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出天才少女钢琴家，他说我们的教育欠孩子这6堂必修课
看点 从世俗的标准来看，杨照作为家长，无疑是成功的。他培养出了天才少女钢琴家，14岁去德国诺汉威留学，获得全德青年音乐大赛满分第一名，16岁就入选史蒂芬·寇瓦谢维契大师班。但是他的“成功”，却恰恰是因为他并不在意那些世俗的标准。他和孩子一样，讨厌枯燥的应试和唯分数是从的制度。杨照是台湾教育的批判者，他曾在书中指出：我们的教育，缺少了至关重要的几堂生命必修课。下文整理出杨照所指的6堂生命教育课，这不只是我们欠孩子的6堂课，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需思考的问题。
文丨杨照 编辑丨李臻
杨照和女儿李其叡，《呼吸》剧照
电影《迷墙》剧照
1952年，美国心理学家艾许（Solomon Asch），做了一个重要的实验。
他找了自愿的参与者，告诉他们要观察一个人面对问题时的反应程序，所以需要他们回答一连串的问题。七到九个人在同一个场地，然后实验者开始问一些简单的问题。
事实上，场子里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受测对象，他永远都最后才回答问题，其他人则是安排假扮的人，他们故意讲出错误的答案，再看受测者会怎样回答。
实验发现，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会因为前面人讲的错误答案，而改变自己原本清楚知道的正确答案。
同时期，美国心理学家梅尔葛兰（Stanley Milgram）做了另一个实验。
他找来志愿者，告诉他们要实验人受轻微电击时会有的反应，志愿者需要做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依照旁边专家的指令，按下面前的按钮。隔着玻璃，实验屋中一个身上连着电线的人就会受到电击，专家就能记录电击反应。
专家告诉来按钮的人：被电击者是自愿参加实验的人，而且电击绝对不会有真正的危险。
实验开始，每按一次按钮，被电击的人显然就多痛苦一层。到后来被电击的人甚至从椅子上跌下来，痛苦地在地上打滚。然而，不管玻璃那边发生了什么事，玻璃这边的专家，都不为所动，持续发出同样的指令：再按！再按！
其实，玻璃里被电击的人，身上根本没有通电，他们是被找来演戏的戏剧系学生。真正要实验的，是一个人明明看见别人的痛苦，会选择继续接受专家指令，还是会听从良心的判断拒绝再按钮。
实验发现，45%的人，不管玻璃那边的人痛成什么样子，只要专家下令，他们就会一直按、一直按。
这两个实验，半个世纪后仍然有效地提醒我们——从众的压力，和听从专家的习惯，多么可怕！大家都胡说八道时，就算我们自己清楚那是胡说八道，然而在压力下，我们不小心就会选择跟着一起胡说八道。更可怕的是，只要有专家在旁边权威下令，尽管担心说不定再按钮会出人命，还是有那么多人会继续按钮。
活在这个时代，两件事逃避不了。我们逃避不了群众，也逃避不了专家。愈是逃不开群众与专家，我们就会愈需要独立判断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判断”？就是当自己的想法和群众和专家不同时，不必须对群众与专家投降，而还能保留一点冷静思考的空间。
如何培养“独立判断”的能力？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只相信答案，还知道答案是怎么来的。不只学习知识的结果，还要学习知识的过程。
讲得再更简单一点，就是培养一种追究道理的态度，总是在问：“这知识是怎么来的？”“这知识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样的人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被群众和专家带到错误或残酷的路途上去。
我手上有美国学乐出版社（Scholastic，就是出《哈利波特》大发利市的出版社）为美国小学编写的三年级英语课本，其中一课的标题叫：“News or Views？”
课文主题教小孩理解：两个发音类似的字，指涉的是很不一样、更不该被混淆的两种东西。News是新闻，是发生什么事的事实讯息，Views则是意见，是个人的喜好与厌恶表达。
接下来课本里就列出许多例子，让学生练会怎么分辨什么是News，什么是Views，也让老师可以带领孩子在课堂上讨论。
这是“英语课”，却同时也是“社会课”。
看人家这样编课本，感慨一，为什么我们的国语课文不能更多一点内容？为什么课文总是空空洞洞，好像只有教小孩认字才是重点，认了字，读了课文，可以从课文中吸收什么相对不重要。
