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茱莉亚音乐学院求学生涯，教给我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
美籍华裔小提琴家宋歆予4岁学小提琴，10岁考入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直至硕士毕业。在宋歆予看来，13年的茱莉亚学院生活，不止造就了一个小提琴家，更是一个会思考的艺术家。人文阅读带给人的理解力，会让艺术家产生更深刻的敏感和洞察力，也能让人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随宋歆予的故事，让我们看一看音乐与阅读在一个人的成长中，发生了怎样的化学反应。
文/吴微
宋歆予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4岁开始学小提琴，9岁考进上海音乐学院附属小学，1999年，一次偶然机会，宋歆予在上海音乐厅遇到来中国巡演的茱莉亚弦乐四重奏，他们在后台给她建议：去考茱莉亚吧，它的预科学校或许适合你！
同年春天，1999年五月，宋歆予投考了这座世界最顶级的表演艺术院校。10岁时，茱莉亚学院向她张开怀抱，直至其硕士毕业。
在茱莉亚学院求学，宋歆予的小提琴职业道路也进行得顺风顺水。17岁时，她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首次演奏了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
此后，她多次随茱莉亚交响乐团参演音乐会，合作的指挥名家有伯纳德·海廷克（Bernard Haitink)、詹姆斯·列文（James Levine)、阿伦·吉尔伯特（Alan Gilbert)和路多维克·莫洛（Ludovic Morlot）。
她的独奏、室内演奏或参与交响乐团的演出曾在这样的舞台上演，比如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上海大剧院、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纽约林肯中心爱丽丝·塔利（Alice Tully）音乐厅及艾弗里·费雪（Avery Fisher）音乐厅。
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宋歆予受邀参加茱莉亚交响乐团有史以来首次中国巡演；2012年7月，奥运会开幕一周前，她又一次随茱莉亚交响乐团赴伦敦巡演，在作曲家、指挥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的指挥下参加了BBC逍遥音乐节的演出。
她还是茱莉亚音乐学院杰出音乐造诣及学术成就奖获得者。2006年，她曾获得杰克·肯特·库克青年艺术家奖，并受邀为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录制节目。
以我们惯常的想象，大可以为宋歆予的人生描绘出这样一条路线：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艺术家，她将不断精进演奏技艺，追逐更大的表演舞台，成为小提琴界的“郎朗”，或是更闪耀的明星——一个励志、美好的音乐界偶像。
总之，宋歆予似乎已经站在一条明确的、众人瞩目之路的入口。然而，面对众人，她说：“如果你问我‘你到底是做什么的？’我大概也无法给你一个直接了当的答案。”
在宋歆予看来，13年的茱莉亚学院生活，不止于造就一个小提琴家。世界级名师的引导，和从青少年时代开始人文阅读习惯，在宋歆予的身上发生了化学反应，造就了现在的“她”。
她曾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比较文学；在纽约大学艺术学院学习电影制作；她接受了苏州大学的邀请，现任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教授。
在美期间，她还曾参加格鲁克（Gluck）社区服务协作项目，前往癌症医疗机构、老年痴呆症患者住所、精神病院、养老院和儿童医院，在病床前为身患癌症、痴呆症等重病的人士演奏小提琴。
“我的真正身份，穿梭在这所有的领域之间：文学、电影、音乐、小提琴演奏、社会公益、文化交流、教育。
对于我来说，茱莉亚是一个让人探索到真正的自我的地方。我的意思是，它助我找到了我完整的人格，而不仅仅是我作为一个小提琴家的形象。”宋歆予说。
