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小学语文老师，如何做成一门给中国孩子的通识大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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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他在浙江教了15年的小学语文，却因做了一门打通孩子知识、情感的通识大课，受到教育界关注，由此获得2016年年度“全人教育奖”提名。他就是倡导“万物启蒙”教育的创始人钱锋老师。近期，他在上海协和教育集团筹建“万物学堂”。外滩君专程前往采访钱锋老师，在对谈中，他提到“万物启蒙”就是要打破沉闷的课堂教学，让孩子贴近生活，尝试带领孩子们走出教室，到大自然中启蒙常识，产生共鸣，将教育真正融入生活，搭建起一个跨学科的、完整的课程体系。
文丨张瑶 编辑丨李臻
视频丨洪宇哲
近些年，中国的基础教育经历了很多大大小小的改革，这其中涉及到广受诟病的应试教育，为此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给学生减负之类的词语常见于报章媒体之上。反对死板的知识灌输，注重全方位能力的培养，这些有关改革的口号我们早已烂熟于心，但真正落到实处，却是着实不易。
而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有才学、有想法的老师正不断探索，从浙江嘉兴一所乡村学校走出来的钱锋，便是其中的一位。
图为钱锋和孩子们
2016年，钱锋获得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心平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人教育奖”提名奖。所谓“全人教育”，顾名思义，便是培养一个完整的人，其目的在于，唤醒人对生命的敬畏之心以及对学习的热爱之情。而钱锋之所以能获此提名，是因为他干成了一件许多小学语文老师想也不敢想的大事。
1979年，钱锋生于浙江嘉兴平湖农村，按照他在博客里的记述，那时的江南乡村万物葱茏，乡村人家尽枕于河。儿时，他和小伙伴们游荡在乡间、穿梭在竹林、油菜地和稻田里。村里人家一年按节气时令生活、母亲做各种糕点、夏夜唱民间歌谣、说方圆十里的传说。在钱锋的回忆中，童年的乡村恐怕是中国几千年乡村文明最后的黄金时代。
进入平湖师范学校后，钱锋大量阅读文史哲社科类著作，抽空走遍了太湖流域。钱锋坦言自己深受费孝通先生所著《乡土中国》的影响，并在读书期间多次前往《乡土中国》模型地江苏吴江，以至于当地的村民都以为钱锋是费老先生的弟子。
钱锋相信中国文化的传代“不只靠大师，还靠乡规民约、家族伦理”。当然，他更加注意到“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从山川大地中孕育的”。这也奠定了他要将这一部分植根于山川河流的文化带给孩子的心愿。
三年后，钱锋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到母校平湖市前港小学。在这所乡村学校任教六年的时间里，钱锋不断地进行教育的新尝试。农历时节他带领孩子走向田野，教给孩子们自然常识。在那之后，他又开始研发蒙学课程，整理学堂乐歌，编辑推广《诗韵三百六》书籍。
四年前，钱锋结束了自己在浙江小学从教十五年的工作，来到北京，加入亦庄实验小学，全身心投入到一个名曰“万物启蒙”的教育实践中。那么这个听上去很厉害的“万物启蒙”到底是个怎样的课程呢？
简单来说，和时下最流行的项目制学习方式相似，从认识某一具体物象出发，以中国文化为本源，创造性地打通学科边界、文化边界，试图启蒙常识，建构立足时空、贴近生活、整体关联的知识架构，从而唤醒孩子的工匠精神与人文情怀。
这个宏大的课程愿景，显然不是一日造就的。对钱锋来说，正是过去十五年的教育实践带给了“万物启蒙”萌芽的契机。
2013年，“万物启蒙”第一节课“石头记”正式开课了。钱锋说，这条路，他整整绕了十年。
万物启蒙是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孕育出来的。在那之前，钱锋做过很多尝试，早前他给孩子们上《诗经·采薇》时，就把春秋时代跟杨柳有关的诗歌专门抽出来进行拓展学习。
这种“主题阅读”的方法，其实现在也有不少语文老师也在采用。但是，钱锋发现这样做还不够。
