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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19年第12期
只有我母亲的话语和我在一起，
就像一块包在沙沙作响的蜡纸里的三明治；
我不知道我父亲何时归来，
空地那边还有一片森林。
——耶胡达·阿米亥《当我是个孩子时》
那日天阴阴，黑仔身水身汗跑来我家，拉开铁闸上的遮布，说：这条街要拆了！这条街就是螺涌邨。三百年前，螺涌邨原是沙洲、坦田、水草，环绕着一条弯曲如螺纹的河涌。如今，1990年代初的广州，邨里人家已排出城市的外围。未去过那里的邨外人，常常会问：那地方还存在？或者说，怎么还未拆！屋邨以草河为界，一边起新楼，一边铺开低矮平房。平房区这面，不远处便是旧机场。周边不高得，便多是五层的屋楼，第六层即是铁皮搭成的天台。楼迫得近，天台与天台间就相互嵌着。屋里伸手出去，就能够着对面人家的晾衣杆子，上面支起各色内衣衫裤、草蕨菜干、生晒腊味，铁腥往下滴水。天台之间，高矮隔篱，以砖块、石棉瓦、铁和塑料扩建，紧密咬着一齐。有时，搭块长木板，便能从一家跳去另一家，一栋楼跳去另一栋楼，各处天台连成一片，身手灵活的猫可以翘高尾巴，穿过天台，绕着成条邨转。很多个午后，我攀上天台，坐在一处长方形的蓄水池边上，往头顶望。天空被密匝匝的电线杆切割，旮旯里，飞机一架架，从低空掠过。古怪的是，它们竟不会勾到晾晒的衣衫；布在网上，就像许多蜘蛛。这些蜘蛛爬过，到草河上湿了身，就会将翅膀露出，变成蝙蝠。之所以叫草河，皆因立春一到，河上便长满青藻，像一片流动的条状草地。草河由东向西，恰能过一只乌篷艇。很多个挨晚，日头灰黯，我自己站在其中一座铁网桥上，低头由河水流去，觉得自己是那一片黄叶子。几十只蝙蝠在太阳边上一闪一闪，布满河面。它们是邨上的幽灵。阿庵对我说，那些做衰事的人，会在深夜被蝙蝠担走，一世在河上盘旋。我从小就同阿庵一齐过活。她教会我的第一个音，不是阿妈、妈妈，而是阿庵。小时候，阿庵来接我放学，身边同学听到我叫她阿庵，都觉得出奇，以为我们家时髦到请佣人保姆。后来，我才知得，是阿庵一人带大我，去睇了先生，说认不得仔，认了就遭天谴，大不去。我不知如何同同学讲，她不是我们家保姆，她的确是我阿妈。虽连我都不知得，为什么一定要叫她阿庵，也明明使我出丑过很多次。我和阿庵，就住在朝南街五巷二号，这众多破落房子中的一栋。每日傍晚，街上的窗口有人大喊仔女归屋开饭，卖凉粉三轮车夫的吆喝、踏在明渠上抓螃蜞的溅水声、在沙地上放纸鹞的窸窣声……声起声落，一户挨另一户，传过去成条街尾——地层口卖钵仔糕的，刚从塑料管工厂、面食工场下班的工人，五金铺的铁匠师，织补摊、美发摊的阿妹，看仓库的阿姐，酱铺和冷鲜档口的姨婶，纷纷探出头来，弄一把铁耙子，勾落横柄铁闸。大门一闩，呼地一天便又往去。临了夜晚，灯火填满河道，两边木蒲桃树上垂着街灯，一里里着过去。两岸人家，屋里厨房传出哧哧的烟火声气，汇合，飘在河面的薄雾上。明明暗暗，像细细发光的飞虫。黄的、白的光就从里头漏出来。此时，邨子就像一卷烧得正热闹的蚊香。蚊香烧尽，便只剩下薄薄一层迷雾。这条邨子，就好似同城市绑着的一串风铃，很脆弱，随时事的风向转动。但邨里的每个人，似乎只需水、食物、小小空间，便能钻出活着的法子。人搭人的生活，就这样按模成形，虽则粗拙，但行得通。用阿庵的话说，是地方浅窄，只得行一步，睇一步，由不得回头。邨子上，有我唯一的朋友，叫黑仔。倒不是一块脸真有几黑，而是他爸妈在邨上的垃圾站做工人。大家都笑他，就常常隔着马路河面，大喊他：黑仔、死黑仔！黑仔憎极了这些人，于是乎，听见有人叫他，就从裤袋里掏出挖来的碎石子，要往他们扔去。可他总会砸错一次，石头便砸向我面。虽则只轻轻擦过，但我的鼻子从小血管就很细，像只假鼻，水豆腐做的。这么轻轻一碰，鼻血就哗哗流落我嘴上，将他吓得急急脚逃了。第二日，黑仔蹲在昨天的路口，似在等我。