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猜想⑧|戴尔·乔根森：经济“呆儿”，历久“根深”

和很多经济学家追求时髦不同，乔根森自出道以来就一直在做着最朴实，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其中确实透着一股“呆”劲

专栏作家 陈永伟（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美国的克拉克奖是奖给40岁以下具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克拉克奖是诺贝尔奖的预演，年轻时拿了克拉克奖的人以后拿到诺贝尔奖的概率很大。当然，概率归概率，也有那么几位经济学家，早早拿了克拉克奖，却迟迟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垂青。在这批少年得志，却苦候诺奖的人群中，就有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

乔根森1933年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博斯曼，26岁时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指导老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投入产出表的创始人俄裔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乔根森的研究集中在生产率、经济发展、投资等领域，由于其在计量分析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1971年的克拉克奖。

目前，他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萨缪尔·W·莫瑞斯校级教授（Samuel W. Mo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校级教授是哈佛大学教授的最高等级，全校只有20多位）。

新古典投资模型

乔根森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很多。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新古典投资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投资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现象，自宏观经济学创立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其做出解释。

投资由什么决定呢？总体来说，它大约取决于现有资本存量水平和合意资本存量，或者说理想的目标资本存量水平之间的差值。如果不考虑资本调整的成本，那么投资水平就等于这个差值和重置资本（即需要补偿的折旧等资本）。既然如此，投资的决定问题，本质上可以转化为合意资本的决定问题。

在乔根森之前，已有几种解释理论对合意资本的决定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乘数-加速数模型”和“内部资金理论”。“乘数-加速数模型”是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合意资本的数量取决于产能的变化，当产能有较大扩张时，合意资本就会增加，进而投资也需要扩张。而“内部资金理论”则认为，内部资金的流量、流动资产的存货以及企业的债务偿付能力等因素决定了合意资本量，进而决定了投资。显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个理论都缺乏“微观基础”。

在论文《资本理论和投资行为》（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中，乔根森构建了自己的投资理论。与以上几个理论不同，乔根森的投资理论是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进行思考的。他假设，企业的存续期是无限的，在每一期，企业选择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并进行生产。每期的利润由收益减去工资、资本成本以及税收得到。由于企业是长期存续的，因此其目标是最大化各期利润的贴现总和。求解这个最优问题，乔根森得到了一个很符合“新古典经济学”风格的最优条件：每一期资本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其“影子价格”。对这个条件稍作变形，就得到了一个更为直观的结论：每一时期的合意资本存量取决于产出的价值和资本成本之比，更确切地说，是这一比例的一个倍数。

由于在乔根森的新古典假设中，人们是可以完美预见未来的，因此每一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就等于该期的合意资本存量。因此每期的投资就等于合意资本存量的变化加上重置资本。

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乔根森通过对资本成本的含义进行解释，进一步做了拓展。他考虑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让资本成本包含资本收益，另一种情况则不包含，从而分别得到了两个版本的投资模型。他自己将这两个模型分别命名为“新古典投资模型I”和“新古典投资模型II”。当然，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他并没有满足于模型的推导。事实上，在推导出每一个版本的模型后，他都用当时可以得到的数据对这些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和评估。

在1971年的论文《投资行为的计量研究：一个综述》（Econometric Studies of Investment Behavior： A Survey）中，乔根森将当时流行的几个投资模型放在一起，对其解释力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他提出的新古典投资模型在总体上要优于先前的各类投资模型。

尽管乔根森之前已经有很多投资理论，但这些解释基本都是经验性的、缺乏微观基础的。乔根森的投资理论将分析问题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企业的微观决策，这对于当时正在寻找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个模型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在当时看来，它毫无疑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元经济模型

乔根森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也就是关于二元经济的“乔根森模型”。

“二元经济”的说法最早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H. Boeke）在1953年提出的。他通过对印尼社会的研究，把该国的经济划分成了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研究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成为了这一学科关注的重点。

