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给老百姓撒钱，为什么中国比美国聪明太多？
消费券做对了什么？
✎ 天下网商记者 徐艺婷 丁波
2020年这场疫情，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威胁。一季度中国GDP增速为-6.8%，29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一时间，人们捂紧口袋，商店销售低迷，企业陷入困境。
市场急需一场提振消费的“破冰”。
过去四十多天，消费券成了人们最关心的话题之一，多次登上微博热搜。根据商务部数据，疫情发生以来，全国已有28个省市、170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190多亿元消费券。
全国两会在即，“消费券”也引起了政协委员们的关注。5月13日，在人民政协报主办的云论坛上，肖钢、屠光绍、周延礼、郑秉文、白重恩等多位全国政协委员集中探讨“如何利用消费券拉动消费”，蚂蚁金服CEO胡晓明也参与其中。
一张消费券的撬动作用到底有多大？
胡晓明表示：“全国有超过一百个城市通过支付宝发放了数字消费券，一百个城市的数字消费券平均杠杆效应超过8倍，有一些地区拉动效应达到15倍。也就是政府掏出1块钱，老百姓会再掏出14块钱来进行消费。”
800万小店的复苏“利器”
最近一个月，杭州市民顾晓雅经常在家庭群里连发三遍预告：“大家注意了，消费券就要开抢了！”
消息发送时间通常在9点50分或者19点50分，距离杭州市消费券开抢还有10分钟。那时，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家杭州市民都搬好了抢券的“小板凳”。
随着各个城市陆续发放消费券，这一幕在多个城市上演。由于消费券需要在规定时间内消费，也就出现了这样一幕：消费券截止日那天，超市、小店都迎来了客流高峰。
杭州一消费者用支付宝消费券购物
疫情让不少人“报复性存钱”，为什么开始抢着消费？
“存钱是一回事，消费券是另一回事。满40元减10元，我感觉自己就是在省钱。”顾晓雅说。她举例，一个人一次可以抢5张共50元的消费券，一家四口就是200元，如果抢到六次就是上千元，“这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啊”。
从消费端推动的力量是巨大的。
杭州世纪联华三天销售额破了600万元，一位员工表示：“终于有了复工复产的感觉！”
广西平果县的中兴购物广场，两天消费券核销率15%，支付宝端交易量占到三成，小程序访问量涨了七倍，寂静多日的小城“旺”了起来。
在上海，五五购物节叠加消费券，10个商圈深夜依旧人头攒动，夜上海又成了那个夜上海。
武汉天猫小店左亲右邻超市
对于小店来说，“消费券”更是“复苏利器”。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800万家小店的营业收入全面超过去年同期，其中500多万家小店，五一的收入是去年同期两倍以上。
武汉“天猫小店左亲右邻超市”周围很多商铺都因疫情陷入困境，这家小店也处于“半营业状态”，最终借助“消费券”稳了。老板娘戴丽说，坚持不打烊不光是挣钱，也想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我是一个新武汉人，武汉好了，我才会好”。
消费者有消费，商家有销售，上游供应链有回血的现金流，经济也就转起来了。
杭州历史上的两场“消费券”发放
眼下大热的“消费券”并非新事物，杭州历史上就发过消费券。
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杭州先后三次发放了共计9.1亿元消费券，包含社会商品消费、生活服务消费、文化旅游消费等类型，均为纸质券。
2009年杭州发放的消费券
在消费券发放的十八天里，杭州城区贸易行业共累计回收226.3万张券，总额4526万元，帮助旅游业、餐饮业快速复苏，2009年杭州旅游收入增长13%。
尽管效果不错，但操作上也存在难点：比如纸质消费券在发放过程中容易出现转卖现象；真假难辨，必须采用防伪技术；整个周期持续一年，需要上百名管理人员来负责回收实物券……
杭州主政者当时就设想，如果能通过技术让消费券入市民卡就好了，这样既可以节约印制成本，也简化了发放流程。
11年后，这个设想的升级版已经实现。电子消费券席卷全国，关键之一便是蚂蚁集团旗下的支付宝。
2020年3月26日，杭州宣布将向所有在杭人员发放16.8亿元消费券。次日，第一轮总额共5亿消费券上线。从制定方案到上线“杭州电子消费券”，支付宝团队仅用了33个小时。此后从杭州出发，40天内100多个城市都陆续在支付宝发放了消费券。
广西超市通过消费券吸引顾客
