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中的每一个她
这个意料之外的春天，绝大多数的我们，
只能通过“不出门”这种方式
被动地支持抗击疫情的战斗。
然而当我们在家里变换花样做菜的时候，
有些人却选择跳出来，
站在一线去做点儿什么。
她们不是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或许每个人的所作所为也都不足以称之为“伟大”，但没有无数个她们在默默付出，我们一定不能如现在这般坦然地宅在家里——她们之中有的人，在武汉的Today便利店通宵达旦地调配物资，只为让附近一公里的邻居们相信封城也不会断粮；有的人在湖北小城绞尽脑汁琢磨怎样保护整片社区居民的平安，连续忙碌一个月，直到自己生病才终于能回家睡个好觉；又有的人虽然不在疫情爆发的严重地区，但也在积极通过网络和电话，在一个一个地帮助患者找病床……
在这次只能通过电话进行的特殊采访中，许多次，对方说着说着就陷入了无声的哽咽。她们比我们更近距离地目睹或了解着这个国家正在发生什么，虽然没办法像超级英雄一样拯救千万人，却秉持着“能救一个是一个”的心态，始终进行着充满韧劲儿的坚持。或许直到疫情过去，也没有人有精力去注意这些平凡女性在过去这段日子做了什么，她们也只会悄然无声地回归原来的生活，从没想过主动发声进行自我表彰……但真实发生的一切都值得被更多人知晓，当我们以后再谈论起2020年，让我们挺过去的，一定不是某个人，而是每个人。
疫情结束后Elin的心愿
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担保
做志愿者的契机，是因为我加入过一个大家都很有社会责任感的微信群。那个群里有很多企业的高层，疫情刚发生时就已经调配了自己身边的各种资源，有人募集捐款，有人找到一些口罩和药。后来有人问武汉还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于是有人领头，说《人民日报》需要志愿者去核实信息，我们就又拉了个群开始参与了，工作内容就是核实《人民日报》这个通道收集的患者信息。
最开始武汉医疗资源紧张的时候，很多患者自己或者家里有人生病，已经求助社区和医院了，但就是没办法尽快入院，所以他们就会在网上把自己的信息发出来，然后就有了这个通道。我们这个信息库会有名单，比如哪个人、性别、年龄、家里地址、目前是CT 确诊还是核酸确诊……有一段时间库里的患者多达6000多人，都是已经检测过或者排队在等检测的，需要志愿者一一打电话去核实，看患者是不是真实的，目前状况怎么样。我们了解情况之后，会根据这些人的状况做一些分类筛选，把信息上交给领头人，他再上交给有关部门，由那边去督促，帮重症患者可以及时入院。另外，我们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会发现一些临时状况，比如某个人家里断粮了，亲人都不在武汉，这时候我们就会找志愿者去帮忙采购，或者在网上买点东西，让社区的人陪同，把东西送到需要帮助的人家里。
我加入志愿者工作的时候，这个通道刚建立起来没几天，虽然流程相对完善，但也有一些小细节还没有做得很好。比如有一次我给一个患者打电话，他说别人已经打过了，保证他马上就能住院，但其实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担保。后来我们就在群里讨论了这件事，规范了之后的说法。
第一是安慰，第二是陪着
给患者打电话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我觉得我做的最多的工作，第一是安慰，第二是陪伴，希望自己能让患者有一个疏泄的出口。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男的，他妈妈69岁，他应该年纪也不小了。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妈妈的血氧量已经很低了，他拼尽全力给妈妈买了可以在家吸氧的机器，医生说随时有生命危险。那时候他非常急，觉得医院跟他家就隔着一条马路，社区怎么就不能安排他妈妈入院？第二天再打电话，他会问我现在什么情况了，能不能救救他妈妈，他和妈妈都是党员。那一段时间他天天都要给我打电话，每次打电话都要哭10分钟，把我当成了救命稻草一样。我能理解他的着急，所以每天都把他的信息上报不止一次，一直在督促，但我这边得到的反馈是没办法优先安排他们，因为“党员要把机会让给别人”。当时听了这个话我特别难过，时间不等人嘛，很多人都是从轻症被耽误成了重症，好在后来这个病例还是被安排入院了。