手上拎着一个黑纹麻包袋，递给我就撇了。我打开一睇，里面有好几样杂物：一条装在水袋里的扁头娃娃鱼、两副缺角扑克、线长橡皮糖，还有几颗像植物种子胚的黄色物什。隔天，我撞见他，就拿出那几粒种子，问他什么物什。大树菠萝核，他说。食得，洗过煮过，不污糟。他一对眼只到我胸前，头发很短，像铁线，一根根岔起。他向我行近一步，又将一枚硬币递过我。是一枚铜币，外圆内方，反面是一个穿军服的肥佬。边上写着的字，我就只识得“光”、“币”俩，于是就叫它“光币”。黑仔说，我拣来的，嫌的可以还我。他向我行近，跨一大步，身上忽然传出“嘶”的一声。低头一望，才发觉，身上那条松松垮的灰尘色灯芯绒裤上，拉出一个老鼠洞大的破口。这个洞一直扩到腿罅，光雪雪露出前后屁股。我忍不住笑他：你这么大都不着底裤？他望望我，又望望自己，脸上突然红卜卜，发恼似的掉头撇走了。自此以后，黑仔裤子里都着了底裤。有时还剥下裤头，说：睇，我日日着底裤！我和他就这样成了朋友。他比我小两岁，但他不用去学校上课返学，每日就只帮家里人手。大多数时间，他都在街上闲荡，有时坐在那架废品三轮车的后斗，捡垃圾、倒卖烂铜烂铁，有时去河边的小路上捉七星瓢虫、蛇和草蜢，或是擒上一列木蒲桃树，摘满一箩筐芯核可以摇来摇去的果子。我羡慕他，觉得学校几无意思，便时时得闲去找他。这个周末，我同往常一样，去垃圾站找黑仔。垃圾站不远，正正菜场对面。踩上楼梯间，朝入面嗌了两声，无人应，便转到屋背一处小侧柏树林。车库外，两棵细叶榕底下，堆满了发着气味的垃圾。这气味湿黏黏，却那么丰盛，实在叫人兴奋。但黑仔都不让我爬，每次都说：你定在这，我上去。然后自己一个大步上到垃圾山顶。垃圾车每日晨早和晚黑运来一座山，又运走一座山。他就趁着空隙，爬上去，找各色物什——桌球棍、假发套、漏气的水蒲、一只断了对翼的珠颈斑鸠……有一次，听闻有人丢了枚白银戒指，他花了一个礼拜找，最后只找到一顶魔术帽。那个把礼拜，魔术帽我们轮流着戴，一人作观众，一人变魔术，都是三脚猫功夫。但凡他找到得意的物什，就会骑上楼来话我知。他站在我们家的铁闸门外，都不会入屋，每次都让我出来。或从铁闸里摸出一对手，叫我看看，又一下收回，说：你不来就“走宝”！而后就撇走了。就在那天，黑仔从一堆菜场垃圾里露出头，面上粘着米，好像点了一粒白痣。痣上还冒着蒸汽，眼耳嘴鼻一层灰，口急急同我讲：光头佬收到风，说这条街要拆了！光头佬是黑仔阿爸。黑仔一家三口，原本住在我家对屋，后来，邨上的垃圾站辟出了一间空房，便成家搬了过去。不像我，黑仔有自己阿爸，但他不叫阿爸，叫他作光头佬。街上的人不叫他光头佬，而叫他半公乸。皆因笑他在垃圾站做工，成日穿一条紧身靛蓝牛仔裤，面红红，身子袅高，颈和腿脚细又长，十足一只不公不乸的火烈鸟。光头佬成日对垃圾笑，对人笑，对楼下那条染变成黑色的白斑点狗笑，好像一不笑就觉得难受一样。黑仔阿妈，平日腰上绑着一对铁铃铛，准时七点就到各家各户门口收垃圾。后来，我从那块半透明的灰棕色玻璃窗，瞥见他们家里堆放的樽樽罐罐、瓜果纸皮，好几台旧收音机、旧吊扇、旧电视机。但大概几架旧电器情实是烂铁废物，因此每到周日，黑仔都来我家天台耍。一次，黑仔阿妈从乡下返来后，那块玻璃窗上，就常常映出一对模糊影子。我爬上窗台，垫高脚，日头同夜晚一样黑。在一个四方格子，床帘往后，一个人背脊并在一张吊椅上，对脚踢来踢去，大冬天冻冰冰都不着鞋。这对灰色影子，净是日头出现。到了晚黑，就溶了似，再找不到。我也有过阿爸，但阿庵不大记起他。我也是。大概是识得，我俩生活满满和和，少一个半个人都不算少。之不过，有时碰到什么发愁事体，譬如新换灯泡拧不入去，或是那架金羚牌吊扇叶子嗡嗡叫要烂，阿庵就从隔篱借把梯子，一脚擒上去。边爬边说：你什么身尸萝卜皮！我望着阿庵，被梯子岔开两脚，像一把交关灵活的钳子。觉得她威猛得交关，有无阿爸简直不是什么紧要事。虽然我不知她说“你什么身尸萝卜皮”究竟是说灯泡吊扇煤气瓶，抑或我，还是阿庵自己，抑或那个阿庵说去了“打游击”的阿爸。