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传奇】43名国民党战犯的最后结局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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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凯 【播音】：武军
吴国桢与周恩来的交往
周恩来与吴国桢，对于中国20世纪的这样两个人物，用吴国桢夫人黄卓群女士的话来说是“同窗不同路”。“同窗”指周、吴两位是当年南开极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是指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周恩来固可不说，如果开一份吴国桢的简历：南开毕业考入清华，清华毕业负笈北美。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去台后又官拜“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样一个“芝麻开花”的履历和中共领袖之一的周恩来自然是“道不同”了。尽管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这并不意味他反蒋就认同周。作为一个有着留美背景的自由主义者，他反蒋就是反专制。因此，从他一生看，他反蒋（后半生）同时也反共（一生），但并不反周。非但不反，“道不同”却“相与言”，而且私谊长存。
同窗南开
约七十年前，周、吴相识于由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在天津创办的私立南开中学。吴是学校中最小的学生，小周五岁，比周低一年级。他们的相识乃至熟识，当属偶然。1915年，南开中学的壁报上有这样一则以孟子的话作的灯谜：“犹兽之走圹也，打一新名词。”等到谜底公布后，这新名词却是“田径赛”。顿时学校哗然一片，有人觉得牵强，更有人认为这是骂人。尤其是那些参加田径赛的学生，愤愤联名，要求学校查明处理。学校正在为难时，周恩来主动站了出来，承认灯谜是自己出的，并且表示道歉。周的举动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只是有些运动员余怒不息，周便个别地到其宿舍，当面致歉。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便是学校享有名气的田径运动员，周是特地向吴国柄道歉时而吴国桢又在场才有了以后正式的交往。几天后，周恩来路遇吴国桢，主动问及那天自己向吴的哥哥道歉时，吴在一边写什么。吴答“写日记”，周恩来连称“好极了，好极了”。以后周经常阅读吴的日记，还在自己办的学生会的会刊上将其摘要编出。
在南开，周恩来是各项社群活动的积极分子，而且他还喜欢拉吴国桢和吴的另外一位李姓同学参加。由于三人经常接触，有些学生称他们为“三剑客”。这一次，南开要举办讲演比赛，周报名参加，还动员这两人一道报名。由于吴、李两人那时还没有见过讲演什么样，表示要先看看再说。结果周一人上场。据吴回忆，周讲得不错，只是面相比较女性化，声音偏尖而深厚不够，结果得的是第五名。
由讲演三人对演话剧也产生了兴趣，周扮演的是女性角色，李也有了个角色，因为吴国桢自小爱笑，一笑则一发而不可收，哪怕就是拼命掐自己手心也无济于事，当他看到周的扮相后忍俊不禁，所以无法登台。这一次，是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从美国学戏归来，他编了个《一元钱》的剧本，女主角非周莫属。两朋友转而鼓励吴出演，也让他演个女性角色，不过是个丫头。为怕他笑，还特地作了补台的准备，一旦吴笑，那太太就说：你这丫头，没事就笑，你还是回家等着我打你吧，不必跟我去了。并让吴听了这话，往后台跑去便行。演戏非吴所长，但周恩来扮演的角色却非常受欢迎，以至收到大量向他表示崇拜的信件。
照相过后不久，三个好友就在南开分手。这时南开已经由中学而大学，周留在了这里，而吴则考入北京的清华大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在南开组织学生罢课，并被监禁几天。吴也参加了清华学生的游行，以及后来的校园抗议活动（驱逐校长），这个运动的领头人就是罗隆基。
街头偶遇
