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副校长在北大发表励志演讲：我如何成为大家眼中的“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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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1967年出生于河南省郑州市，1985年从河南省实验中学考入清华大学，1989年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95年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博士学位。中国科学院院士、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副校长。

我以前从来没有机会来北大做学术讲座，或是跟同学们在一块聊聊天，因此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借这个机会我想把我的经历分享一下，推心置腹，毫无保留地分享。

我之所以愿意把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是为了让大家理解我产生这些想法和作出各种选择的缘由。我不奢望我这些想法能够影响所有人，但我确信这些想法一定能够影响一部分人，当然影响大家并不是希望大家走我走过的路。

我认为，在中国，只要有一部分人能够有大志，去做一些事，那么我们的国家就一定是有前途的。所以，像我们北大、清华的学生，是全国学子的翘楚。大家要有大的志向，担负起中国的未来。如果你们毕业后，仅仅为自己的柴米油盐担心，仅仅关注自己的房子、车子，那是很不应该的，至少我会很伤心，很失望。

“在哪出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以前不太明白，直到2003年还是2002年回国时，看到国内有一本书，那本书的名字叫《河南人惹谁了》。虽然书名让我义愤填膺，但也没想得很多、很深，只是觉得说河南人“不知道羞辱”，很不痛快。

有一次，我去中山大学演讲，讲完以后，校领导请我吃饭，挺有意思。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同事就问我，说：“一公，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南郑州的。他低低头挠了半天脑袋，说：“你老家是哪儿的？”我想了想说，我父亲那一支是云南大理的，云南人吧。他说：“哦，这还差不多。”

听完那番话，我才恍然大悟，河南人看来在外面惹了很多人。但是我还是挺以河南郑州出生为荣的。我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我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婚后，响应祖国号召，到了河南焦作煤矿工作，于是我就出生在了河南。我是1967年在郑州市出生的。听父母讲，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最热火的时候，郑州的武斗刚刚开始。母亲生我时找不到医院，最后在一家“保皇派”医院里战战兢兢地生下了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父母给我取了一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一心为公。

由于我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驻马店镇的一个小村庄里。农村的生活是平淡的，也是很清苦的，不过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好。我就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到地里去吃水果、玉米之类的。

那段经历让我觉得一个人不能因为别人穷就看不起人家，否则这个人就缺乏教养，会被更多人看不起。

后来，我就在那个村子里读完了小学。那时候我学习很好，老师们都很看重我。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一公，你将来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争光啊！”

另外，我觉得上小学时，父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很聪明、很爽朗。在我的记忆中，他干什么都行，但就是不太得志。他在最能做事的时候被下放带来农村。在农村，他学会了裁缝和盖房子。后来在机械厂作合金刀具，他也很快就成为了业务骨干。1977年恢复高考后，他帮助哥哥、姐姐和表哥、表姐复习功课，那时他觉得自己的知识终于有用了。他给他们讲解XYZ，讲解方程式的解法——虽然我听不懂，但在当时我觉得这真酷。

小学毕业后，我就进入驻马店镇中心中学就读。高中时，转入河南省实验中学。当时，我成绩很好，想申请入团。可是老师说我发展不够全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恰好那时我们学校要举办运动会，班上没人愿意报5000米和10000米长跑。为了好好表现，我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但是那次比赛，我跑了倒数第一，让我羞愧难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就天天练习长跑，希望有一天能够一雪前耻。

到了第二年，我又报名参加比赛，拿到了比赛的冠军。这无意中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炼了我的意志。后来，到了清华，我还想继续跑长跑。可是，学校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所以我改练竞走。那时，我还曾夺得清华万米竞走的冠军，并创造了全校竞走的记录。万米竞走要绕操场走25圈，每走一圈就打一次铃来提醒你。这种体育项目特别能锻炼人的意志品质，这让我在日后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中获益匪浅。当然，这都是后话了。

1984年，我作为河南省实验中学高二的学生参加全国高中数学竞赛和物理竞赛，分别获得一等奖和二等奖，并被保送到了北京大学的物理系。那时候我觉得学物理的人是最聪明的。但是，在和北京大学签订保送意向书后，清华大学负责招生的老师又找到我。当时，那位老师对我说：“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尽管当时我对生命科学知之甚少，但是我最终选择了清华，选择了生物学。

