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道周之死

（最近发现我的这篇文章被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唐郡漳浦》盗用，还把作者署名改成“车前子”。我的文章被盗用出版的不少见，连作者署名也改的则是头一回见到，乃是家乡出版社的创举。福建的出版业落后不是没有原因的。）

    对于凡夫俗子来说，死是生命自然的终结；而对于圣贤豪杰，死则是人格最后的完成。这样的完成，可以静美如秋叶，更可以绚烂如春花，而在山河破碎之时，则只能壮丽如夕阳了。

    当年轻的黄道周把自己锁在福建铜山（今属东山县）孤岛上一座小小的石室刻苦攻读，立志当圣贤的时候，也曾经推演周易预卜自己的结局，据说准确地推算出自己将死于62岁这一年。而这将是怎样的一个完成啊！

　　　　　　　　　　　　　　　一、出关

    圣贤的传统道路，是治国平天下。但如果我们翻开黄道周的履历表，就会发现他这条路走得极为艰难，以闽人的固执，身处大厦将倾的末世，毫无成功的可能。自从天启二年（1622年）中了进士以后，因为几次上疏奏事为倒霉的大臣求情，自己也跟着倒霉，屡调屡降，其中有几年还被斥为民。崇祯十一年（1638年），因为弹劾大学士杨嗣昌，当面顶撞皇帝，被连贬六级赶出京城，到江西按察司当小小的照磨。过了两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在评价所部官员时，偏偏对黄道周推崇备至。崇祯皇帝闻言大怒，说他们两个以党邪乱政，削了解学龙的学籍，把黄道周逮进刑部要求处死。如果黄道周就这么死了，不过是崇祯皇帝所随意屠戮的无数大臣中毫不起眼的一个，至多留下个忠谏的声名。幸好刑部尚书敢于抗旨，争辩说只有封疆或贪酷大臣才能以党邪乱政论死，以言论得罪，最多只能判处充军。审了两年，最后是判处黄道周永戍广西。还没走到广西，圣旨又下来了，皇恩浩荡，赦免复官。但是黄道周已不再做治国平天下的梦了，一获赦免，便告老还乡，在龙海邺侯山背山临江盖了一座邺山讲堂开坛讲学。这时候，他已是公认的儒林领袖、一代宗师，被时人推崇为“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内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徐霞客语），全国各地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门前的九龙江，号称因此有千帆相竞。重返家乡这一年，他已58岁了，他的打算，就是以传道授业了此残生了。

    然而大明的气数已经玩完。崇祯十七年（1644年），崇祯帝吊死在煤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放进清兵，大明的国土很快只剩下了半壁江山，国难当头，黄道周的官运却忽然好了起来。福王在南京即位后（即弘光帝），马上下了诏书，命他赴南京担任吏部左侍郎。

    弘光帝的任命下来，黄道周本来不打算去赴任，但当政的马士英派人逼迫：“先生德高望重，不出来作官，是打算跟随史可法拥立潞王吗？”在此之前，大臣们对该拥立福王还是潞王分成两派。以与崇祯血缘的亲疏而论，应该立福王，但此人臭名昭著，不可为人君，以史可法为首的朝中大臣都宁愿立亲缘较远名声却较好的潞王，还在犹豫不决，手握重兵的马士英抢先立了福王，乘机把朝柄捏在手中，而把史可法赶到了扬州前线。黄道周之所以不愿出山，正是不愿去给这些人当花瓶。但福王这一派的人，也不会把他留给其他藩王，软硬兼施之下，他也就只好上南京去了。到了南京，就被升为礼部尚书，地位不可谓不崇高，却仍然是摆设。弘光小朝廷，只在醉生梦死中残存了一年，当多铎的铁骑杀到南京来的时候，如果黄道周人在朝廷，绝无可能跟从钱谦益冒着大雨跪在城门口恭迎清兵，自然只有一死殉国，那样也不过是南京陷落时自杀的大臣中的一个。但上苍却不愿这么快就把他赶下悲壮的历史舞台，南京陷落的时候他恰好被派到浙江祭奠禹陵，无意中又躲过了一劫。