吴在清华时，曾收到过周的信，说他打算去法国学习。临行前，周还专门到清华，因为清华园中从南开来的学生甚多，周是特来告别，几乎每个人都寒暄过了。可见周为人交游既广，又为事精细。在吴国桢眼中，那时的周恩来几乎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晚年的他曾这样表示：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周将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我的生命打赌说不会。
吴国桢是1926年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回国的。这时的周恩来已经是共产党的“有名人物”了，同时也是一个被一般人认为的“危险人物”，而此刻吴国桢尚未出道，在国民党那边谋个职员，科长而已。按照吴的口述，1927年他在上海时，曾经路遇一次周恩来。关于这次路遇，吴本人的口述倒很简单，而他夫人黄卓群的转述，却较详切。
那是一个星期日，吴乘电车去法租界探访朋友，途中一车站，吴见一人赶上电车。那个人开步走路及上车的步态，让吴立即感觉到这是周恩来。正起身要过去，电车启动，车身一晃，吴复又被晃而坐下。却见来人上车后，手把车柱，眼光向全车一扫，见到吴时陡然一愣，随即目光转往别处，不再回视。这时隔着人群，吴看见了此人的侧面。头上带帽，低压额角，颊上留有胡须，不像周恩来。吴不禁有点迟疑。可是观其眼角，又觉十分相像。然而此时，那人突然把身一转，完全背对着了吴。不想这转身的动作，使吴又确认此人为周无疑。吴知道这是化了妆，而且对方不愿意认自己（请注意，这时是国民党“清党”的1927年）。在吴心想，也许周有急难，自己不能置之不顾。于是他挤到对方身边，低低地喊道“翔宇，翔宇”，对方却推说不认识。双方在欲认不认时，车到一站，车门刚开，那人几乎是跳下车去，头也不回，匆匆消失在人流中。
以后，吴有机会见到周恩来时，曾当面问及当年电车上的事，周予以否认。以至那次路遇，在他们两人之间，尤其对吴国桢，成了个悬案。
两次宴请
真正等到两人正式见面，则是十年后的1938年了，因抗战而国共合作，共产党又可以公开化。此时，吴国桢已是国民党的汉口市市长了。
那天吴下班回家，夫人黄卓群说：你的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吴讶问是谁，黄说是周恩来。吴问夫人，你看见他了吗？夫人说他丢了张名片给佣人就走了，自己并未见着。吴拿过名片当即就去了八路军办事处的驻地。一勤务兵应门，吴表明身份，他就接引吴进了屋。吴刚坐下，周恩来就从里屋出来，一面与吴握手，一面叫道“峙之，峙之”，吴接握双手，也不禁回叫“翔宇，翔宇”，毕竟从清华最后一次见面，到彼时已经二十年了。可是，喊过各自的私字后，两人居然长久地相顾无言。由于吴比周小五岁，少长有序，所以和周在一起，吴都是让周先说话。这次也是这样，吴等周先开口，可是周只是仔细看吴，而且看了又看，并无说话的意思。不安之下，吴只得开口道安，无非住地是否合适，需要什么帮忙。周的回答也很简单。彼此应答之间，没有兄弟的亲热，却显出了因“道不同”而形成的“隔”。
隔了好一会儿，周仍无言。吴又张口：我们二十年不见，今天你到汉口，我想请你订一时间，我与夫人请你晚餐。不请外人，只请南开旧日同学陪你。你说好吗？周说“很好”，于是订在六天之后，吴便告辞，周亦未挽留。前后不过十五分钟，两人二十年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客套完了。
等吴国桢回家后，和夫人商量这一顿饭怎么请，却发现是个难题。二十年的弟兄不见面，吴此时又是汉口市长，好好请一次，本在情理之中，且也不困难。但吴夫人犹犹豫豫，她试探着说：汉口最好的厨子是银行公会的厨子，最贵的酒席是三十六元一桌的。我们就这样办，好吗？可未待吴说话，自己却又摇头：不好，不好。他是共产党，共产党天天骂国民党人是贪官污吏，只图自己享受，不顾民众福利。我们请他，他如问起这宴席是何处叫的，我们如实说，这不是证明了共产党的话，官僚阶级和买办阶级攫取特殊权力了吗？汉口平常酒席只十六元，它却贵上一倍多，就算周恩来相信你不贪污，但传到其他共产党人那里，不就间接证明你也贪污吗？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与其奢也宁从简”，就叫一桌十六元的普通席。
宴请那天，到吴家的都是南开同窗，他们对于这位共产党著名人物有一种神秘心理，想先向吴打听一下周的情况，因此，不约而同提前一刻钟到场。可惜，他们不知道，吴同周的接触也只比他们多了十五分钟，还没说上几句话。好在周很守时，彼此寒暄入桌后，吴以为旧日同窗满可以自己向周发问了，但大家反而默然。直到彼此敬酒时，气氛渐渐融洽。大家也只谈南开旧事，借以回到二十年前的生活。最后是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客走主人安。我想和主人商量一下，我住的地方不宜宴请，但想借主人这块地方请大家一次。主人什么都不用过问，酒席由我供给，日期则由大家决定。要紧的是原班人马，一个都不能少。