感慨二，为什么我们的教育内容如此忽视新闻、资讯，难道办教育的人都看不到：外界的新闻、资讯，远比老师、课本对学生相信什么有更大的支配、影响力量吗？
学校、老师可以做、应该做的，是提早告诉孩子们，他们将要遭遇的资讯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并且为他们做思想与态度上的准备：如何了解资讯、如何对待资讯。
这些工作如果早点做、持续做，那么等小孩大到会感受大量资讯铺天盖地地围过来时，他就不会盲目天真地将这些东西照单全收，就不会被这些东西牵着鼻子走，能够保有基本独立判断的空间。
这样的教育、提醒，对小孩多有用！等他们长大了，对整个社会多有用！他们具备基本新闻常识，也就是具备了分辨新闻是非与好坏的能力，他们对新闻的选择会不一样，今天很多奇怪的新闻乱象也就不会存在了。
然而不幸地，学生有那么多时间在学校里，从国语、数学、社会、自然众多科目里，偏偏就是学不到这种最切身实际的内容。
要到他们已经被当前扭曲、恶化环境下产生的新闻洗脑了，教育体系里才不清不楚地提一下什么是新闻、什么是新闻工作，到那个时候，这点内容能发挥什么作用？
电影《蚯蚓》剧照
“校园霸凌”是个新说法，然而其行为本身，却绝对不是什么新东西。换用旧说法、更明白的说法，“霸凌”就是“整人”，以大欺小、以多欺少的整人行为，发生在校园里，就是“霸凌”。
还原“霸凌”就是“整人”的本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这个问题的根源。小学生、中学生在学校里热衷于霸凌行为，觉得霸凌“好玩”，因为他们每天从电视上获得的讯息就是如此，多少收视率最高的综艺节目，从头到尾唯一的卖点，就是整人，想尽各种整人办法，看着被整的人大家哈哈直笑，觉得真是“好玩”。
这样的节目，完全从整人者的视角出发，让观众认同于整人的感觉，没有一点对于被整者痛苦的同情。刻意制造出来的欢乐气氛，明明白白传达了一种价值：整人好好玩，想出办法来整人，很酷、很了不起。
看电视的小孩，不会了解节目中的表演性，不会了解整人与被整人之间的工作关系，被整的人基于表演需要必须忍受其过程，而且也从中获得了金钱或名声上的酬劳。
小孩会看到的，只有“整人好好玩”，他们回应刺激的方式，只会是学习、模仿，在现实上寻求整人的乐趣。
现实里不会有人自愿被整，于是想整人的，就必须找到那种无法拒绝的对象，来遂行其整人行为。结果是最残酷、最不文明的强凌弱、众暴寡，一种没有正义感，更没有同情心、同理心的校园环境。
这不是行为合不合法的问题，不只是法治教育的问题，这是更根本的文明态度问题。
日日在如此野蛮的环境中长大，不论作为整人者、被整者或旁观者，其内在性格都必然是扭曲的。
我们不能想象、不敢想象，这样的人长大后将组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谁还愿意活在这个社会里，还能在这社会中感到安全，进而追求幸福呢？
电影《死亡诗社》剧照
一位在社会上备受欢迎爱戴的老师，教会很多人接近欣赏古典音乐，可是他在大学里开的音乐史课程，学生却常常在课堂上睡得东倒西歪。他教学生比较不认真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这样？
“因为在台湾学音乐的学生，通常都不喜欢音乐。”他给我的答案。
乍听下觉得多么荒谬惊人，学音乐的学生不喜欢音乐？但稍微细想，又觉得这说法非但不荒谬、不惊人，而且还精确点出了整个台湾教育最普遍的问题。
没几个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东西有兴趣，相反地，学习对他们而言就是勉强的，所以他们动不动就睡着。
他们缺乏的，不是知识，而是更根本的知识与学习准备。从来没有人教会他们如何享受知识的乐趣。没有人教会他们面对未知时的兴奋好奇心情。
从小学的任何东西都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拿来换分数，换赞美，换前途、换赚钱职业的工具。这样的小孩，当然只会一堂睡过一堂，睡得浑浑噩噩，睡得无聊痛苦。
我们需要的，其实不是生活教育、艺术教育、文化教育，而是享受生活的教育、享受艺术的教育、享受文化的教育，拿掉享受，教育的效果就大大走样了啊！
我所相信的教育目的——教会小孩“别当混蛋”、“别当坏蛋”、“别当笨蛋”。
我们必须教会小孩一套本事，让他将来能够在社会上生存，不必依赖别人，懂得自我负责，这是“别当混蛋”。
我们必须教育小孩行为规范，知道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最重要的是，不能伤害别人，这是“别当坏蛋”。