茱莉亚学院与阅读的化学反应
4月15日，宋歆予作为荣誉毕业生及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代表学员，参加了茱莉亚和Nord Anglia教育集团一个合作项目的发布式，并当场发表演讲。
简单地说，茱莉亚学院将和Nord Anglia教育集团所属学校一起研发创新的艺术课程，在上海，这一项目的对接学校是在浦西、浦东各有校区的上海英国学校。
发布会当日，宋歆予着一袭黑色长裙，妆容优雅，静默时如同一幅古典油画。和很多在美国生活十多年的中国女孩很不同，宋歆予看起来气质收敛。
有时你可以一眼分辨那些从美国读书回来的华裔学生，尤其是很小出去的那种，她们通常已经学会一套利落的美式肢体语言、一种语速快而强势的讲话方式，并且她们中多数已经不能流利地说中文，也听不太懂。
但轮到宋歆予发言时，她用中文讲，即使对着一份全英文手稿。她语调平缓流畅，笑容安静，如果你没有事先看她的资料，你会觉得她是那种一直在上海长大的女孩，甜糯中带着点娇气，而不是从10岁时就搬去纽约。
但当宋歆予开始用英文重复演讲内容时，她又似乎瞬间变回一个纽约姑娘的样子，有一种骨子里透出来的独立感。
听宋歆予讲自己的故事，你会发现阅读好像坐标石一样，一块接一块地嵌在她的人生经历之中。
为什么4岁那么小就开始学琴？这是我问她的第一个问题。而宋歆予坦白地回答我说，因为爸爸妈妈可以算当时的文艺青年，他们对西方文化心向往之，家里的大书柜里满满当当摆满了法国、英国，世界各地的名著小说，而或许也是他们帮小宋歆予选择小提琴的原因之一。
尽管如此，宋歆予的爸爸妈妈并没有想过要让女儿走音乐的职业道路，而只是想通过小提琴提高一下女孩子的气质和内涵。
机缘巧合，宋歆予在10岁那年考进了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的大学预科部，之后，宋歆予全家搬往了纽约。
大约从13岁开始，宋歆予迷上了文学与阅读。
和本科之后的茱莉亚音乐学院不同，该学校的大学预科部接纳8-18岁在音乐上有天分的孩子。比如像宋歆予这样的学生，一边在预科部读音乐，同时必须要进入一个文化学校学习，而不是如同国内，在进入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校之后，便以专攻一门为主要学习任务。
宋歆予的文化学校是纽约的（PCS）ProfessionalChildren’s School，在宋歆予之前，这所学校为我们熟悉的校友有设计师Vera Wang，大提琴家马友友，美剧欲望都市的女主角Sara Jessica Parker，以及诸多活跃于世界艺术舞台领域的名家。
从周一到周五，宋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在PCS攻读一切文化科目，周六在茱莉亚预科部学习一整天的音乐课程，周日常常是被作业和演奏或练习排满的日子。
回想那时候的学习心态，宋歆予觉得她不是那种一定要在成绩上拿第一的学生，相反，她更崇尚追随完整的学习过程。她会熬夜看莎士比亚、荷马、索福克雷斯，为那些最经典的西方文学史着迷。
在高中阶段，她特意选修了政治哲学科目，分析马基雅维利、柏拉图、索克拉底，老子，托克维尔的Democracy in America，等等重要作品。
进入大学时光，她开始大量选修人文课程，阅读及分析，福楼拜、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心爱的作家一个个读过来；不够满足就再走几条马路坐几站地铁去哥伦比亚大学修比较文学。她说，“做这一切，只是因为喜欢，而对之有激情，就不介意疲惫。”
“我渴望摸索角色的心理，理解人性的坚强和脆弱，我当时只是勉励自己要在能‘吃’的时候多吃！”宋歆予说。
从中学到硕士毕业，在她看来就是一段可以专门用来探索读书这件事的年龄，当然以后也可以读，但是那时我们对生活的心态和重心可能都会变。她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不会有同样的风景，没有人可以越过两条相同的河流。”
文学之于宋歆予，在13年的茱莉亚学院求学生涯中有着和音乐学习等同的分量，但另一方面，这可能也是茱莉亚学院潜移默化给宋歆予的学习习惯。
茱莉亚学院十分重视人文课程，实际上这门课程也是所有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有学分要求。但的确有学生将这里看作纯粹磨练技艺的殿堂，所以只要求自己拼命练琴，人文课程往往选择那些最容易过的老师，纯粹为了完成学分。
