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多年来，东京的社会文化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文明开化虽然带来混乱和困惑，
但同时也带来了刺激和惊叹。
在日本，你总是可以听到人们提到“双重生活”。这个词并不像刚开始听上去那么使人浮想联翩，它事实上有点乏味，指的是日本人东西合璧的生活方式，比如既穿鞋子又睡地板。双重生活即使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也是给人带来多余的花销和不便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那就是一种折磨，带来身份认同的危机。
然而观察日本人平时的生活状态，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心平气和、理所当然地过着这种双重生活。看来身份危机之类的说法，只是知识分子在咶噪，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世界各地，社会变化带来的烦恼都是很普遍的，例如 18 世纪的农耕社会变为 20 世纪高度发达的城市化社会，这是欧美都共同经历过的。不过日本确有其不同于西方经验的特殊性。
不论是否明智，西方一步接一步，走的是它自己的道路。而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则是不得已地走着别人的路——至少日本人是这么觉得的。
01
剧作家长谷川时雨有一天回家，发现她有了一个新妈妈。倘若只是旧妈妈被逐出家门，一个新妈妈取而代之，这样的变化可能并不怎么让人吃惊。而时雨的感觉是旧妈妈被“重塑”了一遍，换了新颜。
“她在履行母亲的职责上与平常并无二致，但她的脸与以往大不一样。过去她的眉毛是修掉的，画着淡青色的眉线。过去她的牙齿洁净但染成黑色。
而现在我看到面前的妈妈有着短而硬的眉毛，她的牙齿又白又亮，但却让人感觉毛骨悚然，令我大吃一惊。现在她脸上满是以前不曾有的笑容，让我更觉不安”。（引自《旧闻日本桥》）
以前的江户妇女在结婚之后都要修掉眉毛，染黑牙齿。谷崎后来在《阴翳礼赞》中提到，这种风俗使江户女性的容貌带上了亡灵般阴翳的色彩。不论染黑牙齿有什么审美上的价值，人们以前习惯上就是这么做的。
明治政府认为这种做法与新时代格格不入，决定予以废止。皇后在 1873 年首先作出表率，停止染黑牙齿。宫里的妇女很快跟着效仿，这股新的风尚逐渐向下传播，将近半个世纪后，就连日本最偏远角落的农村妇女也不再例外。想想如果现在的英国女王和威尔士王储的妻子突然染黑了她们的牙齿，公众会多么震惊，就能明白当时日本人所受到的冲击了。
02
西方舶来品最早出现的地方是以横滨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但许多革新却发祥于东京。日本最早的柠檬水和冰淇淋出现于横滨，而东京则有全日本最早的黄油和西式例汤。
日本最早使用假肢的人是东京歌舞伎演员，第三代泽村田之助。传教士医师中的先驱者，发明了沿用至今仅略有改动的赫式日语罗马字拼法的JC赫伯恩（JC Hepburn）医生，在横滨为其安装了假肢。他先截掉了泽村一条长有坏疽的腿，并在美国订制了一条木腿，其于 1867 年送达日本并给泽村安上。泽村于 1878 年过世，在此之前他又失去了一条腿和两只手臂，但即便如此，他还是靠着义肢和义足演到去世为止。
男性在许多方面比女性能更快地接受西洋事物。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剪掉顶髻上，也体现在改穿洋装上。我们在亚洲其他地方也会看到这种现象。这可能跟女性被赋予的装饰性功能有关，某种程度上也与西式服装和机械在日本人眼中象征了源自西方国家的强大魅力有关。不管谈生意时穿西装是不是更合适，总之人们就是这么认为的，因为穿西装的西方人在商业上确实更为成功。
当时有一些艺伎也已经穿上了裙撑和蓬蓬的裙子，以及带有很多花边和装饰性褶皱的洋装，梳着香波发型。这也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前往鹿鸣馆时的正装。然而在上流社会的女性当中， 19 世纪末期的重点已经从西洋服饰转向了对日本和服的改良。尽管炎热季节的服装比冬天或春秋这种凉爽季节的服装西化得更快，大地震前夕银座的大部分女性在逛街时依然身穿和服。而在同时期，大约三分之二的男士已身穿洋装。在明治时代初期，洋装的价格还是非常昂贵的，只有有钱人和被强制规定的官僚机构职员才穿得起。军队和警察是最早采用洋服的，从德川时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 1881 年，东京已经有两百家洋服屋，超过一半集中在日本桥。