时空在不断变化，老师站在教室里和孩子谈“折柳相送”，孩子们依然会觉得很抽象，他们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概念，把它当作固定短语记忆而已。但是孩子恐怕不知道“折柳相送”这样的民间习俗是怎么来的，他们甚至可能还会产生这样的疑惑：为什么古人折的偏偏是“柳”，而不是“杨”，或者其他植物？
后来钱锋自己做了一些资料搜集，他发现“折柳相送”首先和“柳”这种植物本身的属性密切相关。杨树向阳生长，多数分布在长江以北地区；而柳树就比较“随性”，随载随活，不拘环境。因此柳枝被折来赠友是非常适合的，它寄托了对友人的一番情谊——“适应环境，随处生长，落地生根，枝繁叶茂”，除此之外，家乡的柳生长在异乡也可以了却一个远行之人的思想之情。
《本草纲目》记载了柳的很多部位都可以入药，现代医学也佐证了这一点——柳树作为重要成分被提取出来用来制作阿司匹林，专门用于清热镇痛。因此，柳寄托了为友人祈福平安的意义。
我们还知道柳有“留”之意，这不仅仅是因为谐音，也是受柳树本身的功能所影响。柳树长到一定高度后，它的上半部分会被截掉用来做家具材料，截掉以后，新枝就能从留下部分旁边开始抽芽，继续生长。所以“留”的意思就是留住下面的树干，把根留住。随着历史时间的推移，柳树被无数的诗人用来表达一种柔肠寸断的情感。
柳树的意象从《诗经》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开始，一直到李叔同《送别》诗里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几近尾声。一颗柳树所包含的寓意展现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而这样一个情感的流转过程，也包含着人们对事物的本体及功用的认知。
钱锋老师在户外上课
于是，钱锋开始思考：我们能否在主题阅读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如果我们真的想把“折柳”给孩子说清楚，一堂课显然不够。我们能否把四十分钟上课时间弄得长一些，比如上四节课或者四天？不过钱锋在之后的“万物启蒙”实践过程中发现，他甚至可以花上四十天的时间来把柳说明白。因此，“万物启蒙”中“长时段学习”的概念也就应运而生了。
长时段学习是相对于当下小学教育一节课四十分钟而言的。钱锋基于对自己儿子以及学生的观察，发现：“小孩子在探索一件事时，不希望有人打扰。他在玩一个游戏时，是全身心投入的。如果你告诉他，铃响了，你得停下手中现在做的的事，去上另外一节课，玩另外一样东西，这对于小孩子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因此，钱锋试图在“万物启蒙”课程中拉长孩子的学习时间，让他们玩尽兴，也学尽兴。
在钱锋看来，小学一节课之所以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主要还是因为如今的小学生从一年级开始便实施分科教育。
孩子每天上六节不同的课，在课程中经历六种不同的学习体验。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没有联系。钱锋担忧这样过早地分科学习，会割裂孩子学习生活的完整性，因此他试图用长时段的学习来打破这样的分裂状态，这也为建立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时间上的保障。
在研究一个物的前提下，打通不同学科之间的经脉是“万物启蒙”的核心。当然，钱锋也坦言这样的学习方法或许可以被广义地概括成“跨学科学习”。
他意识到，现在很多国际课程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模式都在强调跨学科学习，可见这是全人类教育家的共识，而它本身也基于孩子“从模糊到精确”这一认知规律而设计。
“万物启蒙”也遵循这样的共识。在孩子学习诗歌的过程中，会渗透音乐的相关知识。要知道节奏和韵律是诗歌的灵魂，孩子在吟诵诗歌的同时，乐感也会逐渐增强。
“万物启蒙”系列通识读本
“跨学科学习”顾名思义是将不同学串联起来，这不仅是对学生学习的要求，也是对老师上课提出的要求。因此，在“万物启蒙”中，各专业学科的老师必须协同设计课程，在同一个系统下共同完成每一节课。为了确保每一个学科之间可以无缝连接，不同专业学科的老师会同时出现在一节课上为孩子答疑解惑。
钱锋曾经和教师团队设计过钱塘江大桥的课程，这是一项科学工程，所以，专业的科学老师必不可少，他会带领孩子了解钱塘江大桥是如何建造的。而钱锋作为负责人文版块的老师也会在一边“旁听”，孩子在了解完大桥的建造过程后，他会带领孩子一起阅读《桥梁简史》这本书。