这两种教育目的，在台湾够清楚、够明白，很少有人不了解，而且我们的教育资源、教育时间，也大部分投注在这上面。更重要的，这两方面的教育失败，对老师和家长都构成很大的压力，很害怕小孩不能自立，更怕小孩作奸犯科。
然而，在这两方面的重视，却相应造成了对第三种教育目的的忽视。什么叫“别当笨蛋”？真正的“笨蛋”是不懂得追求生命丰富性，也不懂得享受当下生命经验美好的人。
我们的教育，非但没有教会小孩如何领略、创造快乐的经验，甚至还敌视快乐、反对快乐，看到小孩快乐，我们的家长、老师就直觉地认为小孩没有在学习，没有在进步。
我们的教育当然更没有教小孩如何寻找、创造多元的快乐经验。为什么小孩看那么多电视，为什么那么多小孩一头埋进电动玩具里就出不来？因为他们从来不懂得其他的乐趣，从来没有人介绍他们享受其他快乐。
电影《历史系男生》剧照
一九九七年我到日本京都度假，惯例一定绕到京都大学附近逛逛，在老店“进进堂”里吃一顿简单、却滋味醇厚的咖喱饭，入旧书小铺，找到了一套文库本的河上肇自传，心情大好。
然后进了京大校园，发现那一年刚好是京大创校百年。让我意识到“京大百年”的，不是什么庆典，不是什么华丽布置，也不是什么热闹的学生活动，而是一张近乎简陋的海报，上面写着：“京都大学与殖民政策——反省百年京大犯过的错误”。
那是京大法学院教师团体办的座谈。我直觉以为那一定是激进的团体，特立独行带着唱反调意味的活动。
然而，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我越走越惊讶，甚至该说，越走越感动，因为法学院教师团体的活动竟然不是特例，放眼望去，和“京大百年”主题相关的讯息，一半以上都是批判性、反省性的议题。
这是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该问：“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学校？”换做任何其他学校，百年的特殊日子，一定是努力去创造出光荣与炫耀的气氛：“看啊，多么了不起，我们这样一所学校在一世纪间有那么大的成就！”一定想办法凸显学校最光彩的一面，将学校的历史形象涂抹得越漂亮越好。
京大却用这种冷静、忧虑、近乎愤怒的方式来“庆祝”学校百年？这所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想什么？这所学校的领导在干什么？
那些天，我参加了几场“京大百年”的活动，我的日语程度、对京大的了解不足以让我听懂会场中所有的讨论，然而如此有限的理解，却已经够给我清楚的答案了。
京大的老师、学生，他们用批判学校、批判校史，而不是张扬学校成就，来表达对于学校的骄傲与敬意。
他们一再提到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的差异。东京大学是日本政治的骨干，从战前军国主义政府到战后自民党政府，一贯如此。
而京都大学始终扮演从左翼批判制衡权力的角色，在许多不同学科领域，都有自成一格的“京都学派”，而几乎无例外，“京都学派”都比主流的学派来得大胆、前卫、激进些。
这些批判学校的老师、学生，其实都热爱京都大学。他们觉得凸显、保持京大荣光的方式，就是坚守批判立场。
京大百年，学校不可能没犯过错误，借此机会将批判眼光转回自身，才真正符合京大的传统，才真能确保京大和其他学校，尤其是和东京大学的不同。
京大曾经犯过的错误之一，是积极参与了殖民统治，尤其是对于台湾的米糖剥削。他们讨论这件事时，不会知道台下有一个来自台湾的台湾人，因为他们讨论得如此认真、激烈，而几度热泪盈眶。
电影《地球上的星星》剧照
美国麻州剑桥市小小的地方，却有两所全世界知名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紧挨着查尔斯河，从学校要到附近的大城波士顿，必须过桥。联络麻省理工和波士顿最主要的桥梁，叫哈佛大桥。
这摆明是早在十七世纪就成立的哈佛大学，运用他们在剑桥市的庞大势力，欺负晚到的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上上下下恨透了每天进出都需要经过“哈佛大桥”，长久以来多次要求重新命名这座桥，奈何势力不如人，始终无法如愿。
有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于是想了一种“收复大桥”的方法。他选了一天，纠集了几位同学，重新测量哈佛大桥的长度。
测量的工具是他自己的身体。一次又一次，他躺下来，从桥头到桥尾，看看这座桥到底是他身长的几倍。测量过程中，就在桥上留下每一个身长单位的记录，最后宣布其结果。
于是这座桥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长度记录，而且这种新创的度量做法，和“理工学院”的精神相呼应。很快地，他的身长记录变成了这座桥最大的特色、最值得一看的景观。
