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秉林：乘火车赴丹麦留学那些事
1978年研究生班放暑假时，我去包头看望女儿，并向包头钢院的老师借来录音机，抓紧休息时间学习英语。快开学时，我回到了清华清林五号楼的家，刚要开门进屋，却见门上贴着一张显眼的白纸条，上面写着，让我随时等教育部的通知，参加出国英语考试。没过几天，清华就有一批教师和“新工人”参加了全国的英语统一考试。现在回想起来考题并不算难，可我毕竟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5年上大学时才又半路出家开始学英语，大学生活还不到9个月，就开始“文化大革命”，说实话，对能考成啥样一点底也没有。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成绩就出来了，我和我们班的陈皓明通过了考核，并被告知要等待安排出国留学！当我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激动之情难于言表。
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后，全国各条战线均处在恢复、整顿、发展过程中，教育战线尤其如此。1978年6月23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工作汇报时，谈到为加速人才培养、学习吸取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其它有益的文化以适应国家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应扩大派遣留学生。他指出，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这一指示着眼于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着眼于民族的现实需要和长远发展，开启了新时期我国大规模派遣留学人员的序幕，翻开了我国出国留学工作的新篇章。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学习国外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吹响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先声号角。
不过万事开头难，记得虽然大家都通过了考试，但当时全国第一批留学美国的50个人是1978年底成行，最晚的是1982年才出去。因为自己深知英语基础差，所以我一边上着专业课，一边狂补英语，家里小马扎的包布总是被浸湿又磨破……1979年10月，我得到通知被派到丹麦奥尔胡斯大学去学习，教育部为准备出国的人发了500元钱，这在当时可算是笔“巨款”了。记得最大的开销是订做大衣和西服，此外还有皮鞋、衬衫、箱包等，因为平时真没有穿得出去的衣物。打点完之后，这500元钱竟没打住。说起出国留学，大家肯定会想到去机场乘飞机，可教育部负责留学部门的人找我们开会，说当时国家还很困难，而飞机票要比火车票贵得多，让我们先做试点，探索一条乘火车去欧洲留学的路。召集开会的人还说，乘火车从北京到莫斯科没有问题，外交官常常走这条线，只不过近年来中苏关系紧张，用得少了，至于从莫斯科去其他国家，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承诺帮忙。就这样我作为第一批探索者坐着火车辗转经过了两周多的行程才到达目的地。不过今天回忆起这场横跨亚欧大陆行程中留下的许多事，深感这是值得记录下来的一生一次的难忘行程。
1979年12月5日，我一大早就赶到了北京火车站，进了站台，7点多钟，车身上挂着红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深绿色列车缓缓开了过来，这就是编号为K3次的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我们先后上了车，随着北京火车站站台上的时钟指针指向7时27分，列车伴随着咣当、咣当的响声开出了站台。上车后我才发现，长长的八九节车厢一共只有我们八名留学生：我去丹麦，一位去瑞典，一位去瑞士，另外五位去英国，分别在四个包厢里。当时我们都非常兴奋，也很好奇，毕竟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但对只有八名乘客觉得奇怪，去问列车长，他说，本来一般都是政府官员或代表团乘车，现在中苏关系不太好，去的人少了，中国普通百姓没人出国；加上铁道部要求苏联、蒙古国必须用美元结账，而蒙古国和苏联境内有他们自己的火车，用他们本国货币就行了，他们本身也没有美元，所以这列车就成了你们的“专列”了！我们听了，不禁窃喜，都说，赶紧一人来一间吧，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种待遇……可没过多久，大家又都聚在了一起，一人一个包间太寂寞、孤单，谁也没坐过这么长时间的车啊，这趟车在中国境内有5站、蒙古国境内7站、苏联境内24站。共计7803公里，要行驶将近6个昼夜131小时31分钟！
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国际列车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是这车上的列车员都是男的，这也很新奇，可列车运行了不太长时间，我们就明白了：原来K3/4次列车使用的客车车厢是绿皮车体，车厢内没有空调，供暖来自烧煤。由于途经蒙古国、西伯利亚等特殊气候地带，列车一年中有9个月需要采用燃煤供暖。听说最冷的一次是行驶在西伯利亚的原野上，温度降到了零下62摄氏度，车厢外的绿色漆皮都被冻掉了！当列车穿越寒冷的西伯利亚时，列车员平均每2～3分钟就要向锅炉里添一次煤，一个往返下来，每节车厢平均的用煤量达到6吨。繁重的烧锅炉工作使得列车乘务工作成了一项不折不扣的体力劳动，加之往返13天的超长路程，确实让女同志们吃不消。因此，列车员很快就换成了男同志，这次我们8名乘客又全是男士，这趟车就成了清一色的纯爷们专车。
