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需要加强宏观政策协调，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
中美金融工作组第六次会议由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和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奈曼共同主持。中方介绍了金融管理部门支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一揽子政策，包括中国人民银行支持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两项工具，即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SFISF）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中方并就相关问题向美方表达了关切。
会议还听取了双方技术专家组关于国际收支平衡表编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G-SIBs）危机沟通以及气候和保险业风险等议题的汇报，并就双方如何加强跨境金融服务监管合作交换了意见。
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也听取了中美金融工作组会议的最新情况，并与中方代表团会面。她强调了中美金融工作组会在负责任地管理双边关系方面的作用。
关于此次会议，在刘英看来，中方向美方阐述增量政策是非常关键的内容之一，对于中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也能发挥重要作用。早在2023年9月，中美双方就商定了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分别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其中，经济工作组是由中美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则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牵头人分别是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和美国财长耶伦。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在全球的GDP份额占比超过43%，贸易额也超过23%，中美两国加强经济金融政策协调不仅对促进中美两国经济增长、金融稳定很重要，而且对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维护金融稳定高度重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合作研究部主任刘英分析称，实际上，中美金融工作组第六次会议本身就能够促进两国之间宏观政策的协调。可以看到，中国在2021年底开启了降准降息的货币政策走势，美国也在2024年9月开始转入了降息周期，这表明当下中美两国的货币政策的取向是一致的。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在加大财政刺激的力度，无论是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落地还是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亦或是地方债以及支持化债等。而且截止今年5月，中国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占国债比例只有16.9%，不仅与美国22.2%，而且与德国的27.8%和日本的44.8%相比，都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
刘英指出，中美之间相互加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政策的协调，让中美两国乃至世界主要经济的宏观政策取向基本一致，都朝着促进经济增长的方向发力，防止宏观政策出现负面外溢影响，降低政策落地的有效性，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当前，全球只有中美两国GDP超过10万亿美元，中美两国GDP的规模目前均维持在20万亿美元左右，且两国之和几乎接近全球GDP的45%。特别是，当下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不仅面临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问题，而且还受到地缘政治冲突的影响和冲击，加之前期美欧收紧货币政策带来的高利率货币政策的抑制效果，前几年疫情冲击带来的疤痕效应依然需要时间弥补和修复，在此背景下，刘英认为，全球经济的增长需要强有力的宏观政策推动，而这种推动力首当其冲地就应当是来自中美两个大国。
就中国而言，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都超过30%，因此毫无疑问，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促进创新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包括设立3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和首期额度为3000亿的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以及首期5000亿元的“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5000亿元的公开市场操作买断式逆回购，而且这些货币政策工具还只是首期，还可以有第二期第三期等等，这些支持房地产市场、支持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及降准降息的举措，目的是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促进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同时刘英强调，在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和稳定金融市场方面，中美两国可能确实需要加强政策的沟通与协调，在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促进经济增长。
中美金融工作组是为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在中美经贸双方牵头人指导下建立的两国金融交流机制。从“巴厘岛共识”到“旧金山愿景”，中美各领域各层级互动趋向频繁。除中美金融工作组、中美经济工作组，双方还成立了中美商贸工作组、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中美两国应该做伙伴，而不是当对手；应该彼此成就，而不是互相伤害；应该求同存异，而不是恶性竞争；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大国要有大国的样子，要有大国的胸怀和担当。中方乐见一个自信开放、繁荣发展的美国，希望美方也能积极正面看待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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