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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

2017-05-01 方舟子 方舟子 方舟子

(应读者要求发两篇很古老的文章)


                                  一


  最早知道已故“国学大师”钱穆的门生余英时氏揭发郭沫若著《十批判书》(以下简称《批判》)抄袭钱穆著《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一事,是两年前从丁东评论郭沫若的文章《逢场作戏的悲哀》看来的:

  “近读余英时所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初版),才知道郭老治学上的实用态度还可上溯到40年代,余书中收入一篇50年代所写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文章逐段比较了钱穆30年代所著《先秦诸子系年》和郭沫若40年代所著《十批判书》之有关部份,说明‘《十批判书》中至少有五批判(儒家八派的批判,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名辩思潮的批判,前秦法家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是基本上根据《系年》的论旨和资料而立论的,其他各篇虽然没有这样的严重,但抄袭的痕迹也处处可见。上举抄袭,不仅是资料性的,而且还是见解的;不仅是部份的、偶然的,而且还是全面的、根本的’。余英时认为,‘本来《十批判书》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批判》的用意在解释思想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明先秦诸子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变动。《系年》则以建立年代学为主,对先秦诸子进行了全面的考订。因此《十批判书》作者本可以坦坦荡荡明引《系年》,承认自己的解释是部份地根据钱先生的考证。这样做完全无损于《批判》的价值--如果真有价值的话。但他不此之图,竟出之于攘窃,这样一来,我们便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郭沫若与钱穆的历史观不同,郭对钱的研究成果,或肯定,或否定,或反其意而用之,均无不可。问题在于,一边袭用对方的成果而不宣,一边又蔑称对方‘实在是薄弱得可笑’,这就有悖于起码的学术道德了。近年中国学界强调重建学术规范,要点之一就是先说明所论专题的人有什么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再谈自己的独到发现。这些规则对郭老来说,本属ABC,小儿科,是无须讨论的常识。但不知是政治需要先于学术规范,还是浪漫性格使然,郭老连这点规矩都不讲究了。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书屋》1996年第4期)

  我当时看了,颇感惊讶,因为《批判》和《系年》二书,我都看过,却从来没有“抄袭”的印象。这两本书都是研究先秦的名著,通读过它们的人想必不少,却也从未听说过有谁——包括那些与郭分处不同政治阵营的人——揭发抄袭。郭沫若对先秦诸子的研究,主要收集在两本文集中:《批判》是侧重于评论的,《青铜时代》是侧重于考据的,而《系年》则不出考据(更确切地说是“考订”)的范围。要指控郭在研究诸子时抄袭了钱,拿同属考据的《青铜时代》和《系年》互校更近情理。余氏明知《批判》和《系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著作,却偏偏以之互校,就未免不按常理出牌了。《批判》既然是侧重评论而不重考据,在评论时就难免要综述诸子的生平,综述则又难免要大体根据定论或前人的说法,那么要从中找出与《系年》的相同之处,也并不困难。余氏如此作为,就不能不让人怀疑是否也有所谓的“实用态度”了。再考虑到以下几点,我的疑心更炽:余氏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国共对抗正激烈,郭固然是共产党这方的学术权威,钱、余却也是国民党阵营中的红人,其中有多少政治宣传的成份在?余氏是钱的门生,郭、钱当时都号称是史学大家且针锋相对,其中又有多少门派的意气之争的成份在?而且,笔者在海外多年,看过许多余氏辩论、议论文章,觉得他政治偏见很深(笔者幸好身处海外,否则余氏大概也要像封那些与之辩论的国内学人一样,封我为“大陆官方宣传人员”)、论证又蛮横无理,对他的文风实在不敢恭维,也可以说,是“不能不对他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的。

  所以,当时与人谈起此事时,我的意见是:“《批判》或许在具体的资料上有借用《系年》之处,但若说有全面的、根本的抄袭,则我无法相信。”但毕竟没有看过余氏是如何论证的,只好存疑。最近有机会借到了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96年4月第2次印刷。以下凡摘引余文均出自此书),跳过那些歌功颂德的文字,直接看《〈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和两篇跋语,看完的感想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二


  余英时氏在1991年8月为《〈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写的跋语中,推测他的揭发刺着了《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的痛处,引起了郭的反弹,如此说道:

  “《十批判书》的作者究竟读过这篇文字没有,不得而知。几年之后《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把钱先生的一切著作,特别是考据著作,骂成一钱不值。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其中第四节‘钱穆考据的剽窃和诬妄’是专骂《先秦诸子系年》的,而且处处以吹捧《十批判书》作为对照。让我抄摘其中几段,以供欣赏。”(第122页)

  摘完了以后又总结说:

  “此文特别强调《系年》是‘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但是我所引的还是属于比较‘文雅’的,至于更精彩的样板,只好请读者去通读全文了。”(第124页)