钱锋曾经提及，当下中国小学阶段早期分科教育会带来“单向纵深有余、横向联系不足”的弊端，而跨学科的学习可以拓展孩子的学习广度，让孩子能够以多学科的视野来看待问题。
除了学科上的分割，小学生的学习空间也在被限制。钱锋解释说，孩子在进小学的第一天，老师首先告诉孩子上课的规矩，比如怎么坐，怎么举手喊“报告”等。
所以当下的基础教育“总是先从教化开始，而不是先教育”，对此钱锋觉得很遗憾，“义务学校第一件事情不是告诉孩子学习的乐趣在哪里，不是探索未知的世界，而是让孩子一下子进入人的世界”，钱锋说。
而通过万物启蒙的实践，钱锋发现，把孩子抛到自然万物中去，孩子的学习状态则完全呈现出另一种样貌。
他曾多次带六年级孩子进行毕业游学，孩子们进入山间、来到河流边，会自然生发出很多年疑问，而这些由好奇心引发的问题通常和语文教材没有关系，当然也找不到标准答案。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有标准答案呢？钱锋说，“如果孩子的学习停留在教室、停留在语文课本上，那他们的成长空间是非常局限的，也无法打通学习的通道。”
以钱锋开发的《竹》课程为例，他会带领孩子们亲身去竹林里去感受，让他们摸竹子、咬竹子。这是儿童天性和自然性合体的过程，也是“万物启蒙”课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除此之外，钱锋还概括了万物启蒙的三个实现途径，分别是学堂、社群学习及自然行旅。而让孩子去竹林里探索正是自然行旅的一个例子。
钱锋带孩子们去探索
学堂是具有物理空间的课堂，物理墙壁虽然将孩子与外界阻隔开来，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学校课堂是学习效率的保障，而孩子即使受墙壁阻隔，思想却不会受到阻隔。孩子还是可以通过探究的方式来恢复一个自然时空。
比如，钱锋就曾带领孩子们在课堂上研究“唐朝的轻舟”。经过研究发现，李白的三段人生分别和长江的整条流域相吻合。于是，孩子就在中国地图上把李白的行旅图标注出来，然后再把诗歌所对应的地点也标示出来。
这样一种在教室内发生的、对母语中诗文化的探究，借助一些外在的手段，把时空恢复，从而使诗歌和李白都真正地“活”了过来。
在学习陶瓷课程时，钱锋还会带着孩子们去景德镇考察。在万物启蒙的实践过程中，钱锋希望这样的社群学习能够更往前推进一步，那就是建立“社区概念”，将教育资源和社会资源打通。
钱锋说，社区其实是把更多的场所化为一个整体，而这些场所的功能本身就是教育所需要的。
他设想了一个理想学校的样貌：
有一个小镇，小镇有电影院、图书馆和健身房，学校里不需要再重复建立这些场所。以电影院为例，当老师要上一门和西方移民有关的课程，电影院可以为孩子放映一系列电影或者纪录片，也可以和孩子讨论特朗普和默克尔的移民政策。
钱锋曾经在电影院给孩子播放《看上去很美》，看完后就直接在电影院里上课。他期望未来能有一个这样的教育“社区”，将教育真正融入生活。
其实，万物启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识教育的一种形式，而钱锋则一再强调，教育的目的正是打通学习的内部通道。他还有一套特别精妙的“无用之学”的理论。
所谓“无用之学”，出自于老子的一句话“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当时老子就用杯子来释义，他问，当我们用杯子时，我们是用它的杯壁，还是用它里面的空间？答案很明显，中间的“无”才是我们承载东西的地方。如果没有坚实的杯壁，那杯子里“无”的空间自然也就无法形成，杯子也就无法实现盛水的功能。
同样的道理，延伸至教育，“有”就是我们学习的知识，而有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无”——这才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搭建墙壁是为了建造出让孩子生长的空间，但如果碎片的知识不断堆积，那墙壁就会越来越厚，留给孩子成长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
在钱锋看来，之所以应试教育总是遭人诟病，或许我们真正应该问的问题是：应试教育里的学科知识给孩子留了多少生长的空间呢？
如今，钱锋又踏上了新的征程。今年年初，钱锋离开北京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协和教育集团课程院院长，筹建“万物学堂”。
