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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湖大教授曾运乾:孤独的经学守候者和他的朋友们

潇湘晨报 潇湘晨报 2021-01-21

  当世界刚刚走进20世纪的新纪元时,处于清末的中国社会掀起一股习新学之风。1905年,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新青年们都在满世界地追求着德先生与赛先生。此时,21岁风华正茂的青年曾运乾,仍在闭户研读经书,《尔雅》13篇皆能成诵,不漏一字。作为后来海内驰名的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音韵学家,这些经书为他一生治学打下了基础。

    在疑古惑今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曾运乾和他的朋友们,坚持着经学研究,甚至抗击着时流,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在现代文教体制迅速建立和飞速发展的时代,曾运乾、陈天倪、杨树达等人潜心古籍,钻研音韵学,殚尽毕生精力为经学构建学术文化新格局。他们对经学艰难的守护,值得后人珍视。

撰文/潇湘晨报记者储文静

    曾运乾妻子与杨开慧母亲是异姓姊妹

    曾运乾先生的先祖于明代从江西迁居湖南益阳。1884年初秋,曾运乾出生在益阳县桃花江牛潭河乡横木村。其父亲曾纪乡生了四个儿子,曾运乾是第四子。伯父曾纪周无后,曾父便作主将曾运乾过继给了曾纪周。曾运乾幼年聪慧,长进过人,16岁便补上了益阳县学生。

    在益阳箴言书院就读时,曾运乾认识了一位重要的朋友陈天倪。陈天倪原名陈鼎忠,童年时由父亲授读六经,后来问业于同族陈远绪,“于制艺外,教以治《艺》”,前后五年,由此粗知经术。在箴言书院苦读期间,陈天倪沉潜于训诂、诗文与史籍,还作有《诂献》等书。《诂献》是陈天倪最早的经学著作,书未完而遭损,残存书稿亦未传世,但书稿已在一定范围得到传播和认可。

    不久,湖南提学使吴庆坻在长沙创办湖南优级师范学堂,曾运乾报名应试,应试文章被阅卷者大为赞赏,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在湖南优级师范学堂里,曾运乾与同来自益阳的陈天倪、来自湘潭的黎锦熙、来自湘乡的王季范成为同窗好友,并得到了主持文史讲习的郭焯莹老师的指点,研习历史地理科,对古今学术之流变亦做了深入探究。曾运乾、陈天倪、黎锦熙三人成绩稳居前三名之列。

    辛亥革命时期,长沙办报风盛行。曾运乾名声已经在外,得到各报社主编青睐,约稿纷至沓来。1911年,曾运乾与陈天倪同任《长沙日报》主笔,后又与陈天倪、黎锦熙等人共主《湖南公报》笔政,每日都有论著见报,后来《湖南公报》被改组成为进步党机关报。1915年4月报纸反对“二十一条”,鼓吹排斥日货。日本领事要求长沙当局予以封闭,被迫改组。1916年停刊。

    当年,时值汤芗铭任湖南都督,汤延请曾运乾入官书报局,编纂书册,曾运乾与陈天倪共撰《中国通史》,仅序文就数万言,体大思精,翰林吴嘉瑞、曾广均等耆宿自叹弗如。此时,曾运乾与陈天倪先生齐名,人称资江二生。后来,陈天倪为曾运乾作传时,回忆说:“湘中经术,自魏默深提倡今文、王壬秋标榜公羊,戊戌变法,康氏孔子改制之说遂盛行于国。星笠(曾运乾的字号)颇好之,余则好《周礼》、《左传》,各是其是,未尝相忤也。”

    1917年秋至1920年夏,曾运乾执教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与陈天倪、杨昌济等同住在一院之内,三人交情深,三人内眷也结为异姓姊妹。陈天倪之子陈述征在《母亲刘玉兰简传》一文中写道:“母一生最惬意者乃1915年到1918年,年32与父居长之四年也,居路边井一大院内,邻居为杨怀中与曾运乾,皆父至交也。三人内眷,相处极融洽,与杨妻结为姊妹,余母年最小,杨家女开慧常呼余母为干妈,余儿时,母常津津乐道此。三人共处之事,与杨、曾夫人家事多亲,则共走街串巷游天心阁与动物园看动物等事,娓而谈之,令人神往。1949年秋至长沙访得曾伯母,相抱喜极而泣,畅谈终夜。次日,同至营盘街访杨,则杨己回所居板仓矣!惘然若失者久之,访路则旧迹已一无所存矣。徘徊其间不忍去。”

