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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驻场富士康,流水线青年的自救

腾讯科技 201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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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财经十一人(ID:caijingEleven)

作者 / 王凤

编辑 / 谢丽容

《财经》杂志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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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机器人干掉了工人,还是工人自己干掉了自己?


2011年,中专毕业的何超在同学的劝说下进了富士康。他欠这个同学3000块钱,但当时富士康名声很臭,“14连跳”余波未平,何超打算只干两个月就走人,把钱还了,再挣点生活费。


他没想到自己一干就8年。8年前的国脸变成了大圆脸,青葱少年变成了油腻大叔,小目标从还3000块变成了今年赚50万。


底气这么足的原因是,除了工资,他还有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给东家招工。每推荐一名员工,他就能够拿到一笔奖金,奖金数额视不同部门而定。他在快手平台有1.9万粉丝,经常在快手上招人。为了多招到人,他甚至开始研究微信小程序。


不过最近他的时间开始变得更加紧张。他要上富士康内部组织的“晋升培训考试”课程。课程内容有关智能机器人、自动化、工业4.0。一周四节,上下午各两小时。“底子太差,听着懵”,他对《财经》记者说,“什么都听不懂,总想睡觉”。8年了,从普工一步一步做起,他已经在“预师4”这个职级上徘徊一年之久,要想再上一级,他得听进去,得通过考试。


富士康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商,也是制造领域向数字化转型走得最激进的一个。去年6月,富士康工业富联(601138,SH)在A股上市。上市后股价一路飙红,这跟富士康的工业互联网概念有极大关系。


机器换人、工业互联、中国Predix(GE推出的工业互联网服务),富士康的战略变化已经开始传导到一线工人。近年,富士康每年投入上万机器人。2016年5月,富士康利用机器人技术,将昆山工人数从11万减少到5万,直接换掉6万工人。


在机器换人的自动化浪潮中,有人主动或被迫离开,有人留了下来,何超是留下来的一员。在富士康,他从生产线跳到技术部,又进一步接触自动化技术,从摸索到热爱,成功转型为一名熟练技术工人。


时代的车轮不可阻挡,越来越多的简单劳动将被机器人替代。如何避免丢失工作,在新一轮的职业分工中找到安身之所,是每个工人必将面临的职业课题乃至生存课题。


三连跳


在塑料艺术组装厂待了两天,何超就知道被坑了。产线上,工作必须戴口罩、穿连体衣和靴子,这是一个只有花钱才有人愿意拉人进去的部门。他原本只想干两个月,一口气撑到了2011年年底,遇上生产技术部内招技术员。


何超花2块钱从观澜富士康门外的打印店买了一份空白简历,投给技术部组长。一整条产线上的普工都笑话他,说他没希望。半个多月没有结果,连他自己都要放弃的时候,产线线长通知他,去技术部办公室面试。


线长再次表达了嘲讽,并要求他利用中午午休的15分钟去面试,因为正常工作时间没人顶岗。没过半小时,技术部的课长直接穿工作时的红色连体衣找到何超。先把线长斥责一番,后带何超到自己办公室。


面试时的这位课长气场太强,何超强装镇定,内心慌张无措。课长只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来技术部干技术员”?他回答得朴素真实,“技术员挣得多,我不想一直干作业员,整天跟机器人一样”。


何超需要钱。中专毕业后,他赌博欠下三四十万,决心还清。为了多赚钱,什么都敢尝试。


起初,他摆地摊卖山寨手机。何超机灵,老实地向“治安仔”交20元钱,“一张折叠式桌子,一个布袋就开张”。流动的摊位辗转深圳华强北市场、沙湖市场,东莞塘厦、清溪、樟木头,佛山的顺德、南海的天桥与小道。为了提升销量,何超专门分期付款买了一台联想笔记本。他的客户是20岁左右的打工仔,下班经过市场会围观买手机。“手机里经常要下载小片子才好卖”,这是他得出的经验。


