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人主义 | 伊莎贝尔•于佩尔：把疯狂交给银幕，把自由留给生活
与她同辈的女演员大半都息影了，于佩尔仍然是在银幕上搏得很带劲儿的怪阿姨——偏爱隐忍分裂的“自毁”型角色；自嘲适合住在精神病院的分裂症病房；当别人拿着女演员的年龄问题向她小心试探时，还能一脸娇嗔地回应——“我还没到最老的时候呢！”于佩尔的最新行程是作为中法文化的交流使者，在中国朗读杜拉斯的《情人》。M.C.当然不会错过，争取到了独家专访的机会。
五年前，伊莎贝尔•于佩尔曾与金棕榈奖得主、伊朗著名导演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对，就是“电影始于格里菲斯，止于阿巴斯”的那位）进行过一场对谈。阿巴斯想找个95岁的女演员演他的新故事，于佩尔打趣说，“那我看来还得再等上一阵子了”。 阿巴斯借机诚恳告白，“为你，我甘愿再等上40年”。
1977年，阿巴斯在戛纳电影节上观看了《编织的女孩》。在那部电影中，25岁的于佩尔人生第一次担当女主角，饰演了一位出身劳工阶层的美发店小妹。一头厚重的金红色短发，一张恬淡羞涩的圆脸，在被中产阶级爱人抛弃后，在沉默中发了疯，进了精神病院。电影的最后一幕，于佩尔的眼睛突然转向镜头，留下一帧长久的凝视。在那个眼神里，阿巴斯的心仿佛受到了敲打。走出电影院，他依然沉浸在激动中，一路无言地走向海边，第一次为自己身为男性而感到羞愧。
自此片起，于佩尔开始走红法国影坛，并在之后四十年里成长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伟大的女演员之一。她14次获得法国电影最高荣誉凯撒奖最佳女主角提名，比任何一名女演员都多，并凭借《冷酷祭典》 （1996）、《她》 （2017）两次获奖；在戛纳电影节，于佩尔凭《维奥莱特•诺齐埃尔》 （1978）与《钢琴教师》（2001）两获影后，并于2009年在第66届戛纳影展担任评审团主席；2017年，一部《她》又让她加冕独立精神奖、金球奖最佳女主角，并获得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2016年，76岁的阿巴斯在巴黎逝世，那个95岁的角色也随之消失在风中，但于佩尔依然能让人相信，哪怕到了95岁，她也可以继续演下去。
对电影，她有一种冰冷的激情
执导了《她》的荷兰导演保罗•范霍文曾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这个世上没有于佩尔，那就永远不会有这部电影”。
电影《她》
在《她》中，主角米歇尔是一名性格难以捉摸，与母亲、儿子都相处得不愉快、经营了一家公司却不受男职员尊敬、还跟闺蜜老公偷情的冷酷女强人。米歇尔在家中遭遇了暴力和强奸，却因为年少时的经历不愿与警察打交道而没有报警，并且在自己找出了强奸犯后，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
然而，导演本打定主意去纽约找美国演员，把《她》拍成一部英文片。但最终，没有任何一名美国女演员愿意参演，但这个让美国女演员害怕到不敢触碰或讨厌到避之不及的角色，却让于佩尔想演极了。“她既不是单纯的受害者，也不想追求那种老套的雄性幻想式的复仇。对于我来说，她是一个无畏的女人，时而开心，时而忧郁，还有控制欲。她很神秘，忠于自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
电影《她》
在理解和诠释人的复杂性方面，可能没有哪个女演员能比于佩尔做得更好。毕竟，在过往的银幕上，她曾一次次深入演绎堕落与欲望——谋杀、强奸、自残、卖淫、通奸、性虐，她如此疯狂，以至于《法国世界报》影评人在提到她总爱选择受折磨的角色时曾写到，“于佩尔有一种我们在法国表演史中可能从未见过的SM式的倔强。”
于佩尔承认，与这些阴暗复杂的角色打交道，经常会有如临深渊的感觉，但从不担心角色会压垮她。《钢琴教师》的导演迈克尔•哈内克评价于佩尔在对苦难的呈现上有一种专业主义精神。“一面是极度痛苦，一面是冰冷的理智——没有任何演员能将这两者结合得如此好。”
电影《钢琴教师》
2001年，凭该片夺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的她在致辞中说道：“有些电影让你胆怯，你担心它们会夺走你的一切，但正是它们给予你最多。我要感谢巴赫、舒伯特和莫扎特。”在结束了《钢琴教师》的拍摄后，于佩尔立即就去了维也纳的一家咖啡馆，在那里听了两小时的钢琴曲。
几十年来，于佩尔越发深信，“做演员，最终是学会做个自由的人。演员不是造就的，而是天生的。在表演中，你的第二天性会表现出来，那是某种只属于你个人的东西。”她把电影形容为一种漂浮状态，在极致的冰冷里，尝试表达一些惊人的东西。角色不是她的负担，反而解放了她。
于佩尔总爱说一句话，“平静的水，更值得去质疑”。她坚信任何人对她都不能有明确的认知，哪怕她自己。这谜一样的个性，让她可以自由地在银幕世界里玩一种镜子游戏，“无休无止，永远也不可能固定于或反射出一种确定的形象”。
学习做个自由的人
很多年前，有“比利时伍迪艾伦”之称的小说家弗朗索瓦•威尔冈跟别人讲起他采访于佩尔的故事。“在你家谁负责购物？”于佩尔答：“某个人负责。可能是我，也可能不是。”说起这件事时，威尔冈的脸上奇特地混合着痴迷与失望。
这就是于佩尔——一个严肃的演员，可以为了角色在镜头前脱得一丝不挂，但对私人生活总是绝口不提。她甚至拒绝告诉任何人她的年龄，“别指望我会告诉你们”，虽然大家都知道她64岁了。
