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案（100-1）公然武装抵抗军队 天津大邱庄庄主

　　禹作敏是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原党支部书记，一手把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改造成盛极一时的中国“首富村”。后因犯窝藏罪，妨害公务罪，行贿罪等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99年10月去世。

　　大邱庄地处团泊洼，这里的农民历来过着贫困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禹作敏带领社员奋力学大寨，修台田，仍摆脱不了贫困。当时全大队耕种着400多亩土地，年收入只有20万元，除去各项开支，剩五六万元。年年都有超支户、欠款户，最穷的队一个劳动日分红只有2角钱，都是“穷光蛋”。1977年冬，在选举党支部书记时，农民再也不能忍受了，提出“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这对现任的书记禹作敏是个新的挑战。他回顾总结了30年农村的曲折过程，深刻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人心慌慌，以粮为纲，穷当当”，决心把工作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办乡镇企业。他向社员保证，三年摘掉贫困帽子，如果实现不了，自动下台。禹作敏因此取得了群众信任，连选连任。

　　这是个人高度集权下的经济改革。办企业的先决条件是有项目，还得有地皮建厂房，更要有资金。这些都得通过党支部书记才能解决。确定谁来办厂就给谁创造条件。禹作敏自己组阁，他向群众说:“各吹各的号，都听我的号；不听我的号，一个也不要。”他针对过去吃“大锅饭”的弊端，实行“层层包，层层联，人人都有自主权”，要让“能人”先富起来。

中间黄色屋顶为禹作敏的别墅

　　大邱庄有一个叫刘万民的，人称“刘万能”，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后提拔为设备科副科长，1962年经济困难时期返乡务农，还当过生产队长。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他受禹作敏委派考察项目，知道搞冷轧比热轧成本低，能赚钱。禹作敏当机立断，从大队筹集了几万元，又从别的单位借来几万元，凑足15万元，要刘万民、刘万全兄弟俩从天津买来废旧设备，办起冷轧带钢厂，当年就赚了17万元，成了大邱庄的发家工厂，再以滚雪球办法，“母鸡下蛋”，由一个厂变成4个厂。

　　1984年9月，新华总社记者林沫在河北衡水一带采访，所到之处都听到农民对大邱庄富足的赞美声，便到天津约笔者到大邱庄采访。那年禹作敏55岁，他具有农村干部的质朴和坦诚，虽是初次见面，没有什么寒暄，开门见山，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把一串串记忆准确的数字如数家珍般一口气道来:全村3040口人，737户，承包单位15个，固定资产2000万。过去穷，土地盐碱，村子破，偷、赌、迷信什么都有。为什么地主兼资本家能富?就是搞工业。现在有带钢、制管、印刷、电器4个厂，加上下属工厂，年利润1000万元。他提倡高工资、高消费。当年一般劳力年工资是1000元，奖金2000元，比当地一般农民的收入高过十几倍。谈到致富经验，他说:“我们是‘统一致富，不是包产到户’。因为许多农民连天津也没有去过，又不会说话，怎么会办工厂赚钱?就得用‘能人’办厂。过去有点毛病的都压着，现在要用他一技之长。这15个承包人都由我任命，工资奖金都由我定。工业赚了钱补农业，种地收入有的一年1万多”。

　　“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民主选举的可能是老好人，但不一定能产生效益。”他列举了“选举”产生不出来的几位“能人”:

　　——党总支副书记李凤政，鬼头鬼脑，什么都不怕，就怕我。人们说他有水平，有能力，但是左一股势力右一股势力制约着，选不上，是我说服大伙把他吸收到领导班子的。

　　——建冷轧带钢厂跑业务的刘万民，日本统治时期当过几天伪军，农民对他很反感。党总支就我个人用他。别人说“不要让他丢脸”，我也认为他滑，但光老实能行?他把工厂搞起来，我在大会小会上表扬他，又帮他入了党。

　　——插队知识青年石家民，大会发言口才不错，嗓门高，给人主持婚礼有一套。当了两年广播员，又让她当了一年妇女主任，解决了组织问题(入了党)，现在是总公司办公室主任。

　　——禹作尧，高中毕业，最调皮，调到大队当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培养他，现在是制管厂厂长。

　　——24岁的张延军，学校出来后，在大队养着200头猪，喂了4个月，死了一多半，但他不甘心失败，白天黑夜看养猪书，还守在猪圈用白草喂，我看他事业心强，先调他到大队当团支部书记，后让他当电器厂厂长。

大邱庄政府办公楼

　　听了禹作敏介绍，真是耳目一新。当我们住下来才知道，禹作敏用的“能人”中，特别是承包大厂的主要领导多是禹作敏本家堂弟、女婿等家族成员，或是“忠于”他的贴心人。他规定承包厂长工资，每创1000万利润，个人提成10万元，因此这些厂长都“玩命干”。

　　禹作敏以党政领导兼家长身分对他们实行领导，既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又给他们创造条件，还为他们承担各种风险。他们效忠禹作敏，有的说:“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卖命!”