后来,手机生意惨淡,何超又去跟船。中介公司声称月薪可达6000元,多时过万。跟船被当地人视为“阴功”(广东话,造孽),都说在船上染病要被扔进海里,出海会遭遇抢劫,遇上台风可能丧命。特别想摆脱窘境,一夜暴富的他没有过多犹豫就上了船。不过,在江门和中山之间的小岛上培训时,他随身的钱财都被抢了,吓得他赶紧离开。


何超最后还是如愿进了技术部。事后,何超问课长如何看上自己,课长回“字写得好”,然后又说,“字如其人”。他的字确实写得可以,家里老房子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幅破旧的字帖,拿下了当年老家所在市书法比赛一等奖。


2012年初,技术部成立自动化导入课,整个部门挑选10人进自动化组,为两年后的“百万机器人计划”做准备。何超被选中了。他揣测,可能是因为自己平时表现不错。


当时,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装配100万台机械手臂,在5-10年内完成首批自动化的工厂。这件事情,后来被外界视为富士康数字化转型的前兆。


技术部共200多人,进不进组工资都一样。和很多想进去的人一样,何超想玩机器人。


排斥机器人


刚进自动化组,何超就失望了。


“就是一个像手臂的设备,也没个人样,怎么着应该长得有点像人才行”。机器人不仅没头没脸,还拖着一个大箱子(控制箱)和示教器(进行机器人的手动操纵、程序编写、参数配置以及监控用的手持装置)。不过,何超的工作确实开始变得有技术含量了,不再像机器人一样重复一起,而是与机器人相关的一切打交道。


一开始,课长带队,10人一起做机器人导入工作。跟着大老板干,何超不敢偷懒。现场导师培训理论、实操,考初级操作证和中级操作证,后来又钻研CCD(Charge Coupled Device,电荷藕合器件图像传感器)。尽管现在看着毫无兴趣,忘得差不多了,那时的何超,“天天背程式,记代码,感觉很神奇”。


工资低却充实,那个时段成了他在富士康技术进步最快的时候。


要想升资位,就得调来调去。2014年,何超由观澜富士康调任廊坊富士康,2016年又调回龙华富士康自动化开发处。当年面试他的课长调任到哪里,就把何超带到哪里。“能吃苦,有干劲,关键时刻能顶事”,这是主管对他的评价。


正是这位课长,在2014年农历十月十五日,何超的父亲去世时,致电他的母亲,力劝何超不要放弃已有3年积累的工作。多次谈话,让何超放弃了内心想要回老家的纠结与挣扎,在自动化团队坚持了下来。


“遇到好主管,看得起我”,何超想了想又补充,“不过我也确实蛮拼的,别人办不了的事我可以搞定”。比别人更努力,喜欢挑战别人搞不定的问题,何超享受挑战成功的成就感。新开发的设备一直不能导入生产线,何超过去,不到一个月就搞定。“不是设备问题,而是生产主管不配合。”


产线上的生产主管排斥自动化设备。何超说,很多时候,自动化设备一导入,产线主管手下的员工数就要减少,甚至可能成为光杆司令。有的被调到其他部门当小弟,有的直接资遣(资金遣散)。何超不跟生产主管现场掐架,他直接找对方厂长勾兑。


导入、维护、开发,基本熟悉一遍后,现在,何超一个月进不了一次车间。职级稳步上升,进部门时还是员3,目前是预师4,兼任组长。他开始负责整个案子的进度,远程操控。在办公室盯着电脑等数据,做计划出试车(对机台进行系列验证)报告,详述自动化设备节省了多少人力,提升了多少效率。


吸取产线管理模式的教训,何超学会了“以德服人”。带领十几号人的团队,下面的兄弟经常犯大大小小的错误,何超一般会帮忙顶下来。有次,他让几个大专班工程师去搬设备,被厂区的安管抓到没穿劳保鞋拉叉车,连人带厂牌扣在外面。


何超考虑到几个人还未转正,记过会影响转正后的底薪,便直接让安管把过记在他一人头上。何超认为,这种时候,“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战斗,他不是一个人。”后来,何超找了关系,记过的污点只挂了3个月就被消除了。