  余氏虽然在这里没有明言《钱穆和考据学》的作者是谁,但根据上下文关系,一开头就说“《十批判书》作者”,再说“此文后来收在作者的一本文集中”,摘录时又加上“不打自招”之类的按语,读者读了,哪一个会怀疑写《钱穆和考据学》的就是《十批判书》的作者?我读了以后,也觉得郭沫若未免有点恼羞成怒气急败坏了。余氏此跋的用意,不就是想通过郭的失态证明自己当初揭发得正确吗?我虽然通读过郭沫若的史学著作,却从来不知道有这回事,也只是觉得自己见闻不博、记性不佳,不疑有他。但余氏在引文时有一处用了省略号,而根据我阅读余氏多篇辩论文章后所得来的经验,他省略的部份却往往是关键之处,因此就很想知道他在摘引时究竟省略了什么。于是一头钻进了图书馆,翻遍了郭沫若文集,却还是找不到这篇文章。幸好余氏在引文时,注明了出处是“《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1-292页。原书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这是再版,但文字没有改动”,于是根据书名去找,一找就着。一看文集和文章的作者,大吃一惊,原来并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郭沫若,而是另一位历史学家、仍然健在、刚刚编完了《中国通史》的白寿彝先生!

  有没有可能是余氏记错了,把作者搞混了呢?绝无可能,因为,余氏引文时连哪版哪页都写得清清楚楚,显然是拿着书照抄的。有没有可能余氏或者编辑是因为不想让白先生“出丑”,所以才隐去作者的名字呢?也绝不无能,因为文中不仅无一处点明此作者不是《十批判书》的作者,反而从头到尾处处暗示这是《十批判书》的作者的反弹。更恶劣的是,虽然余氏自称是“我详引原文,也是为了存真”,然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作者就是郭沫若本人,在抄的时候,余氏又偷偷地做了改动。不信让我们也来一段“互校”:

  余氏引文:

  “《系年》第一三O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十批判书》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湣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英时按:这一段话似乎承认《系年》据《盐铁论》考据出了稷下的史实,则《十批判书》有关稷下的史实取自《系年》已不打自招了。)……他自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英时按:此处忽然破口大骂,也特别值得玩味。)”

  原注该引文出自《学步集》,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5页。我核对原文,是:

  “《系年》第一三O条举出一个儿说,而对于儿说即貌辩、昆辩,及《齐策》、《吕氏春秋》和《古今人表》的记载,他都没有提,还是郭沫若同志钩出来了。(原注:《十批判书》,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57页。)第七五条引《盐铁论》,说出齐湣王‘诸儒分散’,但对于稷下学风的实质说不出来。这也还是郭沫若同志在《十批判书》中的《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才把稷下的内情钩出来了。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都可以说跟先秦诸子学术没有多大关系的烦琐的废话,就更不必提起了。他自己还直嚷嚷‘丝丝入扣,朗若列眉’,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

  余氏故意略去“至于钱穆在自序中所吹嘘的其他各条”一句,使得下面的“他还直嚷嚷”一句变成了“忽然破口大骂”,以便让人“玩味”作者的恼羞成怒,这是余氏惯用手法。而为了让读者误以为该文的作者是郭沫若,余氏竟然在抄引时一概隐去原文中的“郭沫若同志”,甚至干脆改成“《十批判书》”。在另一段有关《老子》的引文中,他也如法炮制悄悄做了这样的改动:

  “〔钱穆〕曾把关于老子的考据辑为《老子辨》专书,由大华书局出版。他费了很多力气拼凑出来的论断,经不起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老聃本人,在秦以前是没有发生过问题的,无论《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以至儒家本身,都承认老聃有其人而且曾为孔子的先生。’‘《老子》其书是一个问题,老子其人又是一个问题。’(原注:《十批判书》,第155页。)话虽不多,已很可以破钱穆的‘老子不得在孔子前’的妄说。至于《老子》这书的著作年代虽不能最后确定,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显然比钱穆之说更为可信。(原注:《青铜时代》,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231-244页。)《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对钱穆是具有照妖镜的作用的,很值得在这里称引:‘道统观念很强的人如韩愈,认为老聃是道家的人们所假造出来,想借以压倒孔子的。这是为了争道统,要想维持孔子绝地通天的尊严。’(原注:《十批判书》,第156页。)这正说破了钱穆的心事。”(原注:《学步集》,北京,三联书店一九七八年版,第297页)

  我们如果仅读引文,又怎会怀疑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但是如果我们核对原文,发现“经不起轻轻一击”原作“经不起郭沫若同志轻轻一击”,“《十批判书》中说”原作“郭沫若同志说”,“但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原作“但郭沫若同志认为是战国中叶的著作”,“《十批判书》中有一段话”原作“郭沫若同志曾说了一段话”,在“很值得在这里称引”之后原来还有一个“他说”,又怎会认为这是郭沫若在自吹自擂?