很快，第二次聚会的日期到了。那天吴特地提早下班回家准备。刚进家门，夫人黄卓群迎面就说：糟了，我们上次叫席叫错了。吴不明所以。夫人问，你知道周恩来今天叫的席是哪里的？不待吴回答：他叫的是银行公会的。那银行工会的大师傅已经来了，这席一定是三十六元一桌的了。
这次是周恩来提前十分钟到来。由于是第二次见面，大家的拘束感没有了。入席后，有个叫段观海的南开同窗，时任国民党外交部的秘书（后升任大使）。菜刚一上来，他就睁大了眼，看了看，甚至又拿起筷子夹了块冷盘里的肉尝了尝，接着就叫喊起来：这是汉口最好的酒席，一定是银行公会大师傅承办的，恩来，是不是？
周恩来笑容满面，点了点头。
当周恩来向全桌同窗敬酒时，那位段观海又喊了起来，这是陈年上好的花雕！
如此好的酒菜入口，又是共产党人请客，共产党著名人物的神秘感当然也就没有了。还是这个段观海，笑着对周恩来说：恩来，我有一事一直闷在心里，现在有机会问你，希望你不要怪我莽撞。你能欣赏这花雕，当然知道这好酒难得。据说，八路军过贵州，把所有茅台陈酒和造酒的炉子都毁坏了，这又何必。
周是笑着回答的：是的，我们把茅台陈酒都带走了，但没有毁坏造酒的炉子。造酒的工具是当地人民生活所需，我们没理由毁坏它。当然，我们行军到处需要火酒，只好把能带走的酒都带走了。
段观海话头一转：恩来，你这酒席是汉口最好的，我知道它是三十六元一桌。加上这样好的花雕，今夜你破费约在五十元，那么你的薪金是多少呢？
周简单地说：五块钱。
轮到大家吃惊了：那么，你怎么付得起这顿昂贵的饭钱呢？
周依然笑着说：这顿饭钱由组织出，是组织允许我可以用这笔钱请你们的。
段观海因为正坐在周恩来身旁，周今天穿的是缎子狐皮袍。段伸手把周的皮袍翻了一翻，说：这是上好的狐皮袍啊，价值可到百元。难道也是组织供给你的。
周说：是的。
有人又问：你们的伙食费是不是也由组织供给？
周答：是的，每人每月发五元，只为私人零用。
那么，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组织提供的呢？又有人好奇。
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组织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
这时，坐在旁边的段观海再也忍不住了，他哈哈大笑：
“这样我也可以做共产党员了！”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针锋相对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隔海关注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
往事如烟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周、吴原来各有一张，后来均不知去向，齐女的这张照片亦不知从何而来。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
约为兄弟，后来异主。
龙腾虎变，风风雨雨。
趋途虽殊，旨同匡辅。
我志未酬，君化洒土。
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在同时代人中，像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即使有着血亲的宋氏姐妹亦莫不如此，因为信仰和政见不同，她们至死也未能重逢。这与其说是他们的人生悲剧，不如说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悲剧！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周恩来在少年时期便曾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愿，这自然也是他所期许的。
本文选摘自《温故（之二）》（尔建著刘瑞琳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版）。
稿件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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