1985年，作为清华生物系复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我开始了在清华求学的生活。进入大学之后，我才发现我其实不喜欢生物。由于对生物系的课程趣味索然，同时还觉得生物系课程没有太多挑战性。所以，我就学习了数学系的一些课程。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我不喜欢生物系的课程，但是我依然把生物系的课程学得很好，所以我在清华的成绩一直都是本专业的第一名。毕业的时候，我也是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获得了清华大学生物学和数学双学位。

在大学求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事无疑就是父亲的突然去世。那是1987年，父亲不幸遭遇车祸。出车祸后，父亲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时，他的血压是130/80 mmHg，心跳为62次/分钟，他完完全全是一个活人，不过就是昏迷了而已。可是医院要求送父亲到急诊室的司机先交上500元押金后才给予以抢救。结果，当闯祸司机在4小时后把钱凑齐时，父亲已经永远离开了人世。父亲是在未经任何抢救的条件下去世的。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太大了，使我对社会的看法产生了很多变化，觉得非常不公平。当时我的心里有很多怨气，以致后来我毕业出国时，对祖国没有太多留恋，也没有很强的回国的意愿。当时，我觉得国内最值得我留恋的就是母亲和家庭。

父亲去了，虽然我还在上大学，但是我觉得我得靠自己来养活自己了，而且还得慢慢负担起抚养母亲的责任。所以在紧张的学业之余，我开始想法子赚钱。我资金、精力都有限，所以只能做些倒买倒卖的小生意，那时候差不多只要是能倒的东西我都倒过，甚至连导游都做过。靠自己的努力，我还小有成就，不仅养活了自己，还积攒下了一万多元钱，成了“万元户”大学生。不过，我不希望大家效仿我，在求学时就去做小生意。我当时一方面是为生活所迫，另一方面就是我虽然做小生意，可是课程一点都没落下，照样考第一。如果你们当中谁能做到这一点，我也不反对你们去赚外快。

1989年，我提前一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并申请自费赴美留学。1990年，我离开祖国，到美国继续我的学习生涯。

但是，到美国不久我就受到了一系列刺激。当时，我去参加聚会时，大家会问彼此从哪里来，有些中国人就支支吾吾不愿说自己是中国人，好像做中国人是一件丢脸的事。我就难以容忍，我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我们有五千年光辉而灿烂的文明，值得我们自豪。我们不就是临时穷一点吗？为什么看不起自己。当时中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那时美国的媒体对中国进行连编累牍地负面报道，而且还有一些民族败类在美国国会通过所谓作证等形式肆无忌惮地反对中国“最惠国待遇”........

1991年夏天，我准备回国看望母亲。可就在临行前，我的汽车被盗，随后我又被抢。当时，我心情很不好，所以就决定去欧洲散散心。这次散心之旅最终成了一次闹心之旅，使我终生难忘。

当我到华盛顿签证时，发现每一个使馆，来自中国、非洲、古巴、朝鲜等发展中国家的人都被单独列为一类。签证时，不仅收取的签证费用最高，而且还像查户口似地盘问你。这让我感觉很不好。我拿到了前往英国、瑞士和法国的签证。

英国是我旅行的第一站。但是，当我在伦敦机场入境时，我就受到了特别关照。当时大家排着队，前面的人都是拿着护照晃一晃，移民官看看就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拿着护照晃了一下，原以为这样就可以通过了。但是我错了。他们看到我的护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就把我留下来，对我进行盘问，还把我的包打开，把东西一件件拿出来检查。排在我后面的人等得不耐烦了，移民官就让他们绕着我过去。当时我就觉得自己遭受了奇耻大辱。我心里想：我有什么对不起你？难道就因为我是中国人，拿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后在瑞士日内瓦入境时，我同样受到了和伦敦一样的“特别礼遇”。当时，我深受刺激。我们不就是穷了点吗？因为中国穷就看不起中国人，这与西方国家鼓吹的人权、人人平等的理念格格不入。

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后，我的思想就一点点地开始变化。到了1992年，我就有学成之后一定要回到祖国去的打算了。所以，现在我回来了，回到了清华。外面有些人说施一公回来如何如何。我告诉大家，其实我回到清华最想做的事就是育人，培养一批年轻人，在他们可塑性还很高时去影响他们。有时候，我觉得爱国主义教育和专业教育一样重要。我希望将来在清华给本科生开一门爱国主义教育课，我相信一定会爆满。我不需要给他们空洞地谈爱国主义和辩证法，我有很丰富的实例，我觉得我会运用这些实例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引起他们的共鸣。