  余氏后来发现了郭沫若书中的一处无关宏旨的引文小错误(把“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抄成“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是抄错还是异文,待考),如获至宝,为此又写了一篇跋语,一口咬定郭沫若不是粗心,而是公然篡改,如此评论说:“……而且还公然改易文句,正是因为自负是古史‘权威’,相信读者决不敢怀疑他的论据。即使像我这样怀疑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妄诞至此,所以两次都被瞒过了,可见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确颠扑不破。但是史料俱在,学术欺诈终究不能行之久远,我写此节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太平《览》、《记》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第130页)

  这段评语,简直就是余氏的自我批判。他自负是“著名学者”,读者会被他所布下的“为了存真”“文字没有改动”“请读者去通读全文(指《钱穆和考据学》)”之虚张声势所吓住,而决不敢怀疑他在引文时作了手脚误导读者。他的跋语已发表七、八年,《钱穆与中国文化》在大陆也出版了四、五年,不就从来没有人去查核原文吗?连我这样早就不齿余氏文风的读者,也完全想不到他竟会下作至此,一开始也被他蒙骗了!他竟然还一再援引陈垣先生的告诫“引书非亲睹不可也”、“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教训已故沫若先生和读者,套用白先生的话说,“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了”。我写到此,也忍不住要套用两句旧诗说:“寿彝《学步》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三


  我们回头再来看正文。

  让我猜得一点也不错,一篇政治宣传文章耳。文中自我辩解说:“我这篇文章有没有学术价值是另一问题,但绝不是政治宣传”(第93页),此地无银三百两罢了,若没有政治宣传的动机,又何须特地做此说明?其写法,则是比较两部著作中的十几个段落的资料引用,说明郭著对钱著的抄袭是“全面的、根本的”;而其宣传的目的,则是要“我们便不能不对他(指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了”。可惜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篇妙文的原貌了,因为文章在1954年发表后,作者自己“不喜欢”,一直没有收进各种文集中,直到1991年作者要编一部纪念钱穆的集子,才把这篇少作又翻了出来,做了改动,删去了“过份轻佻刻薄的语句”(第121页),而为了避免“刺激性”,连题目也改了,至于原来是怎样一个有刺激性的题目,是连作者自己都不好意思提了。37年前作者写作此文,其动机大约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史学权威。37年后在纪念钱穆时重提此文时,该权威早已是墙倒众人推了,其动机恐怕已经不同,主要是为了用以说明先师之高明远胜于政治和学术对手了。总之都不纯。

  《批判》和《系年》是属于完全不同的著作,这一点,余氏自己也承认。《批判》是以唯物史观说明先秦诸子流派的演变,论证社会对思想的影响,属史论性著作。而《系年》则是考据先秦诸子的生平,基本上只是罗列、堆积史料,加一点按语,属资料性著作。钱穆本人的史观,则是唯心的。如此相对的史观,如此不同的著作,竟然会存在“全面的、根本的”抄袭,真是匪夷所思。一般来说,如果作者有抄袭的恶习而又能得逞,就不会偶尔为之偿到点甜头就洗手不干,也许正是据于这一原因,余氏才要我们对郭的“一切学术论著都保持怀疑的态度”,大有发起一个全面清算郭的抄袭行为的群众运动之势,可是四十多年过去了,除了余氏的这篇文章,又何曾有人揭发郭的其他抄袭行为?也许这才是余氏对自己的文章不满意的真正原因?

  《系年》毫无疑问是一部研究先秦诸子生平的重要著作,其价值主要在于是一部有关先秦诸子生平的“史料大全”,也不断地补充进去新发现的史料,同时的人,要找到该书所不收的史料,是很难的,所以,一部研究诸子的著作,所引用的史料如果也见于《系年》,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郭自己在《批判》的后记中说他一篇论文的写作的起因,乃是读了《系年》后而要加以批驳,他当然是仔细读过《系年》的了,《批判》中批驳《系年》之处也非常多,当然也不可能事事作对,见解相同的也不少。有的史料,或者是从《系年》得知,有的见解,或者是从《系年》受到启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郭在《批判》后记中介绍其写作《批判》和《青铜时代》的经过:“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十批判书》,群益出版社1950年3月版第475页。按:这是余氏用于互校的版本,故用之。以下凡引用郭文,若未特别注明,均出自此书)如果我们读过《批判》和《青铜时代》,就知道作者所言不虚,特别是以考古学和文字学为据,更是作者的特色,而《系年》的资料,基本不出文献学的范围,即使郭抄袭《系年》,也仅限于文献史料这一方面,又哪来的“全面的、根本的”?余氏文风之轻佻,还不只这一点。郭在后记中,不过是说读了《系年》的公孙尼子一节,觉得“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对《系年》全书如何,当时并无评论,而余氏一面承认公孙尼子只是全书附录的一条,一面却又想当然地以为郭是对《系年》全书故示不屑,则未免为袒护师门而神经过敏了。但如果我们去读《系年》自序,也会觉得余氏之神经过敏也是事出有因。钱穆在自序中自我吹嘘说:“余之此书,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岁。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中则首尾皆应。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此差胜于昔人者一也。”(《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1994年版第21页。以下凡引钱文均出自此书)如此海口,也难怪钱门弟子一见有人驳其一子有错,就觉得是全书皆错,便要如常山之蛇首尾相应了。

