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

仁政要求“低税收”，在此种财政体系下，本身就无力承担任何长期战争，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儒家政权在财政上就是反战的

作者 张明扬（媒体人）

整个北宋时代，“燕云十六州”都是朝野最为重要的政治议题。大宋朝的精英们并非是不切实际的扩张主义者，东北、西域这些汉唐故地，在政治言说中早就被选择性地遗忘了。然而，弃于石敬瑭时代的燕云十六州，却始终被视作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何从契丹（辽）手中收复它，是萦绕于宋人心中的一大心病。

宋人不是没想过武力收复。自北宋建立伊始，宋太祖太宗就曾以此为国策筹划经年，宋太宗更是前后两次主动发起对辽的战略进攻，但都以受挫告终。到了宋真宗时代，宋朝更是已完全处于战略防守的被动一方。之后在寇准的推动下，宋真宗硬着头皮亲征，才签下了“澶渊之盟”，结束了宋辽二十多年的战争状态。

澶渊之盟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但同时也彻底宣告了宋廷武力一统燕云国策的全面破产。那么，问题来了。签订了和平条约之后，燕云十六州还要收复么？对此，大宋朝廷进行了持续上百年的争论。争论的双方阵营很有趣。首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战派”，辽的军事优势显而易见，无论多么激进鸡血的宋朝士大夫都不会无视这一点， 立即开战从来就不是一个选项。与其说有什么“主战派”，还不如说的确有那么一个“缓统派”的阵营，将武力收复燕云的希望寄托于未来， 当下的任务是富国强兵，时刻准备着。

其次，出于一种压倒性的政治正确，这场争论中也没有哪一方敢声称完全放弃燕云十六州，所谓的“主和派”定性也就不那么准确，更准确的应该是“（维持）现状派”。无论多么珍视“澶渊之盟”带来的和平，口头上还是要以收复失地为最终极理想。只是“现状派”拒绝一切玩火的行动，拒绝武力统一，希望以德服人，幻想某一天通过诸如辽国内乱这样水到渠成的方式坐等收复失地。

先看“缓统派”，他们已然是燕云问题上大宋朝最鹰派的阵营。澶渊之盟之前的数次军事灾难，让鹰派的合法性大减，即使谈起武力收复也都是将来时。在北宋“守内虚外”的政治环境下，鹰派实际上处于某种被打压的态势，直到宋神宗上台，才迎来了政治春天。宋神宗有着收复失地的伟大抱负，所以他要用王安石。王安石在有意无意中被推上了鹰派领袖的地位。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富国强兵，而这无非就是针对收复燕云的将来时。

鹰派最大的政治理由，就是收复燕云是自太祖以来历任皇帝寤寐思服的政治理想，是无人可正面否认的神主牌；其次，鹰派始终认为辽国素有狼子野心，随时可能发动战争，只有夺回军事地理上有重大意义的燕云失地，才能处于更安全的战略态势。

再看“现状派”。这一鸽派阵营在有宋一代基本上是统治性的，主流一点的儒家士大夫如司马光、富弼等人，都属这一阵营。他们的政治理由也非常有力 ： 第一 ，武力收复不具备现实可能性，太祖太宗两位伟大的先帝尚且功败垂成，后世帝王就更无可能了；第二，如要收复燕云，必然要强化边疆军事力量，而这恰恰有悖于北宋“守内虚外”的国策。 出于“安内”高于“攘外”的政治计算，收复燕云也必然被搁置；第三，正如司马光那句名诗“始知恃险不如德”所暗示的那样，士大夫中的鸽派坚信不能用武力来对付夷狄，而应用儒家传统的道德文化来感召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第四，可能也是更为本质的，在儒家的执政理念中，仁政高于一切，而仁政要求低税收，在此种财政体系下，本身就无力承担任何长期战争，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儒家政权在财政上就是反战的。

正因如此，像司马光这样的鸽派士大夫，无法理解王安石们富国强兵的变法诉求。 司马光们或许一句话就可以批倒王安石们：为什么要富国强兵？收复燕云要靠德。

当然 ，即使是鸽派 ，也时有对辽人侵占领土及“刺刀下的和平 ”的愤慨与屈辱，但往往这一情绪在诗词中就得到了宣泄。一旦落实到现实政治中，他们还是认为澶渊之盟带来的百年和平才是最好的安排。甚至“被迫”戴上鹰派领袖帽子的王安石，也以称赞寇准（莱国公）的方式间接表达了对和平的珍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

有趣的是，为了彻底批倒鹰派武力收复燕云的理论基础，鸽派们甚至将靶子直接朝向了汉唐。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汉武帝的扩张政策颇有微词，刻意强化他晚年的放弃拓边政治转向；范祖禹在《唐鉴》中更是直指唐太宗的赫赫武功是好大喜功，“不可慕也”。

从燕云问题上看，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确是爱好和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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