上面扯得有些远了点，我们回到留学话题上来。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师从杰里米·伯格（Jeremy Berg）教授攻读生物物理学博士。一开始，我自己觉得英语有点跟不上，就规定自己每天背25个单词，时间长了，也就慢慢过来语言关。我的导师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很忙，所以也就很难能顾及我们，我当时自信心还不够强，也不是很活跃，不怎么受瞩目。加之我先是跟随课题组内的另外一个老师做实验，跟导师的直接接触就更少了，以致读研究生三年了都没有跟导师好好谈过话。

我受到伯格教授的注意，是我到了研究生三年级末的事。有一天，伯格教授突然向我们宣布他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一个重大破绽。随后，伯格教授就在实验室的一块黑板上推演起来，我一看他的推算有一个明显的失误，就鼓足勇气给他指了出来。我的话音刚落，整个实验室里就鸦雀无声，静得可怕，伯格教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心想坏了，可能惹教授不高兴了。结果，第二天他问我是哪里毕业的，在哪里学的热力学，我说在清华大学学的，他听完就夸奖我学得扎实，还说你们清华的教育做得真好。加之当时我的实验有了一些成果出来，所以从那以后教授就对我刮目相看。在我毕业时，伯格教授还说我是他最出色的学生，他为我感到骄傲。

1995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还没有真正想清楚自己将来到底干什么，对未来感到迷茫。坦承地讲，那时我对做研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虽然我那时工作做得也很优秀。这一点，我跟饶毅、王晓东不一样，他们是一直在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且做得很优秀。这方面，我倒是挺羡慕饶毅和晓东他们。

博士毕业了，我觉得自己还有些经商的天赋，所以就和另外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个公司。那时候天天忙活到大半夜，很辛苦。结果忙了半年，业务也做得不错，最终却分文未获。经过这些事后，我就觉得自己已经不适合经商了，随后就果断放弃了经商的打算，重新开始去做科学研究。

1996年1月，我到了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师从尼克拉·帕乌利奇（Nicola Pavletich）教授进行博士后研究。那一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最拼命的时间段之一。当时我的课题是TGF-B信号通路中重要蛋白及蛋白复合体研究。为了尽快出成绩，我那时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每两周休息一天。其实，休息就是睡觉，因为我当时睡眠严重不足。幸好我以前坚持锻炼，有一个好身体，否则那两年根本撑不住。

功夫不负苦心人，那两年我出东西很快。不到两年，我就在Cell杂志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这样，我就比较容易在美国一流的大学里找到教职。所以，在1998年我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为助理教授。

1998年2月，我到普林斯顿大学任职。当时学校为我提供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万美元的科研启动经费。

当时，细胞凋亡的研究进展迅速。所以，我就打算研究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这一系列工作都在高水平杂志上发表，为我们实验室树立了很好的名声。我个人也得到了普利斯顿大学的认可，2001年被晋升为终身副教授。2003年，又晋升为终身正教授，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正教授，后来又成为最年轻的讲席教授。同年，我还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The Irving SignalYoung Investigator Award）”,成了第一位获得该奖项的华裔学者。

随着我们研究成果的不断发表，越来越多的美国名校开始注意我们实验室、注意我个人。像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都开始与我联系，希望我去他们学校任职。2004年，哈佛大学开出了优厚的条件，希望我能去他们学校任职。为了留住我，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提高了我的工资，资助我购买房屋，提供占据一个楼层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直至今天，我还是对普林斯顿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我始终认为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普林斯顿大学很幽静，有一个美丽如画的校园，校内每一栋楼都很漂亮，校内有个卡内基湖，夏天可以划船，冬天可供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绕湖一周，绵延几十公里——除了自然环境外，那里的科研环境也十分优越。所以，我觉得普林斯顿就是一个完美的学术殿堂。

后来，我放弃这一切，回到了清华，并不是因为清华的科研条件比普林斯顿大学好，而是因为我认为我回清华后产生的影响比在普林斯顿大，成就感比在普林斯顿强，对我而言，这一点很重要。

我回归的打算其实早已有之，在我读博士、做博士后时都有学成回国的念头。我还记得我做博士后时跟妻子讨论学成回国的想法。那时她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我的当时就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到中学当英文或数学老师。

