门店驱动线下实体店购物体验智能化升级，还是盒马鲜生等新业态刷新传统消费体验，以新零售促进新消费，让消费者想要的产品和服务都触手可及。

随着中国的城市化进入中期，粗放型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何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品质已经成为了未来城市发展兴衰成败的关键。

笔者相信，新零售不只是商贸业，更应该是文化、商业、数字的绿色融合。纵观全球城市发展，前工业化时代，城市是商贸流通的节点；工业化时代，城市则是工业制造的生产基地；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将再次回归商贸节点，但“看山不是山”，未来的城市商贸，必然是“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商贸体系，并在“市”（也就是贸易）的数字化基础上，整个城市作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内部的信息系统、商业系统、物流系统、金融系统的效率和开放度都将有质的提升。这也是各大城市纷纷争夺“新零售之城”的原因所在：这是一次契机，一个率先迈入“新”城市的风口，更何况这是一个涉及5.7万亿美元的庞大市场！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城市之争，真正能笑到最后的，必然是有着巨大文化吸引力，可以成为区域文化风向标、局域区域消费圈层核心的城市，这也是杭州、成都纷纷提出要打造都市圈的真正原因。而城市的文化核心竞争力，就在于其展现出的独特气质和精神灵魂，或婉约而矫健，或深沉而博大，成为一座城市给世人的“标签”，比如成都的“吃货之城”、杭州的“品质之城”，均有个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产业文化”，武汉的“光谷”就是武汉的产业文化名片，杭州的阿里就是杭州的产业文化铭牌，正如互联网之于硅谷、诺基亚之于埃斯波、微软之于西雅图。打造文化，就是为城市“立心”。

新零售将成为未来城市的颜值担当和实力象征。如何创建成为开放、包容、高效、智慧、特质的“新零售之城”，是新时代摆在所有中国城市面前的思考题。笔者认为，数字经济产业基础、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城市特质文化等必将是竞争的焦点，也应当成为“新零售之城”评价标准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内涵。而这已经是城市发展最大的战略高地，谁错过了这一战略，谁就会在城市的竞争中全面处于下风。在很多时候这比战术上的懒惰更为致命。因为观念的落后，带来的将是核心竞争力的落后。（本文首刊于2018年5月21日出版的羊城晚报，作者为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全球化智库研究员、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