天皇所用的纽扣和皇后的手镯、西式发饰等都产自法国，于 1872 年送达。同年，元老院废除了传统的宫廷服饰，不过在新桥至横滨的铁路开通仪式上，大部分的宫廷官员仍然身着传统服饰参加仪式。当时，愿意穿西洋服饰的男人要比女人多，上层阶级人士比下层阶级多。
即便在鹿鸣馆独领风骚的时代——一个向世界展现日本人和西方人一样文明开化的时代，日本人在对待西方的事物时似乎也是决心多于热情，把要向世界证明日本已经西化的义务放在首位。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报纸中了解到，在一些重大的宴会活动中，舞池里最多的仍然是外国人。根据皮埃尔·洛蒂的记载，日本女人被勉强请入舞池后，虽然舞姿步态十分正确，但动作僵硬如同木偶。
03
鹿鸣馆的晚会与东京市民的生活关系不大，它们属于政治圈和上流社会。惯于到浅草寻欢作乐的阶层即使有机会踏入鹿鸣馆这个地方，也一定是以仆人或服务员这样的身份。那里上演的事情离江户和其市民距离遥远。
然而鹿鸣馆时代仍是一段如此引人注目的插曲，或者说是一系列插曲，以至于如果单纯把它归结于政治问题或是只属于上流社会的问题而草草打发，未免过于狭隘僵化而使我们无法全面把握明治时代，毕竟它浓缩了明治时代的精神，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费些笔墨讲讲它的故事。
鹿鸣馆建筑本身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而如果只是像历史教科书那样讲述那个年代又显得有点枯燥无味。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浮世绘版画作品中体会到鹿鸣馆的氛围和生命力，虽然这些版画家自身并非上流社会中人，也基本没有机会亲临鹿鸣馆的晚会现场，但他们还是捕捉到了鹿鸣馆最辉煌时代贵妇们亮丽的服饰和美丽的身姿倩影。不过如果你亲临那个年代，并有幸居于少数受邀人之列，你会发现鹿鸣馆里的工作非常辛苦，不见得比今日妇女慈善团体的工作更吸引人。洋装和裙撑倘若是照片留影而非版画所绘，可能就没那么有韵味了。这些版画创作于浮世绘艺术最后的黄金时代，很好地搭配了深受明治艺术家青睐的明亮色彩。
兴建鹿鸣馆似乎是井上馨的主意，在他 1879 年就任外相的时候，修改不平等条约正是眼前的一大问题。他是长州派系的人，长州和萨摩藩是明治维新的主要缔造者。 1881 年，他的好友兼同乡伊藤博文成了政界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两人都是青年从政，此时伊藤年近不惑之年，而井上则是 40 多岁。他们在明治维新前曾一起去英国学习。 1885 年，当伊藤成为日本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今天的公职仍然沿用了这一头衔）时，井上是他的外相。两人都认为欧化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尤其是治外法权的最佳方式。鹿鸣馆便是这场运动的一部分。
虽然井上开创的其他事业还有许多，但他最为后人所铭记的就是构思了鹿鸣馆这座建筑。这栋建筑的魅力除了出入其中的贵妇美丽的衣装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它的梦幻元素。有人或许会问，除了明治时代的日本，还有哪个地方的政治家会有这样的想法，认为精明顽固如英国驻日公使这样的人，会被鹿鸣馆的几场西式舞会打动，从而向英国政府建议修约？但这正是修建鹿鸣馆在当时的意义。这段插曲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年轻的明治日本在当时的热切渴望和雄心壮志。
关于井上在开馆之夜邀请的宾客人数，现存的资料有各种说法。估计有不下一千人参加，其中几百位是外国人。鹿鸣馆的正面墙壁上装饰着一大片树枝和鲜花，点缀着旗帜和皇家纹章。花园里隐隐闪烁着无数小灯，每一盏灯都照在小雄鹿的塑像上。
正面台阶边上装饰的繁茂树叶间，也有两只鹿的塑像探出头来。大扶手楼梯两边摆满了菊花。为了让鹿鸣馆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像欧洲的建筑，井上特意让管弦乐队在演奏时间上迎合欧洲国家首都夜生活通常开始的时间，但这个时间点在日本传统上却已经过了江户之子回家就寝的时间。因此当时还准备了专车以接送来自横滨的客人。