    此时期与曾运乾一同执教的同事还有徐特立。徐特立任一师教育学、教学法教员兼教育实习主任,杨昌济任修身教育学教员。当时,学校大多采用清末编写的教材,教材内容不切实际。鉴于此,这些教育同仁便组成了一个“编译所”,主要任务为编辑“共和国中小学各科教科书”,曾运乾也积极参与其中。不久,《初等小学国文读本》面世。同时,曾运乾与黎锦熙、杨昌济、徐特立、陈天倪等同仁在长沙李氏芋园(衡粹女子学校旧址)共同发起组织哲学小组,请杨昌济为指导。毛泽东、蔡和森等常至此听讲学。

    1926年5月,应东北大学王永江校长之聘,曾运乾与陈天倪共赴沈阳执教,任国文系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1932年2月,曾运乾与陈天倪同时从东北大学离任。好友杨树达将他介绍给中山大学,当月,曾陈二人同时收到了广州中山大学的聘书,同赴中山大学任教。

    曾运乾与陈天倪是总角之交的朋友,陈天倪八十大寿时还作诗回忆朋友,还写下了“论交总角说曾陈”的句子。

    谈到曾陈两家的世交至谊时,陈天倪的孙子陈家书说:“运公(曾运乾)和我爷爷都是益阳人,从东北大学,湖南大学到中山大学教书都是同去,同走……运公是太了不起的学者!……曾子泉(曾运乾次子)和我父亲以前像兄弟,他叫我父亲:云哥。”

    “先生来了,先生去了,先生常在人间”

    曾运乾从1926年在东北任教开始,就一直在大学任教,所授各门课程都由自己编写讲义。

    彼时的东北大学荟萃了国内顶尖级大师学者和专家,文法专业阵容强大,如黄侃、章士钊、吴贯因等。曾运乾在东北大学开设了音韵学、《说文》研究,“六书”说、《尚书》正读、《尔雅》说等课程。他的大多数传世之作尤其是音韵学著作就是在东北公之于世的。这些著作的发表,获得了国内外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奠定了他在音韵学中的地位。

    曾运乾于学无所不窥,从经史子集,到小学训诂、天文、星象,乐律,都有涉猎。曾运乾以音韵学知名,但他那时开的课除这一门外还有《尚书》和《史记》。

    著名学者金克木晚年曾撰文回忆当年与曾运乾、杨树达等先生交游的点滴往事。在金克木的记忆中,他与曾运乾有一段关于《书经》的对话:

    “我讲《史记》,只讲‘八书’,从《天官书》讲起,其余的由学生自己看。我不是讲史学,也不是讲文学。时间不多,只能讲讲‘书’。这些‘书’,学生自己不会看。”

    曾运乾用几句话说明了他的课。金克木问他怎么讲《书经》。他说:“《书经》,我讲‘句读’,就是你们说的文法。《尚书》有《尚书》的文法,不像古文的文法。不通‘句读’,怎么读古书?不通‘句读’,《尚书》是‘诘屈聱牙’,通了‘句读’,《尚书》是‘文从字顺’。啊啊,‘文从字顺’。嘻嘻。”他笑了。

    曾运乾随手从架上抽出一本订好的旧讲义,封面上写着四个字:“尚书正读”。

    “前人以为《书经》难读,因为他们不懂《书经》的文法。那时的讲话、作文的文法都与后来不同。用后来的文法念古时的书,自然是‘诘屈聱牙’了。其实,《书经》的文章也是‘文从字顺’的,还是同现在人讲话、作文一样。我这本讲义就是点出了《书经》的‘句读’,就是讲了《书经》的文法。”

    曾运乾会通汉唐以来诸家注疏考证,以疏明经义为归,注述简明,写成《尚书正读》6卷。此书注说简明,于训诂、文法两者兼顾,使素称诘屈聱牙的古籍《尚书》,有了晓畅易懂的读本。杨树达评为“清代三百年所未有也”。

    “蝴蝶东飞,蝴蝶西飞,不管东飞西飞,依庄周说,蝴蝶总归梦里;先生来了,先生去了,无论来了去了,据穆叔言,先生常在人间。”