总之，我预感阿爸，就像几年前，那只家里养过的猫崽。我将它的脸画成鬼五马六，它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再无回来。我们都记不起那只猫崽很久了，亦不知它还在不在这个星球上。平日里，阿庵要过木桥，到草河对岸，那间工人泳场旁的冰工场做散工。切很多冰块冰条，将它们搬入车厢，沿那条专属货运铁路运去，将冰块分发到附近几个街市、菜场、铺头。原本，冰工场留下规矩，只招男工，但见她虽是个女人仔，一上膀即是两大麻包，腿骨力不比佬差。反倒人家男工跑一轮的工夫，她跑得两三轮。工头见她做事有魄力，不是那种黑口黑脸的货，冰介在手上一道道痕都不出声，便索性收了她做工。晏昼四点半，阿庵从冰工场下班回来后，摆摊卖拖鞋。屋地底翻过一个三角小坡，往上行，沿一段烂铁路，长不过百米。不特止阿庵一家地摊档，还有卖发夹的、卖毛毡地毯的、卖玩具的、卖黏墙公仔的、卖扫把拖把的、卖假花的、卖糖水的、卖牛杂肥仔米的、卖粥粉面云吞的、卖钵仔糕的、卖伦教糕油糍的，还有修雨骨伞和钟表的、补梯煲的、拉龙须糖的、织鸡笼子鸭笼子的、睇风水问仙姑的、阉鸡子的、磨铰剪菜刀的、修眉绞面毛的……有时行运，还会遇上艺术表演耍猴、心口碎大石，穿连体服的魔术师来几下硬币魔术、倒挂金钩、千里眼，街上的人说：走得快，好世界！到了这里，意思即是，这里做的都是平价生意，是升斗市民的小乐场、大世界。我没见过火车，每到挨晚，铁路两旁轰轰声响，让我成日以为有真火车来，其实只是一家家推来的铁皮摊车。每户摊档拿出一盏煤气灯点亮，也有点起雀笼式的油灯，整条铁路千百盏小灯，星星点点，迎来各处来寻宝的人。阿庵每次都第一个到，占足头等位，定实街头的坑。这条街上的档主知她一把口犀利，都不敢争，默默将位置留她不止，又阿姐前阿姐后的称呼她。六月初，南方的热头很迟都不落下，阿庵就铺一张方方正正的红白蓝胶纸，四只角各压一件烂枕木，中间摆一堆胶拖鞋，像一座彩虹的丘陵小山，远远耸起身。这过往的人，大多是往来菜场的叔婶，手上吊满各色果菜，眼睛碌碌。阿庵和我，便成日就卷一张烂纸皮，拱在嘴上，踩上一堆拖鞋上，像唱山歌，叫道：买鞋咯，买鞋咯！一边叫，一边暗想至快的卷铺跑路方法，一是怕地头蛇赶人，二是我始终相信，终会有那么一架火车，迷了魂，或是荡失了路，在某日，天将全黑前向我们开来。谁又能说，这是不可能的呢？
夜市上的马灯捻暗，一盏盏灭过去。到晚黑八九点，人客摊主便都散去，各人返归，生猛的街口又变回一段芒草丛生的废铁路，从未存在过似的。但夜未全尽，然之后即有天光墟。天光墟从周五摆到周日，三更半夜，凌晨四点半到天光，前后只得两个钟。铁路往河西走一段，便是螺涌第三条铁架桥。那头结束，这头另一波续上，便是天光墟。阿庵不准我往天光墟去，时间太晚之余，她又看不上，因那都是卖些“新加坡”的物什，不是正当人家生意。什么“新加坡”？新货、假货、破烂货。总之，天光墟总不比铁路夜市热闹，之不过，我常常发一个同样的梦：梦里我半夜离家，同几个人，去天光墟睇了一场很响的烟花；有时，梦里醒来，还觉得一阵嗡嗡的耳鸣，蛇一样箍住我。我和阿庵最早摆摊，又最晚撤摊。倒不是勤力，皆因收摊返归迟些，避开大耳窿④隔三差五上门。我阿爸老吴去打游击之前，欠下一大笔数，要我和阿庵来填。那三五个来讨债的后生，清一色着丑样花衬衫。行头那个光膀头的肥佬，一条铁棍架在门上边，填住门口，要阿庵拿钱。有一次，还将家里的高脚木凳、吊扇都拆走。我同阿庵就站着食了几日饭，晚上焗热交关，起身冲了几次凉，才睡入去。无了家具，曱甴⑤老鼠无家可归，大半夜从我们脚边搂过，慢慢也不觉得出奇。再后来，一班人将财神龛下的利是都不放过，一封封拆开，红纸符纸撕烂在地下。阿庵扮不识得老吴，说他们找错门；刀子架在她颈上，都半只字不声。又说：一还一，二还二，你们去找那只野，找我造什！那几个后生见她嘴硬成铁喙，都有点无计。于是乎，每个月头来搬走些物什，当还数。阿庵当然不认，就说：钱我们拿去食了也不给！我问，下次他们又来怎算。