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沪25年的“新疆人”眼中的上海知青入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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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上海支边青年来到兵团农一师所在地阿克苏县。
如今的人们或许不知道，在上世纪60年代，有近10万名上海青年，第一次走出家门，就来到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来到陌生而神秘的生产建设兵团。
几十年来，他们为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奉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现在虽已退休，仍念念不忘那段不堪回首而又难以忘怀的时光。
当时的子校同事合照。从左依次为马宗仁、沈祖荫、蔡克胜、陆正权、陆桂兴、张星有和朱光伟。
当时的新疆自然条件恶劣。很多从小生活在大城市的知青开始不适应，思想上也想不通。离开家乡告别父母时的不舍；初到塞外荒原的失望和不安；学习农耕秋收时的笨拙；连续大干时的疲劳困倦……但没有人放弃。
上海支边青年有文化，有理想，在兵团老干部、老战士的言传身教下，闯过思想关、劳动关、生活关，在屯垦戍边事业的各条战线做出突出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支边青年担任师、团、营、连各级领导职务的有8000多人，受过农学、农机、畜牧、财会、教师、建筑、经营管理等专业培训的有1.2万多人。
朱光伟近照。图为参加公益活动。
本文故事的主人公叫朱光伟，今年 76岁。作为1964年支边南疆的第一批上海知青，开过荒、种过地、当过教师、培训过兵团基层干部。饱经31年沧桑，从一个侧面代表了那一代人的特殊经历。
朱光伟已返沪25年，晚年生活惬意，但仍然关注着新疆。日前，中国新闻社记者通过数次的电话和微信采访，逐步完整记录了他56年前入疆至返沪期间的曲折经历。
朱光伟带学生代表去边防克达克边防站慰问。
上海知青对边疆的贡献，已载入史册。而对于参与其中的一员，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朱光伟如是说。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朱光伟说，响应祖国号召，这是当时的大环境。选择支边新疆与国与家是一个合时宜的最好选择，而且也很光荣。
朱光伟父母早亡，由多病的大哥抚养，家境贫寒。在看到学哥学姐高中毕业后无所事事，成为“社会青年”时，想到自己也许到偏远地区就可以改变目前的困境，找到施展自己的能力的出路，毅然走上支边路。
“戴大红花，穿军装，整个文化广场沸腾了。”朱光伟回忆，“在上海市组织的大型的欢送会上，我们是第一批知青，还有后续准备支边的青年代表。为我们表演的都是上海出名的演员，比如马国光、马玉涛，上海市歌舞团也参加了。”
“我有幸看到了陈丕显（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亲临，上海市的主要领导都来了，当时还是挺激动的。”
5月22日这天，车站锣鼓喧天，红幅条条，送人的亲友站满月台。但火车鸣笛时，哭声一片。车窗边有很多追着列车跑的亲友。
朱光伟回忆，当时的场景感人泪下，而自己比较寒碜：告别时唯一的亲人也没到。“我当时也哭了，因大哥生病不能来，托表姐送的我。”
上海人民欢送支边青年奔赴大西北。
向西行进的火车上，知青们头两天气氛还好。很多人是第一次坐火车，一些人趴在车窗上一路欣赏风景，另一些人坐在座位上一路高歌。
“列车一过兰州，能看到的房子少了，路边树也见不了几颗。在看到戈壁时，车厢里议论声多起来，唱歌的声音也弱了。“刚跨出校门，荒漠常识还能懂点，又第一次离家远行。情绪变化非常明显。”