    曾运乾逝世前,正在为中文系学生讲述《庄子》。他离世后,该系学生谭佛雏以此为题撰写了此挽联。

    联为游戏之笔,但从中可看出曾先生讲课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学生对曾先生的热爱与怀念。

    与杨树达相约“雪耻”,振兴湖湘教育

    20世纪20年代,在政治领域,晚清出现了“天下督抚半湖湘”的局面,民国初年黄兴、宋教仁、蔡锷、熊希龄等群星璀璨,甚至人称“人才内阁”的民国第一届内阁,又有“湘内阁”之称。

    但在我国传统学术(经学、小学)领域,湖南人的地位却不高。章太炎曾有评论谓“王介甫、王船山、王湘绮不明小学,又说王介甫的《字说》破坏小学,三王虽异世而同术”。这三王中,有二王是湖南人,身为湖湘学者的曾运乾与杨树达读了这一评论,甚为感慨。

    杨树达曾说:“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事,余谓此时吾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曾运乾对此亦有论及:“船山湘绮各孤军,异世荆舒风议新。折角要张三户楚,敬乡合树百年人”。诗意即是,船山和湘绮先生都是孤军作战,遭到了“异世荆舒”这样的讽议。我们要奋起图强,发扬湘学,为家乡培植人才。

    1936年,先生奉好友杨树达先生“雪耻”之约从广州回湖南大学执教。在湖南大学,曾运乾讲授音韵学、《尚书》,杨树达先生则教文字学、训诂学、《汉书》等课。湘学从此受到了世人的重视。

    曾运乾与杨树达先生交往三十余年,在湘执教期间,两人朝夕相处七载,谈经论学,更是契合无间。

    1938年10月31日,湖南大学从长沙岳麓山搬迁至湘西辰溪县龙头脑村。曾运乾携妻儿举家跟随迁往,任中文系主任一职。在偏远的湘西一隅,曾运乾与杨树达、吴绍熙、宗子威、刘豢龙、熊正理诸教授组成五溪诗社,曾运乾被奉为社长,每月一会,交换诗文唱和文章,以油印刻集。以吟咏抒发他们对天下时事的关切与忧思。

    杨树达作诗文,必先让曾运乾校审,才敢出示于人。曾运乾每每为其分理剖疑,从不厌倦。两人每考核一字,创获新义,便击案大呼,互相快慰。一次,曾运乾从益阳归来,杨树达把前几日悟出的卯、危诸字之义告诉他,曾运乾击节叹赏,说形、音、义三者无一不合。义虽新创,精确不磨。另一回,杨树达将自己的近著《春秋大义述》稿拿给曾运乾看,增预案前说裒举大义,远胜刘逢禄书,赞叹不已。杨树达很有感触:“余处此穷乡,日在敌机威胁之下,惟以读书自娱。独居无友,孑焉寡俦,得知友一言,胜于封侯百里矣。”

    曾运乾虽殚尽毕生精力于治学,但性情内敛,慎于书,讷于言。虽常与志趣相投之人探讨音韵小学治学之理,而每当遇到生活之事常则常常由杨树达助其解决。两人如同伯牙子期一般,互相引以为知己,世人谓二人楚地之大师也。1945年,曾运乾病逝于辰溪卫生站,杨树达惊闻噩耗,痛心不已。杨树达说:“南归八年,相于商榷文艺者,止一曾星笠。余身后文字当以属君。……一代宗师,逝于荒徼,良可痛悼!”

    曾运乾对家乡桃花江的凤凰山情有独钟。此山上有一座建于雄镇江滨的跃龙塔,山形犹如一柄指向青天的宝剑。还有一座天问阁,相传战国时期楚国大夫屈原遭人陷害被放逐,溯资水而上,就是在桃花江的凤凰山上写下了忧国忧民的传世名篇《天问》。杨树达先生曾在《凤凰阁和星兄》诗中给予曾运乾高度的评价:“抗衡秦帝争天下,楚国雄风安在哉?何似灵均千载后,巍然资水一高台!”

    湖南大学国文系群贤荟萃,雄踞学林。两位先生殷殷以振兴湘学为念,同时他们又培养出大批人才。后来有的成为语言学界的专家,有的成为教育界的名流。两位先生的宏愿终于实现了。

    参考文献:

    《湘籍近现代文化名人·语言文字学家卷》曾常红编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吴仰湘

    《曾运乾传》陈天倪

    《积微翁回忆录》杨树达

    《湖南省志·第30卷人物志》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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