  余氏的论证逻辑是,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和结论都与《系年》相同,自然是从资料到见解都抄袭,而如果《批判》所引的史料相同而见解有异,则是抄袭资料而“故示立异”(第99页)、“攘为己有,然后加以推演和穿凿”(第104页)。如果二书所引史料的引文相同,自然是抄袭,如果引文有异,那也是“欲盖弥彰”(第101页)、“〔引文〕虽稍长,但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第130页)。连《批判》在批驳《系年》的见解时,不指名道姓而以“近时学者”、“有人”暗指,余氏也不认为是在给其恩师留面子,而是故意隐去其名以掩饰抄袭了(其实《批判》中的“近时学者”并不专指钱穆,见后),我就不明白,果真如此,何不把焚尸灭迹做得彻底点,在后记中也不提及自己读过《系年》?真是一旦认定了你是贼,怎么看怎么都像是贼了。

  余氏在论证时,又不断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余氏自己承认“一般典籍《史记》、《战国策》之类,为大家所常用,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其是抄袭。”(第112页),然而他所举的例子,却几乎全都是属于这种常见典籍,而且毫无根据地断言“其为阅《系年》后所查,实无疑问。”(第105页)、“亦皆转引自《系年》,或因《系年》之指示而引用者。”(第106页)、“所用资料亦全依《系年》的线索”(第108页)。诸子事迹的史料本来就很缺乏,某人某事的史料大家反复引用的也不过那几条,前人已做过大量的挖掘工作,史家都不会陌生,并不是事事都是钱穆的发现。然而,在余氏的笔下,郭沫若却成了连《史记》、《战国策》、《孟子》、《荀子》、《韩非子》这些名著都未熟读的不学无术、欺世盗名之辈,事事都需要捧着《系年》按图索骥,回头再从这些名著摘引史料了。幸好郭的著述不只《批判》一书。他著述极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甲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等名著,洋洋洒洒旁征博引,不知又是拿了谁的著作按图索骥的?郭首先是一个古文字学家,需要对先秦文献极熟,记性又极好,郭之才学既然被余氏说得如此不堪,他又是怎么当的古文字学家?更不用说是公认的“堂堂堂堂,郭董罗王”(陈子展语)四堂中的一大家了。

  余氏自己也知道“即使所引资料相同,亦难定是抄袭”,所以还要证明论断也是抄袭才算是铁证。我前面已说过,郭、钱二人史观大相径庭,二书宗旨也大异其趣,论断是绝无可能是“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余氏自己就举了几个《批判》批驳《系年》的结论的例子,白先生也举过这样的例子说明《批判》比《系年》高明。那么余氏所举的那些他认为属于连论断也抄袭的例子呢,我看可分为三类:

  一、余氏以为二书见解完全相同的,其实有所不同。

  余氏自称他揭露郭沫若抄袭所用的方法是“排比联络,一以贯之”,其实是抄《批判》一、两段,再抄《系年》一、两段,不详加分析,就下抄袭的断言,颇有点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意思。我们且举“漆雕开”一条为例。余氏在分别抄了两书后,诘问道:

  “试看《十批判书》作者除了把《系年》中的资料做了一番‘新’的排列之外,曾经增加过半分新的资料吗?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分别袭用了钱先生的几项结论外又几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吗?这样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第96页)

  其实两书所引史料排列次序不同、引文详略有异,“这样的抄袭”并不是一望而知的。读者如果看到先秦古文就头疼、不愿仔细比较两书引文而被余氏的气势所吓住,那是很容易接受其断言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一点,一句一句地比较下去,即使手头无原文可对照,仅就余氏所引而言,就会发现《批判》并非没有增加半分新的资料,也并非不曾有过丝毫自己的意见,“形与刑通”、“盖启攵原作启,与后字形近。抄书者于字旁注以启攵字,及启攵刊入正文,而则启误为后,更转为后也。”、“这一派既尚勇任气,藐视权威,自然是有遭受‘刑残’的充份可能。”、“孟子又说:‘北宫黝似子夏’,大约这位北宫黝也就是漆雕氏的后学,是一位儒家了。”这几点,就都是《系年》所无的资料、意见。而如果我们熟悉余氏的文风,知道他引文省略的部份往往倒是关键之处,去查核原文,把那些省略处给补全,就会发现《批判》的新资料、新见解就更多了。比如在此处,《批判》有几句要读者特别注意的话:

  “尤可注意的,初期儒家里面也有这样一个近于任侠的别派而为墨家所反对。近时学者,每以为侠出于墨,或墨即是侠,有此一事也就是强有力的一个反证。任侠之轻死虽有类于墨氏的‘赴火蹈刀’,但他们的反抗权威却和墨家的‘尚同’根本相反,我们是须得注意的。”(第86页)

  作者一连说了两个“注意”,余氏却偏偏用省略号代替这一段,原因很简单:这是《系年》所无的新见解。至于《系年》中所引而《批判》未引的史料,余氏自然也是以省略号代替了。就这样,把不同之处剔除(还剔得不那么干净),而把相同之处列出,然后指出这是重新排列过的抄袭,用这样的论证法,自然可以证明任何两部相同题材的书抄袭!《批判》中举“漆雕形残”这一条,本来是用来说明“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第87页),这样的意见,又岂是《系年》所能有的?

  又,余氏说《批判》涉及当代学者的意见时,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都是指名道姓的,唯有对于钱,即使在反驳时也故意隐去他的名字,而称为“有人”、“近时学者”等,“这正是作者有意攫取《系年》的研究成果为己有的证据。”(第118页)但我们上引这一条,却正好有一个“近时学者”,不知何指(可能是指郭研究墨子的朋友杜守素),却不会是钱,足可见余氏的这一“证据”是多么薄弱得可笑了。也许这是他省略这段引文的另一原因?

  二、二书都袭用前人说法。

  比如“不韦非始皇之父”条,《系年》已自己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前人已有这种说法,其论证就是把这几个例子列在一起而已,而余氏却仍把这当成《系年》的发现,《批判》也这么说,自然也就成了抄袭了,而且还是最严重的抄袭:“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恰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第112页)《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钱在《系年》自序中说:“盖卷首考订孔子行事,前贤论者已详,折衷取舍,择善而从,其为己说者最鲜。”(第48页)但我们翻检考订孔门的第一卷(占全书五分之一),又何尝一一注明哪条史料、哪点论述是从哪位前贤那里得来的?

  三、属于常识判断。

  比如,“荀子年十五之齐”条,不过是《批判》中的一个小注(余氏连这种不起眼的注解都不放过,搜刮“罪证”到了这种地步!)。《批判》在正文中说荀子“十五游学于齐”,小注说“此据《风俗通·窃通篇》,‘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史记·荀传》及刘向《序录》作‘五十’。荀子晚年及见李斯相秦,‘五十’失之过早。且‘五十’不得言‘游学’矣。”(第218页)《系年》也断定该是十五,但它列举的三条理由,说的都是“五十不得言游学”,并未提到“五十失之过早”,然而余氏仍然断言郭抄袭:“在这一条中,《十批判书》作者不过约钱氏的考证原文为足注而已”(第99页)。其实这该是根据常识就可以得出的相同结论,都说“十五”是正常的,如果有主张“五十”的倒有趣了,虽然胡适曾如此主张,但学界向来很少有人赞同的(见孔繁《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2页)。其实远在钱之前,南宋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就已指出《史记》所说荀子“年五十”为“年十五”之误,《系年》对晁只字不提,按余氏的标准,是不是也属抄袭?

  我不由想起了另一件“抄袭”公案。在二十年代陈源曾指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如此回答道:“自然,大致是不能不同的,例如他说汉后有唐,唐后有宋,我也这样说,因为都以中国史实为‘蓝本’。我无法‘捏造得新奇’……”(《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0页)余氏对郭的抄袭指责,其实也大体属于“汉后有唐,唐后有宋”之类。

  美国法庭,在认定抄袭时,使用一条铁证:原作有技术性错误的地方(比如引文错误、错别字等),抄袭者也一一跟着犯错。以至有些辞典、目录的出版商,故意留几个无关紧要的、不起眼的小错误,以便用做指控别人抄袭的铁证。然而,统观余氏全文,可曾举出过哪怕是一个这样的铁证?没有,一个也没有!反倒是《批判》对史料的摘引,往往更完整也更准确。比如在“漆雕开”这一条,二书同引王充《论衡·本性篇》,《批判》不仅摘录较完整,而且在“如此则性各有阴阳善恶,在所养焉,故世子作养书一篇。”一句引文无误(据黄晖撰《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月2月版第133页),《系年》按余文所引,则漏了“在所养焉”(第95页。查新近出的《钱宾四先生全集》,这个错漏已改正。)余氏自以为是最重要的铁证的、为此又写了一篇长长的跋语的,却偏偏是《系年》引文正确,而《批判》引文有误(即前面第二节提到的“外有学堂”一句)。按常理,这该是《批判》未照抄《系年》的铁证,然而余氏不仅仍然诬之为“《系年》所引不误,《十批判书》抄《系年》时才出现了异文”,而且更进一步推断“这恐怕是他有意无意之间企图掩饰抄袭之迹,而不能完全归之于抄袭时的匆忙和粗心了”,乃至义愤填膺地斥责郭“公然改易文句”(第130页)。为了打倒政治、学术对手,“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郭语,第506页)