她说：大不了走！阿庵说走，不是走多远，就是避避时势浪头。这班大耳窿也无几多本事，追到后面都说：我叫大佬来，你就知味道！阿庵嘴啧啧，知他们都是听人号令，半斤八两，就假嚼着下巴，说：够胆就叫！我听她说，手心冷冷湿过好几次。过后同她讲，他们手上有刀，你不怕一张快刀将我俩镗了？阿庵笑笑，闹我：生人不生胆！我才想起黑仔带我跑过天台的很多暗路，便说：我知有个地方，他们拿刀拿剑追都走得。往水池一角，从我们屋能通到后街暗巷。同条巷，就是那串粉红发廊，两面是站街女，生果一样鲜艳，远远看，像一排樱桃水母；倘若不向两面走，就是烧腊档、车衣铺；榕树脚下，偏向河边，快跨过街市场，对面即是黑仔垃圾站的屋棚。有心的话，其实四处都走得。之不过，阿庵都觉得我在发梦乱噏，便对自己说：大不了搬！但其实都没搬，直到一日收档返归，没及我们入屋，就知家里又有贼佬光顾。因这栋楼底层辟出半面，开作士多，楼梯驳起，就像行山路。行山到转角位处，正正摆着我一只玻璃珠钱罐。里面的玻璃珠，散落一地，嘀嘀、嘀嘀，五颜六色地往楼底跳落去。虽说见怪不怪，但望着玻璃珠一粒粒往下跌，响声卜卜脆，忍不住心火一滚，就拿胆往屋里行去。发生这样的事，虽多了经验，却都使人惊。阿庵押后，当即空气里大嗌一声：你老乸！声音就从楼梯间传返来，一点不松散。壮过了胆，便往屋里行去。见铁闸上的锁头空了，但几无被撬开的刮痕。往门罅处看，却也整齐、干爽。连那张木饭枱下的柜筒，都一如既往安静，几无翻过的手印。不同前两次，回来见里头的床板都被生拗成两半，满是脚印。如此来睇，这贼头看似斯文得交关，什么都无不见，却又可能万事留一手。阿庵行入厨房，一手揸起张菜刀，架在胸前，另一手拎我往房里行去。只见她翻出床底几件旧棉衫，缝在里头的几沓钱，一只装手镯的红布袋纹丝不动，无少一件物什。真古怪，那只贼头究竟在打什么如意算盘？阿庵推开宽窗，铁网也圆圆整整，说明贼佬也不是从这扇窗跳入屋。而屋里只两扇窗，除了房间，还有一扇镶在灶头顶上。入厨房，一切如常，只觉得耳鼻上，忽然凉阵阵，比往前莫名大风不少。行近一睇，才觉出那扇窗外的罩布不见了，铁栏网上空出一个人头般大小的窿。窿口边缘像被切割过，支出很多铁线头，尖凸起来，恶狠狠的样。这个窿一把嘴这么小，钻进去的，难不成是一个人？厨房的窗口，挨着对屋的厕所间，不到我半只手臂远。一个人又怎从两面墙，擒上那面密匝匝的防盗铁网，剪出一个洞来？要细，又要将自己变成纸一样薄，小心翼翼，才不至于划破自己的面。从外头钻入，手脚稳当，不碰落菜刀碗碟、挂墙上的锅盖，甚至台面上都无留下一对脚痕。简直一阵穿堂风。这个窿好似有股魔力，要将我倒吸入去，让我也禁不住想将身子拱过去。于是揿低，头伸入去，未到脖颈位，便翻转不得，像一条反肚鱼。只转动对眼，往上睇睇，往下睇睇。净见晚黑的天上，一点云都无。月光吊着半空，好似一群太阳将我全身照白。我觉得自己将近要抬升，飘浮起来。心口莫名觉得生猛，兴奋地热剌起来。那天晚黑，同阿庵从夜市回来，粒米未进，肚子开始咕咕叫。阿庵将筲箕上的番瓜拿进来，想做番瓜粥，顶顶肚。问我，把另外两个番瓜整去哪了。才知家里无端端少了两只番瓜。出门倒垃圾，又才见剩瓜壳一块静静躺在入面，经已被挖了空。后来，事实证明，家里一些无关紧要的物什，真的会一点点消失。尽管一开始，我也曾以为，它们特意藏在了某些阴暗的角落里，躲起身来。但渐渐，像那两只番瓜的物什变得越来越多：阿庵的一把牛骨瓢子，塑料鱼缸里的一只寄居蟹、墙上的一版悟空大圣邮票。我相信它们不都是凭空消失，也不都是可以躲起身来。难不成我们屋里，就有一只隐形人？这样的想法，就像很细的飞虫在我心上飞着挠着，却怎也捉不住，使不稳。于是乎，那几个晚黑，我怎也困不着觉。耳边些许热，窸窸窣窣地，似乎还听见门外有人撬门，锁匙打在铁闸上，叮叮作响。窗口吹进风，就结住了时间，随后是一阵嗡嗡的低沉。再过了一阵，就似有什么穿过老街区、草河、大榕树、阁楼、客厅而来，一团黑色的、毛茸茸的阴影，就眠在我身后。呼吸的微弱气息，将我后尾枕的头发拂起。