几年前，一场名为《肖像中的女人》的展览曾展示了多位知名摄影大师为于佩尔拍摄的100张照片，每一张都经过于佩尔严格的亲自挑选。留一张不合自己心意的照片在世上？不，于佩尔决不允许。
这种严苛的态度跟她在2009年担任戛纳评委会主席时的作风很像。当时她的强悍态度曾导致评委会内部对她的行事风格颇有不满，有评委甚至称她为“法西斯分子”。
这不禁让人好奇，于佩尔本人是否也像她饰演过的某些角色一样，强悍又阴森。但她说这样想的人实在缺乏想象力，“事实上，我很友善。有的人活得很疯狂，有的不是。我把那种混乱都限制在了银幕上。”
她只是在工作上会小心翼翼，甚至多疑，像徘徊在十字路口。“常常有人谈论女演员的悲剧命运。但把她们置于死地的并不是电影，而是生活。太糊涂、爱做遥不可及的梦或迷信投机的人很危险。我从小就很清醒，我不会受骗。”
这样的于佩尔像早已拥有了百毒不侵的铜墙铁壁，但她也曾陷入青春期的泥沼。“少年时代觉得自己是如此的可怕，不喜欢自己的身体，不喜欢自己的脸⋯⋯那时我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像让娜莫罗、凯瑟琳•德纳芙、罗密•施奈德那样的女演员，不得不寻找自己的风格。”
她也尝过挫败的滋味，参演的《天堂之门》成了好莱坞历史上最失败的电影之一，20世纪下半叶最具影响力的影评人宝琳•凯尔在《纽约客》上对她极尽讽刺，“如果你要去看电影，就很难避开于佩尔，高潮都几乎弄不皱她那张茫然的脸。”
然而，当年让凯尔难以接受的空白感如今已成了于佩尔的魅力所在。她在不经意间露出的那种典型的“于佩尔式”表情——目光茫然，下巴微微抬起，嘴角停在上扬与下耷间的一个微妙的位置，双眉微皱，有种漫不经心的失望，总让人浮想联翩。
于佩尔知道这就是她跟美国女演员的不同。“作为法国人意味着拥有一种表现模棱两可的能力。在美国电影中，每件事都表露无疑。即使是模糊也被划上下横线，暴露出来。而法国电影允许我们表现空洞的眼神。”
作为一名法国女演员，于佩尔可以坚定地说，“一座好莱坞穆赫兰道上带泳池的别墅？我不那么定义成功”，也可以不屑地反问别人，“作为女演员就得开始于15岁，终止于20岁吗？”
而当人们迫使演员去面对一些无聊与肤浅的事物时，她很快地就溜走了。“我的灵魂里并没有很多反抗精神，我只是有点......自由。”
但溜去哪儿？
她幻想过随便登上一架飞机，然后去任何地方，去真正地探索某个城市，去博物馆，欣赏建筑，观察路人；她热爱阅读，如果有天流落荒岛，会带上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但她肯定不会离开电影。
“我从未体会到停下来对我的诱惑。为什么？也许，我觉得自己是个业余爱好者，仿佛每一次所做的都是第一次，而‘爱好者’这一词的词根，是‘爱’。”
Q&A
“当你被人围绕，就没法做一个羞涩的，缺乏自信的小女人。”
M.C.：人们都说你是法国最伟大的女演员，你怎么理解伟大这个词？
外界的认知和你对自己的认识，往往都相差甚远。人们授予我的称号，是社会性的褒奖，这种认可当然是一件令我愉悦的事情。但在我心里的伟大，并不意味着“伟岸”。相反，它非常微妙、细腻，是能够在某一瞬间，引起人们共鸣的能力。
M.C.：为什么会有这种相差甚远的感觉？
当别人说起你的成功，总会让人觉得，你应该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艺术中，始终存在脆弱的那一面，正是通过它，我们才能与观众联系在一起。
M.C.：你什么时候会表现出这种“脆弱感”？
在面对这种伟大的褒奖时，当你被人围绕，就没法做一个羞涩的，缺乏自信的小女人。你要符合在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为此挑选一件得体的礼服，并且做出回应，这是你的角色之一。
M.C.:这个角色和真实的自己之间，会存在一条边界吗？
这是一种自由切换，你的确要保持住一个身份，来担得起这样的评价。我是一个成熟的女演员，但我有时觉得，自己也有小女生的那一面。在职业之外，我享受这种对很多事情没有明确把握的时候，不需要拿捏得分寸有度。有一天看完电影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晚饭给自己做了一份沙拉，你不知道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起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我开着收音机，听着周日晚间法国文化电台的节目，好像是一个人的自述，边听边下厨，就像人们平时心不在焉地听着广播做事一样。节目中的人谈吐之间有些犹豫，听着听着，才发现这是我之前录的节目，但我一开始竟然没认出自己的声音⋯⋯
M.C.:这需要你时时把自己保护起来吗？
当我参加各个颁奖典礼的时候，我会反复问自己，我之所以会以这样一个姿态展现在别人面前的原因，穿着光鲜的礼服是否真的能使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你要尽力发掘自己最真实的一面，做到这点需要的不是保护，而是自省。
监制/Anne-Sophine Thomas、
Dianna Lunt
摄影/Nick Hudson
文字编辑/程晛
撰文/朱凌青
妆发/David Delicourt、
Callis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