                 四


  前面提到,白寿彝先生在1961年写了《钱穆和考据学》一文,其中有一段是指责钱穆的《系年》剽窃的:

  “首先,应该指出来的,是钱穆在书(按:指《系年》)里所表现的剽窃行为。他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为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的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他的第一个明证,是说田齐的世系,《纪年》比《史记》多了悼子及侯剡两代,跟《庄子》、《鬼谷子》、《孟子》、《国策》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四的。第二个明证是说《史记》误把梁惠王的后元年作为梁襄王元年,少算了十六年,不如《纪年》所记与《孟子》、《吕览》诸书相符。这是已见于《义证》卷三十九的。其他三个明证,或指出《史记》所记魏文侯、魏武侯的年数短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史记》所记魏迁都大梁的年代迟了二十二年,或指出各国称王前后之与《史记》不同,这也都分别见于《义证》卷三十四、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九。这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学步集》,三联书店1978年5月版第291页)

  余氏在跋语中也大略引了这段话,只不过略去了中间的举证,并且想让读者误以为这是郭沫若自己所写。就算是郭沫若自己写了让白先生发表反唇相讥的吧,那也是钱门弟子奉师命(余氏跋语中自述:“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第121页))用了不知怎样的“过份轻佻刻薄”的话去招惹人家的,怪得了谁呢?

  如果白先生所言不虚,那么钱穆在抄袭一事上并不比郭好多少,甚至还更加恶劣。读者应该是最有兴趣知道余氏是如何辩解的,然而余氏却不愿为恩师辩护了:

  “我想我毋需为《先秦诸子系年》说任何辩护的话。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中国学术界对《系年》的评价大致可以陈寅恪和杨树达的私下议论为代表。这已引在本书所收《一生为故国招魂》文中。至于今天大陆非官方的学术界对《系年》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增定本(香港大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已在大陆上重印流传多年了。”(第125页)

  两位学者的私下议论竟然可以用来代表学术界的评价,也是一奇。查《一生为故国招魂》一文,不过是杨树达在日记中记了陈寅恪私下赞扬《系年》,而所赞的也不过是以《竹书纪年》校《史记》这一条:“寅恪言钱宾四(穆)《诸子系年》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很多,至可佩服。”(第26页)而根据白先生的揭发,这是抄袭来的,果真如此,陈之赞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根据余氏的逻辑,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说:“我想我毋需为《十批判书》辩护。该书在抗战期间发表时就轰动学界,公开的、私下的好评如潮。至于今天海内外学术界对《十批判书》的看法,我只想指出一项事实,即它的不少提法,仍然被普遍接受。”

  其实,《系年》纵有剽窃《竹书纪年义证》等书处,并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批判》纵有掩袭《系年》处,也不能就因此全盘否认其价值。但余氏是根本不懂得这点逻辑的。他在37年间所徒劳地从事的,就是想据此全盘否认《批判》的价值,再全盘抹煞郭沫若的一切学术成果。


                 五


  现在国内知识界提倡知识分子要有独立的人格,郭沫若是被当做反面的典型来批判的,而鲁迅则是做为正面的形像来颂扬的。但郭沫若在建国前还可算是特立独行之人,而鲁迅先生有幸未能活到建国之后,将二人比较,实在是有点不伦不类(先生若得长寿,依我看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象梁漱溟那样闭门谢客,如果能得毛的容忍的话)。在近代学者中,鲁迅的人格固然是最近乎完美的,但也不必想当然地美化,以之为圣人似的参照系。比如前引丁东所言:“这种失误,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这种比较就属于想当然。前面提到的鲁迅“抄袭”案,鲁迅自己曾经辩解说:“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鲁迅全集》第三卷第229页)但我们查看《中国小说史略》本文,却并未提及盐谷氏,自然也是属于丁东所说的失误,又怎能说“在鲁迅先生身上是绝对找不到的”?其实这是当时文坛的风气,不独鲁、郭二人如此。社会科学成果的独创性,本来就不象自然科学那样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意无意之间,也就会漏掉了提及出处,古今中外都如此。几年前因为马丁·路德·金的博士论文被发现用了别人的成果而未注明,美国学界也有人说他剽窃。我们不应该对郭沫若就特别地求全责备。