他多次使用“活过来”来描述这个创新中国学堂。钱锋试图用新的方式，让古老的中国文明活过来，而他最热爱的“万物启蒙”也仍在继续：通过让孩子与万物进行长时间的亲密接触，搭建起一个跨学科的、完整的知识体系，把知识的杯壁塑造得既坚实又薄透，让孩子在杯子的空间里自由地呼吸、成长。
B=外滩教育 Q=钱锋
关于万物启蒙，钱锋说：
B：“万物”似乎学无止境，那“万物”的选择有什么标准？
Q：万物是个范畴，泛指自然界。“万物启蒙”认为世界万物都可以进入教材，把万物当教材，把世界当课堂。
在我看来，万物的选择基本遵循三条原则：
1.离我比较近
2.离自然比较近
3.离文化比较近
具体来说，我们首先会给孩子选择贴近他的物。比如，上海的孩子应该学竹子，而宁夏的孩子就应该学枸杞，因为这些物就在他们身边。
反过来说，如果你和宁夏的孩子说茶，这个就很难说通了，因为他们旁边没有茶树。所以我们认为离孩子们近的要先学，这也是万物启蒙的一个维度：认识世界应该首先从故乡开始确认自我。
离自然比较近是指要选择普遍存在于生活和自然中的物，比如茶和竹，它具有生活探究性和延展性，这样的选择也方便孩子走进大自然感受。但是古代女子发髻上的簪子，这个就离自然比较远了，它只是被当做一种审美的存在，所以簪子可以被放在“古代服饰”这个主题来学习。
最后一条“离文化比较近”这个很容易理解，这里的文化是指中华民族的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我们要选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物，而不是西方背景，这样孩子比较容易产生共鸣。
B：“万物启蒙”为什么如此强调“物”？
Q：这其实和中国的自古以来的“物象传统”有关。《易经》有名言“君子以厚德载物”，这里就提到了君子和物之间的关系；之后道家开始强调“齐物论”，意指我们不要超越天地而是应该顺应规律；再到后来，就是儒家不断深入研究的“格物致知”理论。
这些古代的哲学原理影响了中国人生活处世的态度，而这其中“物”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对物的态度也直接决定了我们的世界观。比如，中国古代谈“气”老子认为那其实是“道”；而西方人讲“气”，那就是一种原子。这里面就体现出中西方对待物的不同态度了。
我们常常感叹中国人科学精神的失落，其中重要原因是人们始终过着超物的生活。当我们说到竹子的时候，我们的教育不是首先教孩子竹子是如何生长的，而是立刻将竹子提炼成“刚柔相济”这样抽象的形容词。
而且这样的超物态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们的科学发展。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英国专家李约瑟曾发问：“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这个提问一度成为“李约瑟难题”。我后来从梁漱溟先生那里得到启发：中国认识世界后，便过早地绕过了具体了解世界的这个阶段，直接跃到了对世界更高层次的理解：即人与物的“天人合一”的精神层面。
中国人直接将物过渡到精神层面，会直接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恋物情结，而这种恋物情结本质上是对物的控制，即“我”凌驾于“物”之上。现在的有钱人，一旦有钱有闲后，就开始收藏，疯狂迷恋各种各样的东西，这其实是恋物癖的一个表现。
万物启蒙强调“物象系统”，是希望孩子既能明白中国人对物的情感寄托，又能理解这种情感是怎么来的，所谓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从整体上来说，万物启蒙的价值观是尊重道法自然的。只有对物的本身产生认知，我们才会对世界产生敬畏感，这种敬畏感不以个人的意志来转移。世界本身就有力量在，这种力量让小孩子越小去触摸，他们就越容易感知和接受。
B：一个孩子的认知是如何经历从“模糊到精确”的过程的？
Q：具体来说，孩子在0-7岁时，他大概完成人类文明几万年发展史。人类从母体中出来，首先学会爬行，而人类在成为直立行走的动物之前，初始阶段也是爬行动物。
之后，孩子在1岁左右便开始直立行走。他们开始有一些小的行为，比如乱啃、乱摸、乱咬，敲敲打打，开始通过这些行为来探索世界，这是小孩子建构世界的第一步。人类在早期认识世界，也经历了使用工具的阶段。
再后来，人类在山洞墙壁上涂鸦记录，而小孩子也同样在幼儿期通过涂鸦画画来表达自己。到了7岁左右，孩子才开始识字。