在胡晓明看来，作为推动电子消费券的“数字基建”，支付宝实现了四个精准。
首先是精准地拉动消费群体。支付宝平台共有9亿会员，用户基数庞大，确保了数字消费券发放覆盖最广泛的群体。
其次，支付宝精准贯穿小微商户。以往发的消费券都针对大型商铺，像菜市场里卖鱼卖菜的小型店铺都无法使用。现在，根据支付宝反馈的核销情况，政府可以设计不同面额、不同抵扣额消费券，实现对特定行业和商家的扶持，早餐店、菜市场，处处可用。
与此同时，杭州市政府联合支付宝发放了66万张爱心扶贫消费券，上线1分27秒就抢光，最终助力恩施、黔东南卖出100万枚鸡蛋，50万斤大米，4.5万斤肉，订单金额超过773万。
杭州一菜场标明“可以使用杭州消费券”
此外，凭借支付宝的风控能力，数字消费券基本杜绝了冒领、套现的问题。
在上述三个精准之下，最终实现“财政资金的准确使用”。
2009年，杭州消费券需要上百名管理人员回收实物券，一年发一次，短期效果难以检测；现在，杭州数字消费券限制七天内有效，老百姓领券使用效率达到70.2%，效能提升上百倍，满意度也成倍增加。
国内发券vs国外发钱
当中国凭借消费券掀起消费热潮、推动经济复苏时，国外正忙着“发钱”。
美国为年收入低于7.5万美元的成人每人发放1200美元现金支票，加拿大为符合要求的每位国民发放8000加元，澳洲每人可获得750澳元的一次性现金补助。
为什么国内发券，国外发钱？
首先，疫情和国情不同。
从疫情角度看，国内疫情趋于稳定，国外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美国确诊人数已超139万，失业人数超2000万，澳洲预计6月份失业人口140万。
从国情角度看，消费观念不同。中国目前储蓄率为45%，为全球最高。而美国、澳洲等不少国家，人们更喜欢超前消费，对他们而言，显然更适合直接发钱。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数字基建”。
支付宝成立于2004年，现在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在美国，人们更习惯使用信用卡，移动支付普及程度低。如果要发放电子消费券，他们缺乏拥有庞大用户基数、贯穿商家和消费者的平台。
排队领救济粮的美国群众
那么发钱和发券的效果哪个好？
这是一道简单的数学题：一张满40元减10元的消费券，中国是政府付出10元，消费者付出30元，美国政府则需要全款支出40元。
显然，同样的预算，消费券可以惠及更多，撬动更大比例，让经济活跃度更高。
一个共识：消费券应该成为长期项目
消费券的效果立竿见影，如何利用消费券更好地拉动经济增长？
在5月13日的云论坛上，多位政协委员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消费券资金来源方面，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都认为，应当从疫情下的“平台+政府补助”渐渐过渡到“平台+单位”、“平台+商家”组合，让更多群体参与到项目中。
此前杭州已在践行。在杭州消费券发放过程中，不少商家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主动在地方消费券基础上加码。
“杭州这种消费券发放比例，政府拿大约三分之一，平台、市场、商家拿三分之一，拉动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郑秉文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则认为今后消费券应该作为一项政策工具，重点放在帮扶小店。
“小店作用不多说了，对于我们稳定就业、解决贫困等，它还有非常大的作用，一个小店就是一个家庭，很多小店都是夫妻店，的确是要长期坚持下去。”肖钢说。
街边早餐店也可以使用消费券
此外，多位政协委员的一个共识是——消费券应该作为长期项目进行下去，发放时间可以更长、力度更大，让更多消费者和小微企业受益。
而这也正是蚂蚁金服CEO胡晓明所呼吁的。在他看来，可以把消费券从短期应急手段转为长期政策杠杆，政府主导、平台运营、多方参与，让消费券成为下一步复工复产、拉动消费的核心措施。
5月14日上午，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布《数字消费券助力中国经济“疫后”重建》报告，也指出数字消费券可作为常态化政策选项，应当确立消费券发放的国家标准，以确保消费券发放效果的最大化。
“天天有券、天天领券”的日子，或许正在来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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