做这样的工作，我每打完一个电话都需要换个地方缓解一下心情，比如在客厅打完电话，就会回卧室缓缓，深呼吸一下，然后再去接着打下一个电话。通过这些电话，会知道武汉的真实情况真的很惨，他们每个人家里面，面积就那么大，一个人被感染，全家人都有风险，然后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会陆续发现有人出现咳嗽、发烧的症状，因为都要走流程，所以社区安排不了、医院去不了，全家都在这样待着、等着。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在感性和理性中间忍痛做出选择。我记得有一个二胎妈妈，她的妈妈和公婆全部感染住院，爸爸疑似、老公也被隔离，她前几天刚生了二胎，家里有个两岁半的老大完全没人照顾，她自己每天睡在车里。遇到这种案例，我们志愿者群里也有人在武汉，就说老大这个小孩如果不是疑似的话，他很想带回家帮忙养。我们很理智地想了一下，觉得自己真的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必须忍痛。后来就联系了社区，尽量保证她每天安全、能吃饱，睡觉的时候比较暖和就可以了。我们真的很想帮忙把孩子带回家，但就是没办法。
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高峰期的时候，这样的电话我们每天要打三四十个，时间不等人，有时候晚上十点了还在打。遇到这些极端病例，看到有些人家里的状况，我是真的很想帮他们，所以每天都在把他们的信息重新整理出来，不停地上报、不停地督促，希望把他们尽快安排入院，觉得他们入院了他们家里的情况才能解决。但其实我也只能一遍一遍地催，每天想的最多就是能解决一个是一个。
好在我遇到的病例，绝大部分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家里夫妻两个人，我打电话的时候老婆已经在医院了，对着电话她整个人都虚弱得说不出话，但还是坚持跟我说病房只有一个，她老公也患病了，但是把机会让给了她。后来过了两天我回访，发现她的声音已经很精神了，明显是另外一种状态，她老公隔了三四天也入院了。遇到这种患者就会比较欣慰。还有就是有的人，家里的患者被安排入院之后，他们会主动发消息告诉我，也有人在电话里关心我吃饭了没有。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话，对方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叫什么，谢谢你这么关心我们。”我能听出电话里他在哭。
这类志愿者的工作，最忙的是前面四五天，后面就剩下一些个案了，所以我们也在讨论后续还能做什么，比如很多患者需要心理疏导，在疫情过去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这样的工作。至于我自己，在工作量递减的那几天，我离开上海去了一趟海口。就是我一个人拿着一个箱子，在酒店住了3天，什么也没做。大概从十天之前吧，随着志愿者的工作慢慢减少，我们每个人也都开始忙起了自己的事情，但过一段时间，大家还是打算把我们打过电话的名单再翻出来，挑一些回访，看看在武汉的那些患者有没有痊愈。这次的事情，虽然没有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但我总在想，如果有一天就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呢？我之前想到一个形容，“同呼吸共命运”，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做了这次的志愿者，我觉得我应该做点什么。
李主任所在社区冒雨为居民发放蔬菜
先行尝试，
为全城小区封闭工作提供经验
我们的忙碌从过年前就开始了。大概是在腊月二十七八接到的上级通知，当时的形势还没让我们觉得特别严峻，但也一直是全部在岗的状态，甚至大年三十那天大家还在轮流值班，做一些宣传、张贴公告之类的工作。到了正月初一，所有人就都是满负荷状态地开工了，甚至比正常上班还忙，每天早上7点就要碰头，部署一天的工作。
很多对疫情的应对，都是一边做一边摸索的。比如物资，我们社区最早自己想办法买了1000只口罩，同时向义工协会求助，申请到一些手套，后来也有居民给我们捐赠酒精、消毒液……总之通过各种渠道吧，单靠政府采购也没办法解决所有问题，我们群策群力。好在物质上已经有很大缓解了，虽然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防护服和护目镜，但勉强维护我们日常所需还是可以的。
人员方面，我们也获得了一些支援。比如全民监测体温这一块是由下沉党员来负责的，我们一共146个楼栋，就有146名党员一一对应，这样可以让网格员把精力留给跟居民沟通。志愿者也做了很多事，帮居民代购、在社区播放小喇叭做宣传这些事都是他们来做的，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是女同志，每天社区的消毒也都是几位男志愿者在帮忙做。