“但那不是我。好的分数最多能体现一时的机智，而过程的历练和完整才会在记忆里影响一生。”宋歆予说，从中学开始，她就不是那种只求体面分数的学生，如果问题的来龙去脉没有弄清楚，她会觉得不舒服，所以同样的课，她通常会选择那些更严格的老师，更有挑战的课堂，以便有兴趣的领域探求更多。
据宋歆予说，这也是她后来去纽约大学学习电影的原因。在那里，她用了6周时间来操练“电影制作”的来龙去脉，从担任编剧、制作人，导演、演员、剪切，到后期配音的每一项任务，她在五周的时间里制作了5部微电影。
对于一个潜力显著的青年小提琴家而言，写作、修习比较文学、学习电影制作到底都为了什么？
对此，宋歆予的回答是：“面对很多爱好，或能让你产出激情的事，在追随它们的当下的确不一定能看得出探索他们到底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但人只要追随你的兴趣和激情就够了，所谓的挚爱的事情也是需要探索的过程和历练。等到有一天，当回头看，你或许会发现，所有为之努力过的事情就像珠子一样连接了起来，就像被施以魔法一样。”
“正如人文学，加上音乐，造就了现在的我，但在阅读的那一刻，我不会去想是为了什么，生活我还是喜欢纯粹些。或许当一个人具有了一定的人文素养之后，再去面对音乐时，就会想得更多，看得更深。这种人文阅读带给人的理解力，会让你在艺术中产生更深刻的敏感和洞察力。”
大师与大学
乍看之下，你也许会觉得宋歆予对文学的追求、对人文关怀的思索，在青年小提琴家的背景下略显突兀，但实际上，如果你去了解那些她在茱莉亚所遇的人生导师，你便会觉得一切都合情合理。
10岁的年纪，宋歆予从上海搬到纽约，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说实话，她开始难免有一种像植物一样被拔起，移栽别处的惶惑和不适。然而，在茱莉亚的预科部，她遇到的第一个老师是多萝西·迪蕾（Dorothy Delay）。
“迪蕾给我的感觉就像是祖母。那时她已经78岁了，但同时又让我觉得，她和我是一个年龄的，她会跟我表现出她也喜欢可爱的绒毛玩具，喜欢粘纸或漂亮的信纸，她会让你在情感上相信她。我的英文名字也是她给我取的。”
“一开始，她叫我Xin-Yu，后来我去她家上课时，她和她老公一起翻阅英文名字字典，从A到Z全看了下来，最终和我一致意见的选择了 Stephanie这个名字。她觉得这和我的姓很搭配，在英语里Song是歌颂的意思，Stephanie则意味着花环、皇冠。”
迪蕾和宋歆予的相处方式，让宋歆予觉得她是一个可以倾吐一切心声的人，这种信赖感同时延续到音乐课堂中。和一般老师不同，迪蕾允许并且支持孩子在学习中的反复。她不太会邀请家长介入监督孩子，一味督促、推进孩子，只能进步，不许停步不前，更不许退步。
进到迪蕾的课堂，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是纯粹并且直接的。她不会和家长讨论孩子的表现和进度，而是直接跟孩子聊天。如果你表现很好，迪蕾会直接为你喝彩；而如果表现不好，她也会委婉的鼓励你自己去思索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
迪蕾带了宋歆予三年，以这种温和可亲的方式，然而更多影响可能发生在不知不觉的相处之中。
在一份1975年12月的音乐杂志上，记载了一篇关于多萝西•迪蕾论音乐教学的文章。其中至少有两处，让我觉得这也许是宋执著于追寻知识来龙去脉的缘由：
关于听总谱：
在训练用听觉去识别交响乐曲、协奏曲曲式结构的同时，学生应当学会看谱时能听到总谱的全部。许多学生还弱于此道。
大多数拉小提琴的人，只限于阅读自己的声部而不把注意力扩大到整个总谱上去，这种情况如同一个扮演《汉姆雷特》的戏剧演员只管背诵自己的台词一样糟糕！
通过在家练习“指挥”总谱，迪蕾的学生到了十三、四岁便能获得听总谱的本领。
扩大音乐视野:
处在我们这个社会分工严密和专业化时代，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我们从事音乐工作的人，当中只有少数对我们专业以外的音乐文献有足够了解。练习一首乐曲，如能获得对作者生活事迹的知识是大有裨益的。
演奏斯特拉温斯基(Stravinsky)的音乐，要是能了解到一些他对希腊文化的反应，那将有助于明了他的某些作品。学生应当知道一个作曲家的代表性作品，尽管它们未必就是小提琴协奏曲。
（资料来源《多罗西•迪蕾论教学》凯尔•斯托克霍尔姆撰稿 原载《器乐演奏者》75年十二月号) 谭时霖 翻译）