我甚至还听见他在挪动身体，脚轻踮起，往厨房、厕所、楼梯间处行去，对于屋里外的一切，他都好似了如指掌。霎时间，一阵兴奋而危险的、深蓝色的气味，从我浑身流过。后来，一日，听街角报纸摊的肥姨同阿庵说，这阵邨上来了一只犀利的贼佬。不知公乸，专入人家屋，有阵时拿点小钱，十块几十块，有阵时什么都不偷，古怪得交关。又说这小偷有眼界，似个知识人，巷头巷尾一间间偷过来，好似要将成条街都偷个遍！于是乎，有人故意淤她，说：你老公不是大队长？瞬间哄堂大笑。事实上，肥姨丈夫的确是邨里的治安队长，但却周时被人瞅见，在桥边的倔头巷叉麻将，都睁只眼闭只眼。因他阿爹是村长，小偷小摸无搭上人命，隔篱邻舍都知报警无用，索性也都不报，当时运低，忍忍气吞了。肥姨却是挑通眼眉，转身掰着指头，一把尖声说：单数！一五七尾号，见买码玄机！平日里，这街上各家各户，除却奔劳于一日三餐，都暗地同肥姨买一两文钱六合彩。中当然好，不中也不肉痛。重要是街坊平日搭上话，买份晚报，睇《每日闲情》一版的公仔图案——几人是个暗号，几只鹤立了几只腿，破什么尾数；什么生肖，是鸡抑或狗又是天机；配图的底面又是什么风光颜色，破什么红绿波色搭配。总之，换双眼看，图面上处处是玄机谜面。但也有些时候，譬如这几个礼拜，报纸上忽然无了配图，就要自己另开新路。像肥姨，睇贼佬偷野，又不止偷野，而是有很多常人睇不出的玄机。事实上，肥姨因为这捞了不少油水，所以见人都讲得精神。周末日头，报纸摊的人越堆越多，都埋头听肥姨讲贼佬同买码的关系，听讲古一般，风头火势。很多双眼觉得神奇之余，其实也信她。我站在他们腰腿底下，面前是一堆大人屁股。报纸摊热火朝天，有几个佬拿出纸笔，写这期要买的码数，又说，赌这个贼佬在几号落手！这阵时，我脑里也好似有什么慢慢靠拢、凸起，伸出成一只手，正拉开他们裤袋上的拉链，准备伸入去。但就在这时，阿庵将我从梦里一下拉出来，说：落雨快撇呀！我晃晃神，往外跑出去。掌心滑滑的，不知是汗抑或雨水。往后几日，当我正满心谋划着，要在屋里某处角落恭候那个隐形人的时候，阿庵却同我说，我们要搬了。我觉得扫兴，但又无从反抗，不得不搬。在螺涌邨，各家搬家就同食饭冲凉，几乎住过街头巷尾的楼。我觉得无什么出奇，搬屋其实是搬人。同阿庵一人驮个背囊，手上挽着水桶、脸盆和热水壶，酱油碗碟，顶上托着几张红胶凳子，一块砧板、一袋粘米，就从这屋挪去那屋。然而，每到搬屋时，我都发觉，在我和阿庵之间，除了对方，都无其他什么物什。想到这，我就感到心口有点点闷，后来我才知，原来这也叫悲伤。我和阿庵，就似是一个作行人，一个作件行李，在这块豆腐干一样大的邨子里，被什么拎来拎去。阿庵成日说，我们横竖要搬的，不要成日买些不等使的。又常常用很重的鼻音闹我：人一世，物一世，不就为了争啖气，拿个彩！新租的屋子，是一爿层半的板间房。比以前住过的迫狭，墙灰往下跌，地上成日铺满白粉尘。临着地面，湿黏黏；有一扇窗，但同对屋的厕所顶着，打不开，日头好似入夜。不过有个更高大的天台，比周处高出三四个我。我倒挂在天台的竹竿上，天上摇摇晃晃，垂下头来的棚屋像个烂旧笔筒，上面插满电线杆天线杆捆成的“鱼骨头”，真是畸形又趣致。但想到一早听见报纸摊，四处在讨论那只贼佬，又不能将窗台稍稍开旯让他入屋，就觉得心灰。于是心里想，他不来，难不成我不能去碰他？于是，到周末见黑仔，我用一种酝酿已久的语气，同他说：我们一齐去捉那只死贼佬吧！黑仔四下曳曳头。他的表情有些犹疑，但却好似不是为这件事。他历来是那个穿街走巷、撩事斗飞的人，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不算什么大手笔。只是一阵沉默过后，他望望我，又望望地，低着头说：可不可以掺上我家姐？他抬头，眼里透着一束很温驯的、些许委屈的绿光。就像那只街市排档门口，颈上绑着麻绳子的绵山羊。