第四天，火车到大河沿，知青们下车排队，正巧遇到大风，又临近傍晚，看不到房，很多人一脸茫然，情绪低落。
朱光伟说，排长带我们去食堂吃饭。“二间土房，几个大灶，众人打好饭分散蹲着吃，不过吃的是米饭，这是对我们新兵的优待，还有点家乡的味道。”
“饭后，我们一个班一个班被带进‘地窝子’休息。进去一看，是一排排用草垫的通铺，不过还行，有被子和枕头。”他说，休整一晚后，第二天一早，安排30人坐一辆“解放牌”卡车，随身的行李当凳坐，开始向南疆进发。
“我知道新疆‘贫穷’‘艰苦’‘落后’。当时还是有思想准备的。”朱光伟说，“从大城市到边塞，落差肻定有，但没想到如此之大。”
朱光伟和2000多名战友到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开始了从农一师胜利八场沿革至阿克苏农垦四团、后又恢复兵团建制的第一师四团的屯垦岁月。
农一师四团七连支边青年上世纪60年代在沙包上的合影。
“我们扛砍土镘下地排着队，早晚上下工以吹哨为令，睡觉前也要点名。”他回忆，这里实行准军事化管理。开会前要唱歌，主要是连长指导员讲些“张三干活积极、李四工作偷懒“的事，最后给大家鼓劲，安排劳动竞赛等。
晚饭时，喝着菜糊糊听完文教宣读当日每人劳动记分后，最激动的是点名领上海的来信，收到信的笑逐颜开，没收到的一脸失落。
“排长叫章锦文，很照顾我。会叮嘱我该注意的事。”瘦弱的朱光伟干活从不偷懒，每天的劳动检查都能过关。
“哪个领导干部不是光着膀子，不怕苦，不怕累，拼着全身的劲干出来的？”朱光伟说，那时候，努力劳动是测评一个人的基本准则。
经过700多个日出日落，艰苦的生活，繁重的体力劳动，把这群分不清麦苗和韭菜的“城里娃”都磨练成了一副铁肩膀、两手厚老茧。也习惯了粗粮窝窝头、白菜萝卜的农工生活。
1966年，朱光伟被选入师范速成培训班，从此结束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1985年，历届大中专学生暑期回校活动集体照。当时朱光伟任副校长（前排右八）。
时年9月，朱光伟收到大哥的病危电报，心急如焚，赶紧去找领导申请。
“刚调入八场的政委杨树林对我挺关心，我带着他的‘手谕’办理手续，当时这种事的概率极小，干部们都很热心 。
知青们是按照部队化的管理。按规定，到兵团的头三年没有探亲假。“想想那时上海青年还没有探视先例呢，我心里一阵感动。”朱光伟领了新军装，还有路途津贴（那时还没有工资）。
二个月探亲假满。朱光伟从上海返回新疆，到从未去过的学校“团场子女学校”报到。
学校在八场团部，清一色俄式建筑，大土坯房，小格窗，女儿墙，与团机关的办公室一样。“由此可见，当时的团场在建场时很注重教育，还是有远见的。”
但学校设施很差，朱光伟至今难忘的是提着双铃马蹄表的打钟人和架在木架上的废旧汽车轮毂的钟。他说，这是当时学校的标志。“当当”的钟声至今记忆犹新。
开学了，老师们把教室粉刷一新，但课桌不全，还有用土坯搭大木板的桌櫈。有一架脚踏风琴，很旧，却已属贵重物品了。
朱光伟从上海带的小提琴，在学校发挥了作用。
一台解放前“地下党”印《挺进报》的油印机，还有二块刻字钢板，几块木制角尺。几尊素描用的石膏像，是唯一与城市学校等同的东西了。
首任校长高本旺，是随王震部队进疆的陕西老兵，他的宗旨是：“能管住学生就是好教师。”他很重视组织教学，看来他还是懂教育的。
起初，朱光伟在六年级教数学（培训时分科），同时带三年级体育。“但高校长从不听我的数学课，一到体育课他就来。”谁都明白：室外组织难度大。
后来，因学校缺语文教师，校领导让朱光伟改教语文，说：“你们上海人聪明，干啥都行，以后人手多的时候再改教数学。”“结果是领导一茬一茬换，我这个数学教师一直教语文。”
那时候，在团场当个教师挺难，除了迟到的课本外，任何辅助教材，均要自己想办法，教具也得自己设法做。
好在朱光伟毕业时间不算长，很多东西都没忘；加之“干任何事都要干到最好”的那股韧劲，工作做得还有声有色。
朱光伟和学生杜益明。
课余时间，朱光伟凭借自己的爱好，常组织课外活动，得到了校领导和学生的认可。
“大哥从上海寄我的二胡派上了用场。带着学生自导自演，不仅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丰富了课外生活。后来还真带出了几个乐器徒弟，有的还直接影响了他们的人生道路。”