而在文献的开头，关于多萝西•迪蕾本人的介绍则是：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小提琴教师之一，执教前，她是世界闻名的小提琴独奏家，师从利•奥尔，后来是斯泰维森三重奏(Stuyvesaant Trio)的组织者和小提琴演奏者。
当她退居幕后，便潜心探索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1975年获得由美国弦乐教师协会授予年度最突出弦乐教师的卡萨尔斯“教学大师”奖(Master Teacher Award)。
“在茱莉亚，我遇见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人。而今在我看来，他们都拥有共同的质地，也正是这些，使我在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时光变得如此珍贵。
茱莉亚音乐学院里那些对我至关重要的人都是真正的学者，具备明确的个性同时又有饱满的人文情怀。这些，就是我所认为茱莉亚给我们每一个茱莉亚人灌输的最核心的知识。现在想起来，其实简直可称不可思议。” 4月15日的发布会上，宋歆予在演讲中说。
艺术家公民和多功能的人
13年的茱莉亚学院浸润，到底让宋歆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较接近的答案是“艺术家公民”，从一个艺术家的身份出发，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可以回报社会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站在演奏技艺金字塔顶端的人。
宋歆予当然仍旧在追寻音乐的路上，但她追寻的方式更多是内省式的。首先是认识自己，接纳自己，然后带着更多平常心，探索那个自己倾心的世界。“竞争心和艺术本身其实是相反的”，宋歆予说，“但无论如何，激情一定是最重要的。”
在今天的音乐世界，说到激情就会让人想到郎朗。但宋歆予的音乐激情与郎朗式的激情并不相同。郎朗的激情更多表现于他对音乐成就的追寻上，而宋歆予的激情则投射于精神世界中，比如对内在自我的追寻、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以及建立在两者之上对音乐的沟通和追问。
这好像是一种很玄妙的理解，但实际也正是美式教育通常会给予学生的精神。
“当一个中国的孩子学习音乐，他的面前有一个首席的位置，他和他的所有同伴向着那个首席的位置进发，非此即彼；而美式教育的理念是，舞台上并不只有一个聚光灯，如果你仅是一个明星，那么你终有走下舞台的一天；但如果你是一个经过思考的艺术家，并且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那么你便获得了你永久的存在感。” 宋歆予对中西文化对比的感慨中提到。
所以这是宋歆予会去从事社区服务的原因，她会去那些癌症医院，在晚期病人的床前弹奏音乐。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公益概念下的“课外活动”，而是她在体会音乐对人的影响力。
表演之后，护士告诉宋歆予，病人虽受癌症折磨，仍然很痛，但你的演奏让他们的精神感到平和安宁（peaceful）。在那一瞬间，宋歆予体会到音乐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崇高感，值得她心怀谦卑，以一个仆人的姿态永远追随。
在这样的努力之下，对于宋歆予而言，一个艺术家本身以何种“等级”存在，以何种方式存在，并不重要。“在这个时代，我们都是有着多重身份的个体，专做好一件事已经不够了，未来需要的是多功能型的人。“宋歆予说。
这也是国内学音乐的学生普遍缺乏的一种精神和认知。宋歆予目前执教于苏州大学音乐学院，在她看来，很多学生可能有对音乐演奏的热情和进取心，却缺少一种对生活的激情和好奇心。
他们好像也不太了解自己真正热爱什么，或真正厌烦什么，似乎也不关心他人和社会，简单的说，看起来缺乏个性。
在宋歆予的课堂上，她一方面会要求严格，另一方面会在课下和学生尽可能多地聊天、交流，成为朋友。“我猜他们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被禁止太多，或包办太多，如果说要我给中国学生建议，我会说，跟随一切你在生活中的热情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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