这使我认为，当日瞥见的那对黑影确实存在，一对其实是一只，就是黑仔口中的花家姐。黑仔说，花家姐同他一起长大，但后来生了场大病，烧坏了脑。本打算扔进牛栏，自生自灭，没想到，隔个礼拜去睇她，一个人眠在那头灰水牛怀里，病却好了。过后虽然脑子使不得，凸起一棚哨牙，一把嘴又不伶俐，但为人似光头佬阿爸，成日笑笑口，不会打闹人。又说，围村上兴起修建高速路，破了风水格局，一户户见白事，各家各户能搬则搬，乡下的阿太都过了身，最后成条村便只得花家姐一个。她不识得割禾沏田，又不识得做手工，怕饿死她，就将她接到邨上来。我心想，花家姐什么事都不识做，阻手阻脚不止，还要费精神看她，于是同黑仔讲：你阿姐怕帮不上手！黑仔见我不愿意，头低低，半天不声。而后又用大人一样的庄严眼望我，像宣布什么一样，叫道：花家姐好大力！花家姐好大力的！虽然，我不知她大不大力，大不大力又同捉贼这码事有什么关系，但看着黑仔这张脸，心里便升起一种迷惘的念头。既不是出于同情，也不是出于对他的不理解。只想到那个玻璃窗上透出的黑色影子，心里一惊，升起一种好奇又刺激的念头，便同黑仔曳了曳头。黑仔约定带花家姐去铁路夜市那天，碰上片区停电。四处黑麻麻，零星飘着几点萤火虫；挨晚的空气薄薄一层，吸入去，我们胃里就裹了层膜，再入去成条邨、成座城市就似一个更大的、半透明的胃。我就是远远望着花家姐从这片空气里，一点点显现出来的。她将近有两个黑仔加起来那么高，远远看去，巨大得像只怪物。黑仔行在她身后，就全被挡住消失了。她那两支扎起的马尾，像两朵谢了很久的向日葵，种在一颗很肿、很大的头顶上，身子似一条很粗的茎。阿庵眼望望摊前这个巨大女人，又眼望望我，都觉出奇。正往前行，准备打招呼，忽然间，身后各处响起一阵喧哗，海啸一样从远处涌过来。阿庵往我头上猛力一掌，大喊声：走鬼啊！我才醒觉，是城管队要来“扫荡”了！阿庵顾着卷起铺盖，往后一抛，忽然咔蹋一声，才觉出把脚拗了。花家姐望我们笑笑，一手将阿庵挂在臂上的铺盖拉过来，往身上一担，一大步，调头，冲出人群，撞出一条大路。摊贩们跟在她尾后，轰轰隆隆，像一架人肉蒸汽火车。往前，往前，最终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等我们追到垃圾站的廊口，才见她两手揽着那一大袋拖鞋，就似很耐心地揽着自己孩子。再望一眼，我才发觉花家姐已显出些许女人的形态，像一只梨，青中透亮。甚至觉得，灯下的花家姐，好似一个古怪又好心的母亲。她从远处睇见到我们，同我们笑。见我们笑，她又笑笑，半张着嘴，身子一喘一喘。虽然花家姐做不了什么，只是力气大、腿脚好，只会没完没了地笑，但我一直觉得，她的身体里就好似住着一股巨大的能量，若是禁得住还好，否则说不定在某个时候，会令她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从这往后，黑仔每次来找我，都会带上花家姐。就是这样，集齐了我、黑仔、花家姐之后，捉寻贼佬的漫漫征途，要正式开始了。为了方便行动，战役开始前，按着从电视机学来的，我给自己起名叫将军，黑仔和花家姐统一叫做军师，黑军师和花军师。正所谓，一物降一物，自己有了名，少不得同这只贼佬也起个名，叫什么好呢。突然想起，肥姨那天说，这只贼佬都拣择四五层的屋楼去爬，屋外虽是面贴面，有毛有翼都怕难飞！于是，报纸摊的人都不叫他贼佬了，给他改了个名，叫做“教授”。我们便也不再叫那只贼佬，而学着大人叫“教授”。每次说起这个名，我们仨都觉得自己要去做一件威风大事，心火愈加旺了。一开始，我们四处打听关于“教授”的消息。但治安队长是不得指靠了，便转去找铁路夜市上的六叔。六叔是夜市的王，夜市的家当都归他管。想当年，他一支公⑨打江山，将黑白两派摆正，才在烂铁路上辟出一条灯光夜市。现在，十九年过去，秋冬春夏、日头晚黑都好，他都单着一件白背褂，踢着一双木屐，手上戚着支木拐杖。行路又不是行路，是一路咚咚咚杀过去。那天晚上，我端端正正问六叔，有无那只“教授”的消息。他笑了半日，闹我这么小只人仔，不好好读书，反去学人擒贼，霎时间被他笑得耳骨朵都红。还说要去同阿庵告状，我便只得打退堂鼓，不敢多问。