    弘光小朝廷一倒，黄道周平天下之心却更炽了。先是准备去跟随潞王，不料潞王才监国三日，就向清兵投降。然后是唐王监国，被郑芝龙、郑鸿逵兄弟拥戴着往福建跑。黄道周深知福建的地势易防守难出击，一进了福建，最多是关起门来当小朝廷，万难恢复故土。而且当时的福建乃是郑家的天下，去了那里，就是去当傀儡了。他写了一封信劝阻唐王入闽，信还没寄到，唐王已过了仙霞岭进了福建了。黄道周只好也回了福建，打算走小路回漳浦老家去，在半道上被唐王派人截了下来，迎到福州。唐王也在福州正式登基，即隆武帝。

    隆武帝是读书人，读书人大都敬重黄道周，他也的确要重用黄道周，封官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的尚书，成了宰相了。但战时的宰相并不值钱，兵食大权都掌握在郑芝龙手里，不仅黄道周动用不了，连隆武帝也动用不了，君臣相见，对此只有相对而泣。

    这时候清廷已下了剃发令，为此在江南制造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屠城惨案。江南人民一面奋起反抗，一面向隆武朝廷求援。但郑芝龙却不准备发一兵一卒。他的人生哲学很简单，当年他当海盗大王，明廷招降了他，给他高官厚禄，以后清兵来了，再投降就是了，还会有高官厚禄的。而黄道周名为兵部尚书，却调动不了一兵一卒，只能到家乡发动子弟兵了。隆武帝无法给黄道周一件武器，一分军饷，一担军粮，他给黄道周的，只有几百张空白文书。黄道周就带着这几百张空白文书上了路，每到一地，就用它来写奖状，谁参了军，就送一张亲笔书写的奖状，最后竟然也给他拉起了一支几千人的队伍，筹到了一个月的兵粮。

    隆武元年（1645年）九月十九日，这支以锄头扁担为武器的“扁担兵”，这支只有不到十匹马、只带了一月兵粮的乌合之众，这支完全靠忠义之气纠结起来的家乡子弟兵，在一位毫无作战经验的文人率领下，浩浩荡荡开出了分水关，永别了家乡，去跟凶残的征服者做最后的决战。

    当蔡夫人在家中听到丈夫出关的消息，长叹一声：“哪有将在内相在外而能成大事的？道周死得其所了！”

　　　　　　　　　　　　　　　　二、决战

    黄道周出关后，又一路招募新兵，江西的义师也都赶来汇合，加起来有上万人。十月初抵达广信（今上饶），一进了广信就开坛讲学，借机募捐，又筹到了三个月的兵粮。几天之后，分兵三路，向清兵发起了进攻，一路向西攻抚州（今临川），另外两路北上分别攻婺源和休宁。

    这是一场在军事史上没有留下任何影响的决战。《明史》的编撰者甚至不承认这是一场决战，对整场战役的叙述只有十九个字：“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仿佛是稀里糊涂在路上碰上了清兵而被收拾了的。

    这是一场任何军事分析家都会嗤之以鼻的决战。黄道周所面对的，并不是八旗子弟，而是洪承畴的队伍。这支以前大明最精锐的部队，掉转刀口杀向自己的族人时，一点也不比八旗子弟逊色。一方是没有受过任何军事训练的乌合之众，一方是身经百战、横扫大半个中国的劲旅，其结果如何，还没开战就已决定了。

    但是我们还能指望有更精彩的对垒吗？几个月前几十万南京守军不战而降，现在又有几十万正规军龟缩在关内准备几个月后不战而降，保家卫国的责任被推卸到了平民百姓肩上，这与其说是患得患失的两军交战，不如说是义无反顾的垂死反抗。

    婺源离得最近，这一路首先战败，随后休宁、抚州之师也被击溃，这么一来，连广信也守不住了。向朝廷求援吧，请兵不至，请饷不给，黄道周召集诸将计议：与其坐而待毙，不如倾巢而出做一决战，不能让清兵笑中国无人！婺源县令本是黄道周的门人，这时捎来一信说愿意弃暗投明当内应，不管是真是假，就再打一次婺源吧。