也有危险的事情发生。设备开发出来,需要大批量现场安装。有次架机时,何超像往常一样将机器控制电路接好,正常试跑没问题。他把航空插拔出来接好再插回去,准备离开时,“扶了一下机械臂(机器人本体,连着电控箱),直接被电倒,地线都冒烟了。”瞬时意外,何超什么都来不及想,在地上抖了几十秒,起不来,也说不出话。


刚开始进部门,何超确实对自动化感兴趣,后来变成了他的工作。“如果不去学习,根本胜任不了,没有办法在这个部门立足。被逼着一步一步走,大家都在进步,一个人后退,早晚都会被淘汰。”何超庆幸自己赶上了这股潮流,还没被拍死在沙滩上。


习惯成“爱”


2014年,观澜自动化部门接到最大的案子——观澜富士康无人工厂。虽然称为无人工厂,其实是一个无人车间。在一整条完整的流水线上,用铁板隔出一个空间作为车间。条机等设备和技术由自动化部门协助,廊坊团队过来主导。


一开始做实验,第一条自动化项目跑稳了,他们又尝试第二条,第一条派人维护。“一排投料口,员工将料盘放在口上,送料机传送进去。做完以后,机器人自动送出来。”提示灯会响应,提示员工过来取料。


一旦出现故障,报警灯会响,触屏也会显示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是什么原因。何超回忆说,“一开始,故障率还蛮高的,需要继续检修”。后来经过多次改造,故障率变低。很多时候,“就算出问题也不用进车间,可以直接在外面解决”。


机器人身上有伺服电机(工业机器人动力系统,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一般安装于机器人关节处),通过控制伺服控制器,控制机器人旋转的角度和位置。“设定一个数值,可以很精准地控制机器人旋转多少角度,再旋转回来。”


车间内,机器人整齐排列,像工人一样协调作业。“第一个机器人把这道工序做好了,第二个机器人做下一道工序,以此类推”。何超称,无人车间承担的工序比较简单,能够全面机械化。“如果是工序比较复杂的车间,以现在的自动化水平,肯定达不到要求。”类似的无人工厂或熄灯工厂,富士康陆续在昆山、郑州、成都、太原等地运行。


何超介绍称,ABB(瑞士电力和自动化技术公司)的机器人太贵,过保后维修收费,他们用富士康内部研发的机器人Auto bot。自动化开发处负责将这些机器人导入苹果、惠普等生产线。至于自动化节省多少成本,何超对《财经》记者说,“至少50%以上,不然方案就会被PASS”。


工业富联2018年年度报告显示,深圳的“熄灯工厂”内,改造后的生产线从318个工作人员,降至38个工作人员,生产效率提升30%,库存周期降低15%。整个2018年,富士康完成改造的“熄灯工厂”共实现营收47.66亿元。其中,产能提升18%,人力耗用减少84%,实现每百万营收制造费用降低11%,管理费用降低8%。


富士康的熄灯工厂,以自动化导入为前提,以数据采集为基础,以工业大数据及工业人工智能为核心。推行自动化以来,何超明显感觉节省了很多人力。自动化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产线员工则越来越少。何超并不懂得大数据分析、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处在了数字化链条的最底端,但是,他确实学到了:一些没接触过的新设备,看一眼大概就懂。类似的设备基本知道原理,甚至能够模仿出来马上调试。


“我们的技术一点都不高大上,但我们有实战经验啊!”闲暇时候,何超用车间内的各种小东西,制作了一个抢红包的小结构。制作用了两天时间,是个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可编程控制器)控制的伺服电机(在伺服系统中控制机械元件运转的发动机),红色、绿色的数据线交错,将两者有机地联系起来。


小结构伸出来的部分,像缝纫机装上了指头粗细的针管,下接圆形金属面板。“这也是一个自动化,最简单的自动化。”一做完,他就打开手机微信给大家演示。红包一出来,小结构小鸡啄米似的哆哆地敲击手机屏幕,抢到了5元红包,何超成就感十足。


他说,理论课太高深,“就像把走路的姿势拆分,讲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很虚”,现场运用使他真正学会自动化。


谁会被取代?