  沫若先生文史全才,一代宗师,生前声势显赫,却大概过于相信“党和人民”的结论,没有替自己身后的名声谋划,既不屑于编写《国史大纲》之类的官定教科书让自己桃李满天下(郭在1947年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的后记中说:“我也起过这样的雄心,想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古代史》,把社会分析、思想批判等,通统包括在里面。但这项工作我没有着手,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着手。我自己的兴趣是在追求,只想把没有知道的东西弄得使自己知道。知道了,一旦写出过,我便不想再写了。这是我的一个毛病,也许就是浪漫的性格。像编教科书那样的古典风味,我自己很缺乏。”(《沫若文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18页),又没有开坛办学刻意培养抬轿的弟子门生,死后被人如此清算作贱,竟未见到多少替他说公道话的,世态之炎凉,真令人寒心。

  文史全才代不乏人。但近代以来,在文史两领域都有郭沫若那样的天才,都做出了开拓性、多方面的成就的,却几乎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作文需要热烈的性情,治史需要冷静的品格,文史皆通者,也就难免要时时遭受双重人格的痛苦。郭沫若生前贵为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大权在握,树大招风,但人们现在所清算的却不过是他的言论,并没有听说有什么恶行劣迹。他在文革期间痛失二子,也并不比别人幸运。他的那些令人不齿的言论,究竟有多少属于真心实意?多少属于逢场作戏?多少属于公事公办?又有多少属于违心被迫?他在六十年代初领导批判“资产阶级史学”运动,对陈寅恪何其霸道;但就在同时,一脱下官袍以史家面目出现的时候,对陈寅恪又何其尊崇:“陈寅恪的高度的评价使我感受到高度的惊讶。我没有想出:那样渊博的、在我们看来是雅人深致的老诗人却那样欣赏弹词,更那样欣赏《再生缘》,而我们这些素来宣扬人民文学的人,却把《再生缘》这样一部书,完全忽视了。于是我以补课的心情,来开始了《再生缘》的阅读。”(《序〈再生缘〉前十七卷校订本》,写于1961年。《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2月版第920页)同一时间内如此相反的言论,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的?他在1971年出版的《李白与杜甫》中如此写道:

  “象这样诗友、酒友、道友,有的退隐,有的贬谪,有的受害,李白自己也有意离开,只是时期有早迟罢了。

  然而李白的心境始终存在着矛盾。他一方面明明知道朝廷不用他;但另一方面他始终眷念着朝廷。他有《鲁中送二从弟赴举之西京》诗,一开首就有这样的四句:

  鲁客向西笑,君门若梦中;霜凋逐臣发,日忆明光宫。”(《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45页)

  我们是不是多多少少可以从这些话中一窥郭沫若晚年的心境?

  即使众口一词认定郭沫若缺德无行,也不必一概否认其才其学其识,步海外别有用心者的后尘怀疑、抹杀他的一切学术成果。尤其是宣扬独立人格者,更应该注意不要意气用事,人云亦云,不加辨析地相信人言。郭沫若在1950年为《十批判书》写的后记中,如此反击别人的批判道:

  “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是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第506页)

  这话,简直就像是对现在的“反思”者说的。在反思、批判郭沫若之前,不妨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已把郭沫若的著作先作了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郭沫若?还是只不过意气用事,“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恺,敌忾而且很强”?


[注]针对本文第二节的内容,复旦大学中文系傅杰后来曾撰文说,《〈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收入台湾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一书时均直书郭沫若、白寿彝之名,对《钱穆和考据学》一文的引文也准确无误;只是收入《钱穆与中国文化》时才由出版社做了删改。至于余英时本人是否事先同意这样的删改,傅文未提。如果是出版社擅动,则窜改引文误导读者的责任自然不由余英时来负。这是一个小插曲,不涉及对《互校记》正文的批评,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都没有影响。


1999年4月12日


        余英时篡改引文诬陷郭沫若的铁证


  余英时在《〈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一文中,列举了十二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证据”,其中最后一条“吕不韦与秦始皇”,他认为是“最严重的抄袭”。这一条原引文甚长,这里只摘录与问题有关的部份。余氏对我这样的摘录一定是满意的,因为这更可以突显二书之间的“惊人的相似”。

  余氏摘录的《十批判书》云:“……明时的汤聘尹认为是‘战国好事者为之’(史稗)……例如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便有两种说法。……”

  余氏摘录的《先秦诸子系年》云:“……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又明汤聘尹史稗辨之曰……”

  余氏得出结论说:“更明显的是《系年》援据汤聘尹的《史稗》以及王世贞的《读书后记》两说,而《十批判书》也恰好同引此两书,这便决不是‘巧合’了。” (以上摘自《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第109,110,112页。亦见《犹记风吹水上鳞》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119,120,122页。)