哈佛大桥上的身长标记
桥还是叫“哈佛”，但是人家走过这桥时，口中传颂、心里想起的，是一个麻省理工学生。
美国的大学生活中，很重要的一环是美式足球赛。麻省理工的美式足球队很烂，就成为哈佛学生可以取笑他们的一大把柄。哈佛所属的常春藤联盟，每年都有热闹的美式足球对抗，尤其是哈佛对耶鲁比赛，那是两所学校的大事。
有一年，耶鲁美式足球队到哈佛主场来比赛，球场上挤进了超过三万观众，两队打得难解难分，上半场结束，中场休息了，球员要退场、拉拉队要进场之际，突然在球场正中央响起爆炸声，把大家吓了一跳，惊魂甫定，一看，球场裂开一个小洞，从里面冉冉升起一颗气球，气球愈变愈大，上面写着代表麻省理工的“MIT”三个大字。
原来，麻省理工的学生趁夜潜入哈佛球场，埋伏了这个自己巧妙设计的开关，在那个场子里成功抢走了哈佛、耶鲁的风头。
还不止如此，过了两年，耶鲁足球队又要到哈佛主场来比赛时，整个剑桥城，包括哈佛学生热烈讨论的，不是两队实力强弱、可能的胜负局面，而是麻省理工的学生会不会又来搅局，会用什么方式恶作剧，哈佛校方又采取了什么措施来防范。
这些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但到今天哈佛与麻省理工学生之间，都还普遍流传着。
这些故事，非但无害于麻省理工的校誉，甚至还是许多第一流学生向往麻省理工的主要理由。他们从中间感受到一种活泼、不拘一格、容许创意的学风。
真正优秀的学生，谁要去绑得死死的，一切都追求正常，生怕你出格的大学念书呢？不能有和别人不一样想法的地方，又怎么可能塑造出像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成就与名声呢？
电影《3 Idiots》剧照
前监察院长王建煊曾经骂学生“笨蛋”，浪费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拿去打工。王建煊显然有所不了解，年轻学子生活中还有一项更可怕的浪费，就是将众多时间耗在考试上。
如果花时间打工是笨蛋，那花时间应付考试又如何呢？打工和应付考试有根本相同之处，都是耗掉了生命中最能快速学习的时光，却没有学习。
应付考试不是学习。考试要考的内容，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学生却必须花那么多时间反复练习、背诵，真的不是为了理解、学习那些内容，而是为了在考试中快速答题，拿到分数。
如果真是为了学习，哪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如果真是在学习，那国中三年、高中三年，可以学、应该学的东西，多过课本提供的十倍、百倍啊！
我们教育最大的悲哀，就是硬是将考试、应付考试等同于学习，误以为考试考的分数，就是学习成就的证明。这两件是天差地别，为什么可以就这样理所当然地等同呢？
现在的学生大部分对历史没有兴趣，他们不晓得背那些过去的年代、人、事有什么意义。历史和他们无关，要如何有兴趣？
是故事、是解释，是让他们体会、认知原来以前有人这样生活，原来人的生活有这样的经验与道理。可是故事、解释写不进我们的中学课本中，道理很简单，故事、解释需要篇幅，不可能三言两语交代清楚。
课本那么简明扼要，学生都已经学得苦哈哈了，哪还能给他们更多、更长的内容呢？哎，学生读得苦哈哈，是因为被要求以能应付考试的方式读，而不是以享受故事、认知经验的方式学习。
不幸的是，一旦要他们什么都记得，考试都能答出标准答案，他们就只能背诵最无趣、最无聊的史事，不可能真正了解历史。
多少学科都是在考试、应付考试中被扭曲，而我们竟然还坚持考试是学习的必要手段，甚至考试本身就是学习！
学习再重要不过，然而考试却常常是浪费时间的主因，尤其是被提升为目的，取代了学习本身，无限上纲的考试。越考，学生越没有机会去学习，也就越学不到东西了。
与其批评打工浪费时间，王建煊不如花点时间为耗在考试里的学子们说说话。毕竟打工是个人选择，也有不少青年打工是真正出于环境需要，很难一言论定；可是考试却不是他们哪个人自己选择要的，更是他们谁都没办法选择不要的。
考试制度如此畸形得让考试取代了学习，是政府政策造成的，至少是政府政策可以去改变、应该去改变的。
政府的教育单位自己却只在意、重视考试，每天念兹在兹管考试，自己的心态先把考试等同于教育，这样的教育决策者毫无感觉地大把大把浪费学生的生命，曾经同属政府机构领导者的王建煊，似乎没什么资格批评学生们打工浪费时间吧。
注：文章转载自“看理想”（ID：ikanli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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