此事无了下文，开场便败下阵仗来。本以为毫无头绪，黑仔却说：我们去天光墟睇睇吧！此前胆不够大，却一直心思思，想去天光墟的我，现在有黑仔和花家姐作伴，信心一下涨了不少。转头便将阿庵讲过的都忘得清光，答说：好，我们去天光墟！阿庵是个烂睡之人，正因这样，之前两次屋里半夜入贼，都到了隔朝才觉察。那天，凌晨四点半，我伏着阿庵倒在一片呼噜声里，静静蹿出房，去垃圾站同他们汇合。眼前淌着墨色河水，一排蝙蝠挂在河边交叉的电线杆上，四处还在半梦当中，整个城市像啪的合上了门。等我们翻上一处石坎，行到桥面上，才见出一摊摊，大小虽不似，却都在脚前放两盏煤油灯。灯稔调小，河面上的雾气飘过来，真像在外婆家行夜路时，过坟圈子看见的“鬼火”。那年我九岁，此前并不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之外，还有这样一个世界。桥上多是黑衣佬、破烂佬摆档口，一张塑料布、破凉席就地一铺，摊主们或坐或躺，也有干脆在摊旁站着睡着的。摊主身上的衣服很旧，布满了补丁，但又都几整洁，手上纳着个上锁木箱，有做生意的派头。几个叔伯带着支放大镜，坐在矮板凳上，招呼路过的人客。人客们就在其中蹿来蹿去，有戴头灯的，也有手上揸着盏马灯或支手电筒的。大字蹲在摊档前，趁幽幽的光，将手上的物什在面前兜兜转转，翻来覆去，仔细咂摸，生怕盯少一眼就会“走宝”一样。黑仔爸妈不管他，任凭他白天黑天倒转，所以他来过好多次，算是知根知底，便直往那档收购钱币的摊子行去。一路行过，木椅家具、什架、油盐酱醋，旧古董、大幅我看不明的字画、刻着海鸥的相机、美国飞行员皮衣、空心手榴弹、猪笼草之类的盆栽，又有段斤卖的杯子盘碟、旧衣衫、鞋袜，一块一袋的光酥饼，两块一桶的杯面，三块一盒的盒饭，木杆子上写着“抹面盆”、“抹家居”的毛巾……黑仔掏出一支电筒，递过我，说：天光墟惯例，拿灯只照物什，不照人脸。让我愈加觉得，这墟市里头，确实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物什。天光墟就是一个小型江湖，人们从来不知下一秒会碰见什么样的物什、什么样的人。成条街上的人，眼睛都好似钉在我们身上，歪头侧脑，透着好奇又警惕的目光。我摸了摸口袋，钱都还在，便开始计数着晚上要买的宝贝物什。又心想，在这样一个看似丰富，充满诡计、机关，危险却暗含着快乐的墟市里，就算买不上什么，只是行行睇睇，就足以让人兴奋上几日几夜。因为风的缘故，河面上的空气一块块移过来，罩起了一整座桥。时不时飘来一种腐烂的、模模糊糊的气味。好似各处物什都远远同我招手，我开始漫无目的地乱行。眼见那几个站在角落，鬼鬼鼠鼠，来回踱步的人，才回过神，想起：讲不定那只“教授”就匿在这墟里！然之后便下定决心，一档档开始翻找。之不过，每次黑仔见到什么新奇物什，都同我们大叫：你们快来睇！我们便一家家睇去。很多时，我和花家姐听见他的叫声，扭头望过去，找不着，一阵风散后，才见黑仔的脸从雾里溶出来。我们来了！街上的人像望猴子一样望我们。花家姐仍是笑笑口，跟在尾后，一路跳跳扎扎，极其快乐。那晚，我用了全身的五个一元硬币，买了一部崩角的宠物机，又买了三粒刚过期的白脱糖，一人一粒，觉得很满足。黑仔还带我去睇那个“捡垃圾大王”，他身上穿一件绣双龙虎的大衫，头上一顶巴黎帽，浑身发光一样。黑仔说：他着的那件衫是从我们那里收来的，死人穿过！那时我才知，原来死人的东西可以这么美，死也可以这么热热闹闹。那天晚上，我们净顾着饱眼福，便将要找“教授”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等我们记起，天边经已开始微微透出些许白光，屋顶处点点，推开过去。为了躲避城管队，天光墟要赶在太阳出来前收市。雾气散尽，这个世界便确实不存在了一样。五点半吹过的天光墟，墟上的我们，似假的一样。真是一场华丽的冒险！过后我们原路跑回家，钻进被窝，赖床、打哈欠，起身返学，装作什么事都无发生。