与此同时，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也都在加班加点地工作。在职的工作人员，一共有8 位“两委”班子成员和15位网格员，一个月下来，班子成员病倒4位，有人肾结石发作住院，有人突然手脚发麻就瘫在那里了，我自己前几天也颈椎病发作导致高血压，网格员目前不在宜都或者因为身体不舒服居家隔离的有5位。但我们所有人都没停止工作，能出来的就在外面跑腿，不能出来的也都在家做信息采集、沟通协调等工作。上上周上级通知让每个人轮休半天，但直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报名，因为真的休不了。居民的电话、信息一直不断，就算有志愿者和下沉干部帮忙，但跟居民之间的连接还是要我们社区工作者自己去做的，所以轮休落实不了。
连续一个多月每天都这么忙，是因为有很多事情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比如早在全市要求封闭小区之前，我们就拿自己社区中的春水苑小区作为试点，在短短两天之内完成了封闭式管理。做出这个决定之后，我们第一个动作就是宣传，通过小区喇叭和网格员微信这两种渠道和居民沟通，发现大家对封闭小区是认可的，他们自己也觉得外面不安全，只不过很多人遇到了物质上的问题。那时还没有现在的购物平台，我们就对接了4个大型超市和一家药店，逐一建立微信代购群，如果有不知道代购的居民还想出门买东西，保安也会拦下他们，推荐扫二维码——其实大家都没碰到过这种事，居民没碰见过，我们也没碰见过，都是遇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先行几步做的这些尝试，确实为全城的小区封闭管理提供了一定经验，等到全城小区封闭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条不紊、步入正轨了。
楼下蹲守数灯泡，敲开每一扇门
当然在各种动作的实行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困难，尤其是一些居民不如实上报数据。我们社区之前统计的住户大概有9000多户，过年很多人回老家，目前我们参与全民体温监测的是4000余户，共12000余人。正常情况下，网格员对每家有多少人都心里有数，但过年可能赶上有亲戚来做客，网格员就算上门，也不可能进到每间房去看一遍，硬是瞒报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不能统计到每一户就会有风险，上级也下了死任务，说不能落一人、不能落一户，所以除了打电话、敲门这些常规手段，网格员还会在楼下蹲守，看那些不开门的住户白天是不是在阳台晾衣服、晚上是不是开灯，如果发现这些细节就上去再敲门，一定要把门敲开。
这样尽量了解到每一户的状况，也是为了有针对性地帮助居民。比如我们有一户居民的家里来了亲戚，一共11口人住在一个不大的房子里，每天生活物资消耗很大，他的情绪就很激动，会在群里发一些负能量的话。网格员收到捐赠的青菜和其他物资都会给他们家送去，甚至还请了心理辅导老师。
李主任所在社区冒雨为居民发放蔬菜
狠狠哭一场，也是一种解压方式
这么多天下来，能感觉到大部分居民都是理解、配合我们工作的，但就算有大家的支持，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大灾大难，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很多心理压力需要疏导。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我就联系过市总工会，当时他们发给我一些推文，我也转发给同事们看了，同时我个人也跟同事交流过，说我们在不能改变现实的前提下，就算是哭一哭，狠狠发泄一场也是一种解压的方式。这种经验都是通过我自身经历得来的，大约高强度工作到第二十多天的时候，我感觉心力交瘁，没忍住，狠狠地哭了一场，足足哭了半个多小时，后来反而感觉哭过压力释放了很多，不再延续那么焦灼的状态了。
这些天一起渡过难关，让大家的关系也更亲密了。同事之间觉得我们现在这么辛苦，一定要心情愉快地工作，同时通过这一次，我也感觉到我的家人都对我特别支持。我从大年初五就搬出家里了，担心自己天天上班，在外面风险大，如果有事就让我一个人有事吧。这件事我之前没告诉我婆婆，有一天打电话说漏了，她听到就把电话挂了，后来又打过来，告诉我说“你如果身体不舒服一定要去看医生呀！”说完就挂掉了，我能感觉到她在电话那头情绪也很激动。
从2月17号开始，我们又开始执行省里下发的新一轮最严封城令，虽然目前还说不好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但我觉得这个14天过去之后，我们的工作强度应该可以减轻很多。我们社区至今为止没有出现确诊病例，整个宜都的情况也很稳定，已经连续很多天都没有新增确诊的病例了。等到疫情彻底结束，我希望能我们都能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可以聚在一起，开怀畅饮。
Today门店变成了前置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