人类在经历过洞穴阶段以及结绳记事的年代后，最终进入抽象文字的时代。这就是从模糊到精确的过程，也是孩子的认知规律。人类的规律我们要遵循，所以幼儿园千万不能教小孩子识字，或者识字不能早于画画时段。我们需要给孩子充分的涂鸦画画的时间来建构对世界的认知。
另外，我认为小孩子在一二年级应该是自然不分科的，因为孩子在那个阶段尚处于对世界模糊认知的阶段，那个时候他们认为自己跟世界是一体的，也无法分辨所谓语文和数学是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只有保持这种童稚的状态，小孩子才会感受到安全感。
我在万物启蒙中经常谈到一个人的三维，它包括自我、空间和时间，这三维构成了物或人的本体。
而这三维所产生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0-7岁孩子会产生我是谁的问题，7岁左右小孩子就会问为什么我跟美国人长得不一样，问我为什么是个浙江人等等。这就是孩子在考虑一个空间问题。
之后，孩子开始学习各种知识，比如语文和历史，这些知识多是属于时间轴上的考量。这三维也构成了一个人学习的整体。所以万物启蒙是本着符合孩子认识世界的规律的初衷，先从本体开始，再建立时空。
B：孩子在童年阶段应该由什么样的书来启蒙？
Q：其实没有哪一本书是非读不可的，但如果说孩子一定要用书来启蒙，那应该是“经典”。因为经典的书籍包含人类的公认的智慧，值得慢慢反刍。
我童年时期，资源比较匮乏，我把能看的书都看了一遍，直到最后已经无书可看了。我的老师就把《诗经》《唐诗三百首》这类书籍借给我看，可是他给我限定了归还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里我根本看不完，所以我就把这这些书抄下来。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段经历有多重要，我现在所记住的诗词歌赋大都来自当时抄书的经历。
我觉得，构成一个民族之根的书籍一定要让孩子尽早接触。孩子读不懂没关系，因为一旦他们记住以后，他们在之后的人生成长中，会自然地对书中所述内容豁然开朗。我曾让自己班级的孩子在六年级前，将《道德经》《中庸》《大学》这三本书通篇背下来。
《道德经》摆在第一个读，因为它是属于最高智慧的书，很适合小孩子最早开始读，当然也适合七十岁老人读。
小孩子是一张白纸，你跟他讲“大音稀声，大象无形”这种宏观浩大的景象，他能想象得出来。而对于老人来说，他们已经返璞归真，重新把世界过滤掉，所以也能读懂《道德经》。而最难读懂《道德经》的人应该是属于大部分处于青壮年已经习得很多知识的人，因为他们的心灵因为大量的知识已经堆塞不通了。
虽然要读经典，但我反对读经，另外，《三字经》、《弟子规》这样的书并不属于优秀的传统蒙学著作，也要有取舍。
中国古代也有启蒙教育，它通常被称之为“蒙学”。中国古人以前就知道，童年时代，孩子的蒙学首先应该给孩子自然万物灵性的启发，要告诉他天地万物自然的规律。
古代蒙学的代表作是《千字文》，它将一千个字排成歌谣，同时一千个字里蕴含的是世界规律。
《千字文》开篇便讲“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它的意思是创世之初，天地处在一个迷乱混沌的状态。古人认为，这就是人的原点，认识世界也理当从天地开始。接下来，《千字文》谈到了空间以及四季。
再比如，李渔在《笠翁对韵》中谈到，“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这些语言里都没有说教的词，都是自然万物的对应。
但是反观当下小学教学，语文老师开的很多书单多和故事文学相关，而百科博物类的文章却少之又少，这就不利于培养孩子对万事万物的好奇心，也很难在孩子身上培养“科学”的种子。
另外，在古代孩子的启蒙多是歌谣化的，这也是受汉字本身的音韵所影响。我小的时候，奶奶经常给我讲故事，她讲完后还用唱歌的方式把故事唱一遍。我奶奶不识字，但是她也知道用歌谣来启蒙我。中国的文字是“音、形、意、象”的合体，这是显性的母语特征。
“万物启蒙”的logo是《易经》第四卦蒙卦的变形，蒙卦的卦辞是：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我去求孩子学，而是孩子想学的时候求我帮助他，而不是我去施加他。
这是古代启蒙教育基本的规律，而“万物启蒙”正是用全新的方式来复活传统蒙学，寻找中国通识教育的原生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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