只是隔天，一个白昼的课，我都在桌上“钓鱼仔”，还差点将鼻子磕去半边。老师拎着我的衫领到办公室，说：一朝到黑打瞌睡，你昨晚去做贼来？我是去捉贼！我心想，但我什么都没说，心早已神游到昨夜的墟市上，飘出窗外，恨不得一块天空现在就全暗下来，听见黑仔小声说：去趁墟了！老师看我还在分神，恼了，抽出我的左手来，一把戒尺很响亮地打在手心上。我几乎觉得那声音出奇地好听、清爽，嘴上咿咿呀呀，心里的快乐愈加飘荡开去。但我事必没想到，大概是前晚受了风寒，晚黑便觉得全身剌热起来。阿庵找来一张冰药贴，黏在我额头上，要我眠在床上。但我依旧悄悄调好了四点半钟的闹铃，包紧在手上，匿在被窝里，心想，一响就把它揿下。于是，第二晚，我便顶着一件药贴去趁墟。那天一碰面，黑仔好像不知从哪道跑回来，气喘喘同我讲：我知那只“教授”是谁了！到那摊档，黑仔见我，对我使眼色，说，就是这。摊主坐在一张藤椅上，背对着我们。地摊上摆卖的物什也都是些玩具杂物，发夹头箍，各色钱币邮票，乍看同其他摊档相比，并无什么不同。仔细看，又好像比其他摊档都要有心机，似拣选过，精品店卖的那种。摊主听见我们行来的声响，当即转过身来。只见那是一个极不匀称的、古怪的人，就像一个毛绒玩偶，并在凳上；但一张脸丁点不后生，一对豆豉眼，几乎长出一丛很长的黑胡须，像葡萄藤缠着人的面。他的头脸属于五六十岁，身形却同九岁的我相差无几。一颗年迈的头，配上一副幼稚的身体，像是一个头驳着一个身体，让人觉得十分惊悚。我望了望他，甚至惊讶于长成这样的人，怎么还能活着。随后打了个很长的寒颤。但黑仔似乎都不觉得出奇，他只用手膀攮了攮我，然后手指指地上那个拇指大的滑翔飞机模型。我伏低，将它拿起来，又兜转过来，一睇，这不是黑仔送我的那架飞机？自从几次贼佬入屋后，就再找不到了。它的外形一模一样，飞机都是红白蓝三色，机舱门上刻着“德国制造”，连底下那条八字形划痕的漏口都一样。我心想，一定就是这只怪物偷我物什！又想起，那天屋里厨房窗台上的洞口，愈加觉得黑仔说得对，眼前这只难看的小矮人，就是我们说的那只“教授”。呸！于是忍不住，质问他：你这只盒子从哪道得来？他见我是个小孩，就眼瞟瞟我，像一只老蟾蜍，脸上无一点颜色。他抖抖身子，身子就传出一句话来：“勿问出处，净问价钱。”声音不是从喉咙发出，而是肚子。凑近一睇，才觉出他腿上竟趴着一只鹩哥，合起对眼，同他那件暗灰色的童装恤衫融在了一起。那只鹩哥又用很高的声调，重复一遍：“勿问出处，净问价钱。”这时，摊上的气氛突然变得热烈起来。好几个人客蹲在地上，相互之间，挤着推着，翻找问价。这时，不知哪道，伸出一只手，猛一下将我往黑仔身边撞去，俩人砰地一下倒在地。他只朝我们扬扬手，要我们行开。眼尾也不睄我们一下，不搭口，又不答价，靠那只鹩哥来传话。我们站在一群人的膝盖底，怎么也撞不入去。黑仔见我恼得眼泪都要落来，就拉着我，说：走走走，明天再来过！我看着花家姐跟在身后，还一路笑笑，愈加恼了。我的眼泪一直在眶眶里打转，心想，回去的路怎变得这么漫长。周围夜更深了，能听见风在耳边的声响，泪痕好像要从两边裂开去。我恨黑仔，他本不应该拉我走，而让我跟他当面交锋。我也恨我自己，不应该做一个无胆匪类，被人瘀一下，耳骨朵就硬不起来。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落得难堪，好似有一万把嘴来笑我；又觉得心口被什么压着，难过得交关。但黑仔和花家姐，竟在半路上突然笑起声，火上浇油，这使我更加恼，要开口闹骂他们。但黑仔突然大嗌：有飞机！我便止住眼泪，往头顶望去，黑麻麻一片，什么都无。呸！我气得火遮眼，再站不住，想拔腿就跑。怎知黑仔却将手搭在我面先，同我说：我送你一架！我揉揉眼，发现他手上摆着的，正是在蟾蜍摊上见得的那架飞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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