在1954年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中，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提出了第一个对“二元经济”进行正式分析的模型。在这篇经典论文中，刘易斯假设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此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工资，因此农业剩余人口就有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由于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所以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是不变的。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消失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提高到与工业部门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在刘易斯之后，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形成了一个三阶段发展模型。在第一阶段，经济中的情形类似于刘易斯模型，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在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开始变成正的，但由于农业部门生产率仍然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其工资依然较低。人口依然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这导致了农业部门的萎缩，农产品的供应开始短缺，工农业间的贸易条件转而利于农业，城市的工资开始上涨。到第三阶段，农业完成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工农业部门的工资都由边际生产力决定。此时，人口可能在两个部门之间相互流动，取决于由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工资高低。

在 44 27758 44 12425 0 0 10402 0 0:00:02 0:00:01 0:00:01 10406根森看来，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它们所应用的古典假设。在刘易斯等人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工资就是由最低生活条件，以及道德水平的底限决定的。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类似于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古典（classical）作者，而不符合新古典（neoclassical）的工资决定理论。乔根森首先对这一前提进行了修改，假设两个部门的工资都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对两个部门的生产方式，乔根森做出了假设。他认为农业生产只采用劳动力和土地，不使用资本。这样，农业部门就不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而由于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是递减的。而对于工业部门，乔根森假设它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并且可以进行资本积累。除了以上假定外，乔根森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人工的增长取决于粮食供给状况。

在以上假设之下，乔根森构建了自己的二元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农业部门的发展尤为关键。当农业发展良好，粮食供给充足时，人口快速增长，剩余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发展，资本积累随之加快，反过来也促进工业的进一步扩张，整个国民收入不断增加。而如果农业比较落后，那么非但不会有剩余劳动力，所有劳动力都会被用来进行粮食生产，工业部门会由于缺乏劳动力而萎缩。此时就会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

如果将乔根森模型和刘易斯等人的模型对比，就会发现显著的差异。在他的模型中，农业部门的发展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高度，只有农业迅速发展，才能支撑工业化。同时，在刘易斯等人的模型中，在完成二元经济的转型之前，人口都是单向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但在乔根森的模型中，这种流动就未必是单向的。如果农业部门发展不佳，那么人口由工业部门逆向流动到农业部门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尽管乔根森的这个模型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在考虑人口增长的时候，十分依赖于马尔萨斯主义的假设，但这种用新古典观点分析二元经济的尝试毫无疑问是开创性的。而从政策的角度看，乔根森模型也可以为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不少的启发。

关于生产率的研究

乔根森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关于生产率的长期研究。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其对增长问题的分析中曾提出，决定经济体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生产率的提升（在索洛的原文中，表述为技术的提升。在他的语境下，技术和生产率在很多时候是等价的）。但是，情况真是如此吗？如果生产率的提升对于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乔根森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著作《生产率与美国经济的增长》（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以及三卷本的文集《生产率》（Productivity）中。

根据一项比较早期的研究，从1948年到197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3/4应该归因于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只有1/4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对索洛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质疑。随后，乔根森又继续把对于生产率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开始探究生产率的来源。他把总体生产劳动的变动分解成了各个部门生产率的变动，以及部门之间要素再配置的影响。通过分解，他发现，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各个部门各自的生产率增长，而不是资源的再配置。

和那些浅尝辄止的学者不同，乔根森并没有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满足，而是不断深化自己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他开始和各国学者合作，进行生产率的跨国比较。例如，他曾和中国经济学家李京文、郑友敬、日本学者黑田昌裕一起进行过中、日、美的生产率比较。另一方面，他还不断进行数据建设，尤其是搜集与新经济相关的资本数据。在这个基础上，他曾经做过一系列关于新经济条件下生产率变化的测算工作。截至目前，他的相关研究还在继续推进之中。

结语

限于篇幅和精力，这里只介绍了乔根森的三个主要贡献。事实上，他在福利经济、国民经济核算、能源经济等领域都还有很多成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和朋友聊到乔根森时，我经常根据谐音，戏称他叫“呆儿·乔根深”。其实细细想来，这个戏称也是挺贴切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追求时髦不同，乔根森自出道以来就一直在做着最朴实，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其中确实透着一股“呆”劲。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他在研究上的成就确实已经是根深叶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