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立观察 | 创新科技是场大考

面对未知的技术前景，应秉持谦逊态度。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作支撑，它也有望成为打破利益藩篱、催化体制变革的强大力量

备受瞩目的“人机大战”第二季近日在浙江乌镇落幕。世界围棋冠军柯洁三连败于谷歌公司研发的人工智能围棋程序“阿尔法狗”（AlphaGo）。这一消息再次点燃公众的希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催生更深层次技术革命和社会变革。

以信息化和智能化为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全球范围内方兴未艾。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区块链为代表的创新科技，发展热潮迭起，不断颠覆传统产业思维，构筑新型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不断注入新活力。同时，创新科技也催生出资本市场泡沫，出现了监管政策不配套、社会数字化鸿沟加剧等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之下，中国应当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趋利避害，使创新科技真正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抓手。为此，须高度重视基础性创新，营造适宜新经济成长的体制机制。

本轮创新科技革命有着厚重的历史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大力发展金融、影视娱乐等服务业。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令其普遍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向更具科技含量的高端制造升级；另一方面，经过20余年发展，ICT（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较为成熟，在新一轮政策和资本驱动效应下，一批先进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踏上商业化征程，成为开启信息化革命的钥匙。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要素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模式渐失动力；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成本上涨；实体经济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增长乏力。中国亟须顺应创新科技的潮流，实现传统经济转型升级。不同于此前历次产业革命，中国互联网科技产业与欧美国家起步时间相去不远。受益于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具备一定的大数据积累和人才储备优势。不少人希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在中国涌现与谷歌、微软、苹果相同量级的国际“独角兽公司”，助力制造业升级甚至“弯道超车”。

愿望不可谓不良好，机遇也确实存在，不过，结果如何，取决于我们如何行动。中国政商两界应当着眼长远，沉下心来，增强基础科研能力和技术原创能力，切忌短期内技术变现思维。过往30余年，中国在承接国际中低端产业转移过程中，已经习惯于模仿和“山寨”。比较当下中美人工智能的发展路径可以看出，美国以基础技术研究为根基，中国则更侧重技术的商业应用。如果说在过去中西发展差距显著时，“拿来主义”还可当作一种“后发优势”，如今，中国已难以采摘到全球技术扩散中“低垂的果实”，再不能忽视原创性基础研究，否则就可能重走高端产业低端化的老路。

本轮创新科技兴起，受到资本热捧，创业公司加速技术迭代，急切寻求技术商业化应用场景。众多互联网科技公司也试图借力自身科技积累，延伸至下游制造行业，互联网企业造汽车即为典型。然而，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其核心技术积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欲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必须拥有自己原创的理念、技术和产品，这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

创新科技并非前景一片光明，相反，其中存在技术路线错误、被甩入新数字化鸿沟的风险。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数字化增长的机会在全球分布并不均衡。智能物流、智能机器人、智能工厂、智慧农业等创新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物流、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并重塑全球产业格局。技术落后和创新能力不足的发展中国家，过去在环境、资源、劳动力等方面的成本比较优势，在新技术潮流中可能变得无足轻重。跟不上潮流者在新一轮国际投资贸易规则制定权争夺中，注定将处于被动境地。中国必须强化忧患意识，急起直追。

科技创新欲枝繁叶茂，必须有供其生根、成长的经济社会沃土。不宜以过于片面、孤立、急功近利的眼光来看待技术创新问题，误以为靠政府成立“工作组”协同攻关，某项新技术可以“单兵突进”。目前，在一些新技术领域，已经出现在政府扶持下，资本扎推投入，产业发展陷入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竞争、门槛拉低的苗头，值得高度警惕。政府应相信市场的力量和判断，转而做好监管和服务。

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制度重于技术”。过往中国对创新技术的保护和激励机制不够健全，严重削弱科技创新动能。当前，政府应当营造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重要的是促进公平竞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这需要健全的法治，需要创新思想自由涌动的社会氛围。舍此，技术创新将行而不远。

能否踏上新科技新产业新市场的浪潮，是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过往近40年“盯住和追赶”的经验已不那么有效。面对未知的技术前景，应秉持谦逊态度。科技创新需要体制创新作支撑，它也有望成为打破利益藩篱、催化体制变革的强大力量。■

本文为2017年6月5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22期社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