在富士康,长久是一个奢侈品,人们习惯了相遇又分开。


2012年5月,10人团队中,做的最差的两个人被淘汰了。何超和剩下的人更加勤奋了。后来证明他们的勤奋是对的,剩下的这些人后来也有离开的,他们不是被淘汰走的,而是被其他公司挖走了。


孙诚是富士康的IE(Industry Engineer)工程师,今年春天,他被比亚迪挖走了。苹果订单下降,他预测加班会减少,工资会缩水。另外,他走到师3(师级员工共14级,郭台铭是师14)的分叉口,师4以上是富士康的稳定结构、中坚力量,师3以下是流水的兵。


在富士康,孙诚第一年架设生产线,第二年是干这个,第三年还是干这个。他觉得一直架设生产线,职位过窄。很多年轻人进富士康,就是为了历练,再跳槽寻求高薪工作。孙诚成为其中一个。


他走得悄无声息。富士康不缺人,用两种方式干掉人工。一种是高屋建瓴的、大而先进的名词和战略,比如机器人进来,人可能要减少;另一种是更加原始的策略,以更大量的季节性招工,中间人员协离(协商离职)为主要方式。


旺季扩招,季节工涌入;淡季收缩,季节工挤出。这让富士康像海绵一样灵活,按需缩放。而这个数量,小到几万,大到十几万。工人们不会感激郭台铭的机器换人,他们本来就是按季节迁徙的候鸟,但机器人的加入,让他们的流动性更大了。


3月份是富士康的淡季,刘磊从一个半自动化流水线上离开了,工龄刚好一年,是个员1。他所在的车间,一条线原本需要50-60个人,现在只要20个人,增加了一些修机工程师。他对《财经》记者说,“看不到未来,工作一年是月光,工作十年二十年依然是月光”。


4月18日,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8)》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既推动就业升级,也带来新增就业。每100就业人口,72个为升级原有就业,28个为新增就业。同时,技术性失业风险凸显。制造业领域,自动化升级浪潮引发失业。


离开富士康后,刘磊去当了快递员。


早前,富士康自动化技术发展委员会总经理戴家鹏曾公开表示,自动化分3个阶段推动,分别是工站自动化、整条生产线自动化和整场自动化,由点及线到面,最终实现工厂整体的全自动化运作。


机器人不稳定、精确度乏善可陈,很多复杂工序仍需人工操作,富士康的“百万机器人计划”最后没能如期完成,不过这不影响它继续向前。2018年6月8日,工业富联登陆A股,精密工具和工业机器人等业务必然加速自动化进程。


“很多在富士康的一线员工抱怨被淘汰,是因为自己不愿意去改变。永远只会关注自己的工资多少,而不会去关注自己真实值多少钱,让如何让自己去更值钱。”何超认为,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富士康有很多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


年初,在CNC车间工作了7年的朋友查出了白血病,他依然打心底感激富士康。“富士康虽然有很多不好的地方,但也养活了几十万像我这种没有学历又没有背景的普通农民工。”8年,何超度过了整个青春,还清债务,也伴随着富士康自动化战略,换取了自动化的全套知识和技能。


工人的成本优势在向东南亚、印度转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2017年,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年薪上涨了50%。富士康的用工成本也在不断增加。富士康打算今年年内将一部分iPhone的生产转移至印度。


绝大多数工人没有何超幸运。他们焦虑工厂的迁徙,多过被机器替代。何超不焦虑。他说,“离开富士康,我可以画普通的机械图,搞机械加工,自动化导入,到新平台直接带队。”和大多数人一样,何超不关心“机器换人”的时代命题。他明白“没有谁在乎自己经历过什么”。


“某些时候也特别不想干,特别像逃离这个地方。”电脑的桌面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壁纸,人到中年,何超也遇到一些瓶颈,没有了换一份工作的兴趣与劲头。未来,他只想赚更多的钱,维持迎来第三个孩子(儿子)的小家庭。


但是,他觉得自己到了必须转变的时刻了。晋级培训考试,要么上,要么下。培训课程的知识听不进去,何超说,近日有比亚迪人员过来挖他,“如果考试挂了,富士康待不下去,就去比亚迪”。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作者为《财经》记者,原载2019年5月27日《财经》杂志,本文为《财经》杂志与腾讯新闻独家合作内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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