　　禹作敏在大邱庄“一呼百应”，但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感到并不顺心。乡镇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大邱庄和一些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建立了许多关系，及时掌握了不少准确的政治、经济信息，这样他们就能抓住机遇，生产适销对路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禹作敏摸透了一些国家干部清苦而想谋利的心态，作出规定，只要给大邱庄办事就给好处。来时好吃好喝，办成事情给本人一笔钱，称作“信息费”。这种报酬，从商品经济观点看是佣金，而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收取这种报酬就是非法收入，因为许多国家工作人员是用手中的权力把事办成。为确保本人安全，大邱庄为他们“绝对保密”，因此，社会上对大邱庄和禹作敏有种种非议。

　　有些人以“挖社会主义墙角”、“贿赂腐蚀国家干部”等罪名，接连写信给静海县委、天津市委。上级党委在对禹作敏问题未调查清楚之前，采取了慎重态度。1981年至1982年乡党委评禹作敏为优秀党员和劳动模范，县委都未批准。天津的个别主要领导还受计划经济框框束缚，认为大邱庄搞钢材加工，是与国营企业争原料，说他们发展方向有问题。大邱庄一方面经济大发展，一方面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禹作敏为此满腹牢骚。

　　产权不明，缺乏约束机制，经营者权力无限膨胀，企业财产很容易变为个人财产。

　　“老范，我要坐‘奔驰’汽车，你看怎么样?”1990年10月21日，禹作敏接受采访时笑着向笔者说。“奔驰”是原西德一家工厂生产的豪华车，当时一辆价格合人民币五六十万元。这时，他已经由“人才楼”搬进了更加豪华的小洋楼，琉璃瓦顶墙围着，被人称作小“中南海”。令人反感的是，不仅有进出门登记的“传达室”，右边门口还日夜有警卫守卫。因为大邱庄的工厂许多是靠禹作敏的权力和关系建成的，减税、免税是禹作敏与官方打通的，禹作敏当仁不让是大邱庄资产的支配者。

　　承包大邱庄企业的“能人”和禹作敏的产权观是一致的。在一次产权改革座谈会上，禹作尧说:“我们是白手起家，现在每个集团都有十几亿资产。这究竟是属于谁的?”他自问自答:“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都难说”，“大队没给一分钱，当初向银行贷的几万元款都还了。国家也没有投资。”他由此推论:“这几十亿资产是我的也可以说。”

　　企业承包人认为“可以说是我的”，但国家工商管理部门发的营业执照印的是“集体所有制”，又不是“我的”，因此企业承包人个人除了“白色”收入就是化公为私，以权谋私，公车私用，挥霍无度。

　　这是“能人”办厂带来的产权不明和分配难题。财会学校毕业、从乡领导提到静海县乡镇企业委员会主任多年，后来担任了静海县长的李占发，对产权不明与乡镇企业发展的关系说得很透彻。他说:“集体企业两个人承包，不明确产权，企业就会变成个人财产。如果缺乏监督，家业再大，过几年都会变成‘空壳’”。

　　产权不明，所以“这十几亿资产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父子及其家族人员就把流失财产的人当作“败家子”。

　　个人集权下的产权不明，有一个特点，就是群众对资产底里不清，惟独“老板”个人清楚。1992年11月，大邱庄华大集团公司总经理李凤政突然病故。他死在会议桌上，终年45岁。

　　“李凤政一死，3亿债务说不清。2亿是银行的，1亿是外边欠的。”“厂房、设备分开。到1996年6月债务还未清理完毕”，“究其原因是管理不善，没账。一人说了算。这人死了更说不清了。华大集团损失6000万。”李占发用简洁的语言说出了事件的起因。

　　这位李凤政就是被禹作敏称为“鬼头鬼脑，谁都不怕，就怕我”的“能人”。他当过大队会计、总公司党委副书记，能说会算，也有气魄。因为所有权与经营权都集中到一个“能人”身上，“老板”突然故去，企业失去控制，平时的流通渠道中断了，资金流向一下说不清楚。这比企业倒闭造成的损失还惨重，转瞬间企业变成了“黑窟窿”。

　　“3亿外债说不清”，“李凤政死时发现外来的干部有贪污。”这时把大邱庄资产当作“也可以说是我的”禹作敏和他的同伙，气急败坏。禹作敏主持召开公司中层以上干部会议，说华大集团领导是一帮“败家子”，是来糟蹋大邱庄的。他突然宣布撤销华大公司，将其所属的企业划归万全、津海、津美、尧舜四个公司管理，同时撤销华大集团9名副总经理职务，并私设刑堂审讯。（未完待续，后续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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