    十二月六日，黄道周亲率部队向婺源进发，走到了童家坊，闻报说前面的乐平已陷落了，下一个就该轮到广信了。广信的士民要求回去保卫家乡，黄道周就让他们回去，自己带着门人们和乐平、德兴两县的乡勇千余人，继续前进。二十四日，抵达明堂里，深入谷中，遭遇到了埋伏在那里的清兵。参将高万容不受节度，率兵往山上逃去，全军崩溃。黄道周把招征印交给中书陈骏，命他突围逃回，自己留下继续督战，直到兵尽矢穷，被俘。被俘之前他曾想自刎，被门人、兵部主事赵士超所制止：“这里离南京不远，不如等一下死在太祖高皇帝身旁！”

    这一等，就意味着要到狱中去遭受更重大的痛苦和更严酷的考验。

　　　　　　　　　　　　　　　三、成仁

    黄道周落到了徽州守将张天禄的手里。张天禄如获至宝，他知道，擒获一名以忠义闻名的人，要比攻下数十州郡更能博得洪承畴的欢心。大概，在洪承畴看来，如果能够劝得忠义之人投降，就可以减轻自己叛国投敌的耻辱吧。

    黄道周被客客气气送到了南京。狱中的生活似乎和平时也没有什么两样，继续著书立说，跟门人讲习吟咏如常。每天来探望他的人非常多，有的是来求教的，他就在狱中开了讲堂；有的是来求字的，他也是有求必应。黄道周是明末首屈一指的大书法家，与倪云璐、王铎并称晚明三大家，三个人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倪在李自成攻陷京师时自缢而死，王投靠清廷，官至礼部尚书。黄道周的书法是其人格的完美体现，“他的真书，如断崖峭壁，土花斑驳；他的草书，如急湍下流，被咽危石”（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其行草大字，更以“险怪”而为世所重。此时南京士人都知道他来日无多，争相向他索书，得到了就当成宝贝收藏起来。以后的两百多年，清代的书法界极少有人敢于提到他，却也并不妨碍其书画在民间的辗转流传，至今仍有许多作品存世。

    清廷对黄道周如此客气，固然是敬重其儒林一代宗师的身份，更重要的，是抱着感化、劝降的用心。洪承畴亲自出马劝降，黄道周先是装聋作哑，根本不认这位同乡的老朋友：“洪承畴？早就在松山战死了，先帝赐祭九坛，带领百官亲自哭临，怎么还会活着？一定是无赖小人冒充的。”继而送给他一幅藏了史可法、洪（皇）承畴名字的对联：

    史笔传芳，未能平虏忠可法。

    皇恩浩荡，不思报国反成仇。

    洪承畴又羞又愧，给清帝上疏，请求免黄道周一死：“道周清节夙学，负有重望，今罪在不赦，而臣察江南人情，无不怜悯痛惜道周者。伏望皇上赦其重罪，待以不死。”但摄政王多尔衮忌惮的正是这“负有重望”，“江南人情”，下令尽快处决。

    处决令下来的时候，黄道周已经绝食十二日了。他刚被俘的时候，蔡夫人即派人送来书信：“忠臣有国无家，勿内顾。”这时候也用不着寄家书去告知死期了，只在门人赖继谨的家书后面，添了十六个字：“蹈仁不死，履险如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

    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五日即是刑期。黄道周盥洗更衣完毕，对仆人说：“以前某人曾向我索字画，我答应了的，不能食言。”命铺纸和墨，先作小楷，然后改用行书，纸太长，写不完，以大字完成。又命铺纸，做水墨大画两幅，画一幅残山剩水，再画一幅长松怪石。画完，从从容容写上题识，加盖印章，然后出门就刑。

    黄道周被押到了东华门，想起孝陵就在附近，又见到一块福建门牌，就走到牌下，指着“福建”两字说：“我君在焉，我亲在焉，死于此可也。”向着南方——家乡的方向——再拜，不愿再往前走。监刑官只好命令在门牌下施刑。门人蔡春落、赖继谨、赵士超和毛玉洁从后面赶上来告别：“老师先走一步了，我们马上就来跟老师的魂魄汇合。”四人在同一天被杀，合称黄门四君子。

    随从请黄道周给家眷留几句遗言，黄道周撕裂衣衿，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了最后一幅大字：

    “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

    一百年后，他所抗拒的征服者的皇帝乾隆推崇他为古今完人。

199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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