1992年至1995年，朱光伟兼任四团党校专职副校长，培训农场连队的后备干部。“那时候的学员，一半以上都是我教过的学生。”直至1995年调回上海。
改革开放后，兵团职工生活上有了改观，再不像刚进疆那些年，“几个木棍架个床，蹲在地上喝面汤”的年月了。
上海知青有文化根底，又不甘落后，稍有点“气候”，便会别出心裁。
就拿结婚这件大事来说，成家总得有几个像样的家具吧。团场没地方去买，从上海带过来也不现实。
怎么办？那就自己干，木材不是难事，农场里多的是。工具可以让回上海探亲的人带过来。
到煤矿观摩。
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知青学木工形成一股风，朱光伟也不例外，被“刮”进这个圈里。
拉大板、锯木方、清缝、打眼、开隼、砂平、涮漆、拉花……谁技术好就跟谁学，自力更生做最流行的家具。什么欧式、捷克式、中式，＂脚腿＂还很讲究。当时，团场练出了很多木工能手。
再后来，生活条件好了，自己动手做弹簧沙发，茶几，衣柜、电视柜等。团场也开始出现家具厂。“可以说，上海知青给当地带来了文明和进步！”朱光伟感慨。
1994年，上海市慰问团到新疆，其中有一位回沪的同志要求，专程到四团看看，去探访当地的知青。朱光伟有幸参与其中。
“当时的团政委与客人在我家叙旧时说：你们慰问团光看朱老师家就失去慰问意义了（当时我家条件相对好一些），连队上贫穷的人还不少呢。”
慰问团里的朱承德曾在四团十二连工作过，后调上海杨浦区劳动局任科长。他带上海劳动局负责人去该连看望一个叫“萝卜头”（外号）的知青。
门上挂一个破门帘，屋内杂物堆放零乱，墙边一张旧木桌子。“床坐上去都晃，感觉随时都会塌。”连领导介绍，这个人比较懒，不好好生产，所以收入少。
据说，“萝卜头”的妻子前几年携孩子及细软跑了，在“老家”的岳父母向他要人，竟落个如此境地。慰问团的几位领导一阵嘘唏，当即自掏腰包资助“萝卜头”。
农六师上海支边青年出席场群英大会的代表合影。
在新疆兵团奉献几十年后，上海知青大多数已叶落归根。回到上海后，很多人面临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住房、工作成奢侈的要求了。
1995年6月，经过多方努力的朱光伟带着一家四口踏上了回沪之路。因为是正式调动，相比很多上海知青而言，回沪后生活状况还算好的。
“有许多知青是办理了病退，或是提前退休返沪的。他们回到上海后，住房成了难题。“朱光伟说。
“有些夫妻，一人带一个孩子，分别住在各自的父母家，生活上无法团圆，上海的亲戚视他们为‘新疆人’，因住房问题反目成仇的也不少见。”
“到边疆时，上海是故乡；回沪后，新疆成了故乡。“朱光伟感慨道，他在兵团几十年，无时不想念着上海。回到上海后，通过电视新闻时时关注着新疆，逢年过节，都要和兵团曾经的同事和朋友联系。
朱光伟和学生合影。
调回上海后，朱光伟被分配到奉贤金汇学校。当时，上海已没有分房福利，只能靠买房定居。“尽管当时上海的房价不是很高，但对拿工资的人来说，一套不大的住房也相当于夫妻两个人五六年不吃不喝的全部工资。”
朱光伟通过亲属和朋友筹资买房。在上海工作两年后，奉贤教育局为调回上海的教师补贴了百分之五十的买房款，予以扶贫照顾。“这为我解决了大部分买房借款，在上海终于有了立足之地。”
在上海金汇教书期间，朱光伟倾心教育事业，因教学成绩突出，担任年级组长的他连续多年带毕业班。
2006年，朱光伟在上海退休。如今，其一双儿女都成家立业。空闲时，参加老年协会，做做志愿者，组织一些公益性的社会活动，做点力所能及的善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在上海能安度晚年，我已经很知足了。”朱光伟说，但愿当年戴红花进疆的上海知青都能颐养天年。
上世纪60年代艰苦卓绝的第一代军垦人，正随着兵团事业的发展，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那些红色岁月所遗留下的精神文化，正等待着外来者知晓、继承。
作者 / 史玉江
来源 / 兵团新闻网
监制/ 闫文陆
编辑 / 袁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