实际上，围绕鹿鸣馆夜宴的一切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向夫妇一起发出邀请在当时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创举——江户之子对此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鹿鸣馆，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鹿鸣馆除了举办夜宴和游园会之外，在 1884 年的时候还举办过一场慈善义卖。这也是以前不曾有过的。过去虽然也有慈善事业存在，但做法完全不同。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如果施主与受施者熟识，觉得后者值得帮助的话，给予施舍并没有什么不妥。但针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开展慈善义卖，连捐助的是谁都不知道，似乎毫无意义。 1884 年的慈善义卖持续了三天，共卖出一万张入场券。在义卖结束的时候，三菱财阀买下了所有卖剩的东西。义卖会的主要组织者是一位出身皇室支系家族的太太，日本许多贵妇人都是该组委会的成员。
不论是否上手，跳舞是鹿鸣馆的主要活动。绅士淑女们都要穿洋服出席，洋服比和服宽松得多，而且更能向外国人展示日本的“文明开化”。从1884年年末起，女士和先生们开始定期集会，勤奋地练习华尔兹和四对舞，等等。组织者是日本的两位贵族夫人——锅岛直大夫人和井上馨夫人，而老师请的是外国人。
鹿鸣馆时代的最高潮是伊藤博文在首相官邸而不是鹿鸣馆内举办的化装舞会。 1885 年，时任首相伊藤博文在他自己的官邸里举办了一场大型化装舞会。宾客的具体人数依然有各种说法，从 400 到 1000 多，不一而足。因为化装舞会并不要求宾客必须穿洋装，因而到场的许多有名的日本客人都利用这一点没有穿。
伊藤自己打扮成一个威尼斯式的贵族，而井上则扮成帮间在宴会上陪酒说笑助兴的男艺人。内务部长扮成日本武士，帝国大学校长则以一身西行法师的装扮到场。
伊藤不久以后就卷入了一桩性丑闻，他与一个贵妇人有染，后者已是有夫之妇。伊藤内阁在当时也变得家喻户晓，人们给它起的外号——“跳舞内阁”，不论是在日文里还是英文里都不是恭维人的话。伊藤博文在内阁总理大臣的位子上一直坐到了1888年，然而鹿鸣馆的春天已经过去,大学校长复古的例子似乎表明，并不是每一个去那里的人都对西化热情满满。
由于在建成之初就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倾向，鹿鸣馆成为越来越多人批判的对象，有一些批评是恶意而情绪化的，也有一些听起来比较符合实际。当时也确实出了不少事情，其中 1886 年的诺曼顿事件（Normanton incident）是最有名的。诺曼顿号是一艘沉没于日本纪州冲海域的英国货船。当时幸存下来的全是英国人，而 23 名日本乘客却都溺水身亡。船长在神户的领事裁判所接受审判，结果却被判无罪释放。后来横滨领事馆虽又判处他三个月监禁，但这无法平息众怒。对治外法权的愤怒不断升级。鹿鸣馆和其中召开的聚会没有达成任何当初预想的目的。
十年快过去了，支持鹿鸣馆的势力已消逝殒尽。伊藤的政治生涯虽然并没有随着他的丑闻和辞职而结束，但井上却再也未能踏入政权核心圈子。激进的极右保守派和左派民权运动的领导人都一致认为鹿鸣馆必须拆除。 1889 年，它被卖给了华族俱乐部，自此走上了湮没无闻最终消亡的道路。但它的名字不会被遗忘，在它鹤立鸡群的短暂时光里，鹿鸣馆是东京真正的奇物之一，吸引了像芥川龙之介和三岛由纪夫这样迥然不同的作家，使他们为之着迷。
以上内容节选自
《东京百年史——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
第三章：双重生活（内容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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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百年史
——从江户到昭和，1867-1989》
[美] 爱德华·赛登施蒂克 著
谢思远 刘娜 译
定价：89.00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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