  在余氏所举的所有“抄袭”证据中,这是唯一有说服力的一条。《史稗》和《读书后记》都是罕见书,《十批》和《系年》又都引用了,确实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巧合。在写作《郭沫若抄袭钱穆了吗?》一文时,我只挑了余氏所举“证据”中有代表性的几条加以批驳,对唯一有说服力的这条也不好意思绕过,但批驳起来最感困难,所以我只能采用开脱式的辩解:“《史稗》和《读书后记》的确不算是常见文献,但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博学如郭沫若者就没先看过,当然也许真的是从《系年》知道这两条文献的。然而,从别人的著作中获悉了自己不知的史料,是不是一定要注明发现过程?不注,是否就算抄袭?如果这也算是抄袭的话,许多史家也都要顶这项罪名了,谁敢保证自己引用的史料都是自己首先发现的,而不是从别的著作辗转得来的?钱穆自己就那么清白?”说实话,我当时是倾向于认为郭沫若的确是从《系年》一书中转引了这两条的,当然,转引不等于抄袭,仅仅一个有说服力的证据也构不成“全面的、根本的抄袭。”但究竟是郭沫若自己的独立发现还是转引自钱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这还得感谢那位骂我“无知”的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傅杰,从他的谩骂中我知道在《中国史研究》上有一篇批驳余氏谬论的论文。我翻检出了登在1996年第3期上的翟清福、耿清珩二先生的文章《一桩学术公案的真相──评余英时〈《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它批驳余氏的第一点,恰恰就是“吕不韦与秦始皇”这一条。

  翟、耿二先生说,他们开始也认为郭沫若这两条材料有可能是从《系年》转引的。但是经过查对文献,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原因说穿了不值半分钱:郭、钱二人其实都是从一本常见书──清人梁玉绳的《史记志疑》转引这两条材料的,而且转引的时候都出了错。如果都错得一样,倒也算是抄袭的证据,可惜错得不一样。在《史记志疑》中有这么一段话:“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正确的标点应该是“王世贞《读书后》辨之曰”。郭、钱二人大概都未读过王世贞的这本书,不知道《读书后》这么个较为奇怪的书名。郭沫若顺手给加上了个“记”字,书名成了《读书后记》。而钱穆呢,则把后面的“辨”字当成了书名的一部份,在他的笔下,这本书成了《读书后辨》。

  当余氏互校《十批》和《系年》校到此处,当然发现郭、钱二人对王世贞著作的叫法不同,若让读者发现了这个不同,这条抄袭的“铁证”也就泡汤了。怎么办?偷偷地改!余氏想必也没读过王世贞这本书,也不知道正确的书名是《读书后》。将《读书后记》和《读书后辨》这两个名称比较,看来前一个更象是书名。于是余氏竟然让他的老师钱穆倒过来抄袭郭沫若,把《系年》原文中的“《读书后辨》”改成了“《读书后记》”,以与《十批》相一致。于是在余氏的笔下,《系年》的这一条便成了: 

  “王世贞《读书后记》辨之曰”

  而余氏自己评论时,也用的是《读书后记》这一继承自郭沫若的错误,可见绝不能怪给“手民误植”。余氏注明这一条引自《系年》原版第453页,可惜,在《系年》原版中并没有欺师灭祖的这一条“读书后记”。不知这是余氏蒙着老师的犯上作乱呢,还是老师虽然知道而忘了与之配合,在《系年》所有版本中,包括原版、增订版和最新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在此处都令人尴尬地写着:

  “王世贞《读书后辨》说之曰”(《钱宾四先生全集》第五卷第567页)

  在全集该卷的书名索引中,也明明白白写的是《读书后辨》,而没有《读书后记》,当然也没有正确的《读书后》。至此,余氏故意偷偷篡改引文误导读者以诬陷郭沫若的企图也就昭然若揭了。料想他本人也是不信郭沫若抄袭钱穆的,否则何须如此下作?在答复傅杰的文中,我才答应可以为余氏摘掉“篡改引文误导读者”的帽子,现在只好再给他戴了回去,而这回要再摘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已比较过台北版和上海远东版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对此引文的篡改一模一样,上海远东出版社学术集林丛书的编委这回没有机会来顶替余氏戴帽。

  我本是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出身,知道科研的第一道德是诚实:你也许可以在生活中不诚实,却绝对不能在科研中不诚实。伪造数据是科学研究中的最大犯罪,被抓获者都可能丧失了从事科研的资格。我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故意篡改引文,也是相当于伪造数据的,一被抓获,即使不至于丧失了研究的资格,却不能不让人对其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切成果表示怀疑。至少,如果我以后再读到余氏的论文,对其中的引文,如果不亲自去查证,是不会再轻易相信的了。余氏自诩信奉陈垣论考寻史源的两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实诳汝”,那确实是推己及人的经验之谈。书到此,虽然傅杰嘲笑我学余氏套用旧诗是“拙劣的句型练习”,却也忍不住还要再套用一下: 

  《系年》、《批判》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 

 

1999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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