当时她和一些朋友就对我说那多浪费啊！我自己却没觉得是一种浪费，我始终认为一个人活着不在于位置有多高，甚至不在于作出多少物质贡献，贵在有一些精神思想，能够影响他人、改变社会。孔子一生不就是传播思想嘛，他对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太大了。培养教育学生就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很好的方式，我很向往。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很爱说，尤其是爱跟学生说。我到一个地方做讲座，不是很在乎老师或者是其他人的多少，但是如果研究生很多的话，我会很高兴。前几天，我去过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做学术讲座。我很高兴，因为都是研究生。我觉得研究生也好，本科生也好，大家的观念可能还没有完全定型。很多东西可能看不太清楚，就像我本人一样，我博士毕业都没看清楚。因此，我觉得跟大家多多交流一下，推心置腹谈一谈，大家可能对有些东西会再多想一点。

但我绝不是希望你们步我后尘，走我走过的路，这是不可能的。我觉得每个人的条件和情况完全不一样。通过今天下午的聊天，我觉得你们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你们会觉得，很多事情也不过如此，你们也可以做到，然后找出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意识到的。

说到这儿，刚才饶毅讲到了我以前的一个博士后柴继杰。我举个例子，其实我在多个场合也说过，我对柴继杰非常满意，柴继杰的训练非常好，将来必定也能做得更好。

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是我前年在清华讲课，柴继杰有几个学生来听我讲课。讲完课以后我就跟几个学生聊天。其中有一个学生聊天的时候就评价我讲课的风格和我说话的方式等等。我说我带学生的话包括带博士后，我就希望把我的这种风格传授给我的学生、传授给我的博士后。我说，我觉得柴继杰就已经把我的一些风格基本学到了。这个学生马上加了一句：“施老师。我们柴老师说了，他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一听这话，我心里很高兴，这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我觉得如果柴继杰不说这番话，我反而觉得他窝囊。我觉得他有这样的心气儿，我为他自豪！所以，我觉得，你们当中一部分人因为听了我今天下午的漫谈，人生的方向发生了一些改变，将来取得的成就比我大，我就很满足、很高兴。

上面又扯远了些，我们回来继续谈我回国的问题。其实，早在2006年5月，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希开始跟我接触，希望我回国，当时我没敢直接答应，说跟妻子商量之后再给他答复。当晚，我给妻子打电话时，她就说支持我，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第二天，我就对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到清华，但是需要一个过渡期。

随后，我才发现，在回国问题上，我和妻子有点误会。妻子支持我回国工作，但是没想到我还要把家也搬回来。为此，我们讨论了一年，最终妻子还是决定全力支持我回国。就这样，我回来了。虽然清华的科研条件和科研环境比普林斯顿大学差一些，但是我不觉得我的研究会比以前差，因为科研始终还是人做出来的。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一起回来。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质条件上会有一些损失，而妻子则更是为了我完全付出。但我觉得回国对孩子的教育有好处，虽然美国的教育条件比中国好些。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存在一个身份认同问题，我希望我的两个孩子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民族认同感。

我回国前，也有一些朋友对我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不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但是，我觉得我不会改变，我个人意志很坚定，几十年来形成的为人、处事的方式，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改变，两年不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真的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叩问自己：到底回来干什么？

最近外面有人说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其实这话不对，我出国前就会敬酒，这有什么关系吗？我有自己的做事原则，不做违背原则的事。我不会与目前的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我是不会做的。

我觉得我在美国有些一流大学请我做系主任或是院长，似乎有很光明的前途。但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我在科学上或是其他职位上做得好一些，对美国的贡献也就是从100提升到100.1。

但是，回国后就不一样了，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东西，从科研体制、基金评审到大学的教育、科研，与美国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我回来后能够有更大的作为，也会相应地有更强的成就感。还有就是，回到清华，我能够影响一大批年轻人，10年、20年后他们会对我们国家、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到那时，我从清华退休后就会很满足。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有些理想主义的人，我不像多数清华人那样深沉，我始终充满激情，做什么事都干劲十足。我也希望大家能做一个有理想的人，至少在我们北大学生的内心深处应该保留一块理想的圣地。

年轻人面对一些困惑时，往往会发一些牢骚。我当年就曾发过不少牢骚。现在回头想想以前的事，觉得当时年少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说白了就是年轻时好多看法是不正确的，至少也是有失偏颇的。所以，大家都是年轻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不要轻易下结论，至少不要因为现实的不调和而丧失信心。中国的未来属于在座各位，希望各位踏踏实实做事，将来挑起国家的重担，成为祖国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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