再有感到新奇的是咱们在国内的列车标准轨道比蒙古国和苏联轨道窄，列车开到二连浩特站后，要进行“换轨”的操作。先把车厢与车轮底盘卸开，把整个车厢抬起来，撤出标准的车轮底盘，之后把宽轨车轮底盘推进来，再把车厢整体放下，和底盘连接好。经过2个小时，车再开时，就进入了蒙古国境内，虽然也下着雪，但满目望去仍是飞雪难掩的黄沙戈壁、大漠孤烟景象。周四中午，到了乌兰巴托，因停车时间较长，记得还让我们去车站的购物商店转了转，那里看上去是物质比较匮乏的，最突出的感受是膻味太重，呛得我们都赶紧又跑上了车。
周五凌晨进入苏联，一觉醒来，瞬间眼前荒漠变成一望无际的林海雪原，不记得是谁竟唱起了“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那《智取威虎山》的著名唱段，现在想起来，也许正和我们当时面临着要到全新的环境去探求未知的心态相合吧。苏联的自然条件显然比蒙古国强太多了！从乌兰乌德开始到伊尔库茨克（乘火车去贝加尔湖要下车的地方）的路上我们能从车窗里看到远处时隐时现的贝加尔湖的风光，据说，这是世界上最深的湖，如果不是冬天，会碧水连天，非常壮观。不过对我们来说冬季里有着特殊的美，在白雪皑皑和闪烁而过的参天林木缝隙间可看到晶莹剔透的淡蓝色冰面，难怪后来的旅游者将其称为“蓝眼睛”！现在看看风景是很不错，但想起汉朝派出的使节苏武，竟然被蛮横的匈奴单于扣押在这冰天雪地之处牧羊19年，真不知他吃了多少苦！他这种爱国气节实在令人敬佩。我们到欧洲各国去学习，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在代表着中国出使异国，只是现在是友好国家，我们更要以良好的形象为祖国争光。
后来列车经过了中西伯利亚，时时闪过散落在茫茫原野上的俄式木屋，即使车站两边，也只有不多的楼房与三三两两的人，感觉挺荒凉的。我们在国内常说，中国是地大物博，看来，苏联是绝对的地广人稀，这时候有点让人感觉疲劳、乏味，同行人中有人打打扑克消磨时光。车上的乘务员们担心我们这些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的人会思念家人，还与我们一起包了顿饺子，那可是我的强项，无论揉面、擀皮、包馅都是好手，这使我受到了大家的称赞，他们说：“你这个清华学理工科的还真是个多面手啊！”
列车行驶到了新西伯利亚站后，沿路的城市渐渐多了起来，车进站后，站台上的人也多了些，还常有酗酒的人跌跌撞撞地扒着车窗用生硬的汉语喊着：“二锅头！二锅头！”难怪人们常说苏联酒鬼多，还真是名不虚传。
听列车员说，我们现在经过的是西西伯利亚，这里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平原，是苏联最富饶的地方，不但是苏联的粮仓，还有煤田、石油等丰富资源，是苏联的重要工业基地。这里人不多，但却是地大物博啊！
12月10日，周一傍晚，我们终于到达这次横跨欧亚大陆，途经中国、蒙古国、苏联旅程的终点——莫斯科。站台上大使馆的同志已经等在那里，我们一边与相处了近一周的乘务员挥手告别，一边赶紧下车走向迎接我们的使馆同志们，顿时那种“异国他乡遇亲人”的暖流不禁涌上心头。汽车开到使馆安顿下来以后，我痛痛快快地洗了个热水澡，毕竟坐了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只能热水擦擦身呀。使馆的同志跟我们说，要在这里好好休息一下，在莫斯科参观参观，然后再订票去你们的目的地。
第二天我们乘车前往红场，路边是高高的树木，两边时时闪过漂亮的房屋，雪后的蓝天白云格外清晰，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红场一直是我们心中的神圣之地，在这里我们拜谒烈士墓，也瞻仰了列宁遗体。最后还去逛了最大的百货商场，那里有着琳琅满目的商品，不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感觉商场不像是购物的地方，倒像是游览艺术馆，无论是商场的大厅里还是旋转而上的楼梯边，总有些石刻的雕塑立在那里，古朴典雅，在这里走上一圈，那真是一种享受。当然，在克里姆林宫前，我们都留了个影，现在我也会时常翻阅这些老照片，回忆那难忘的时光。在使馆，真是到家的感觉，休息得好，吃得也好，晚上还给我们放映了电影《小花》。
顾秉林在克里姆林宫前留影
两天后，使馆的一位同志，陪我乘车去搭乘前往丹麦的火车，不巧那天下起了大雪，积雪很厚，汽车快到火车站时就抛了锚，车轮一直原地打转，就是不往前走。没办法，只能把行李箱搬下了车，我们拉着四轮箱包步行赶火车，可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拉了一会后，有一个轮子掉了下来，四轮箱变成了跛脚箱，我和使馆的人只能连拉带拽拖着它跑，等我们气喘吁吁地跑进站台，踏上火车阶梯时，车门咣当一下就关上了。真是万幸！想起来特别要感谢送我上车的同志。
当时我要乘的开往丹麦的列车，是经过波兰、德国的许多城市最后到哥本哈根的火车，要行驶近两天，如果坐飞机用不了两个小时，不过这倒让我来了个欧洲游。由于在莫斯科做了休整，人也来了精神，在车上看看沿途风光不禁令人心旷神怡。更让我难忘的是车到汉堡后，列车拐上了另一条轨道直接开向了一个海边小站，火车就从这里钻进了轮船肚子里，等火车在船上停稳后，我就随着人流从车里走出来，爬着楼梯到了轮船的甲板上。接着船驶进大海，这是我第一次坐着这么大的轮船体验海上航行的滋味，先是看见了对面的一艘大船，听身边的人议论，说那船与我们一样是从丹麦返回的列车轮渡，那船肚子里也是装着四节车厢，一共是长106多米，正好轮船可以装下……对我来说，这可真是新鲜事（其实国内也早就有这种火车轮渡，不过听说，车上的人只能在上下船时才能在甲板上活动）。说起这火车乘船，其实还有不少学问呢，记得是在丹麦学习了半年后的暑假期间，我约了几个国内来的朋友准备到另一个岛上去玩，我们先买好了火车票，上车后，语言学院的张老师见我们车厢里人很多，他就站起来溜达，发现后边的车厢很空，于是提议我们转移到另一节车上去，哪知道中途的一站，我们的车厢被甩了下来，等我们发现，前边的车厢已经开远了。后来我们才知道，从你购买车票时起，你就被固定在那个位置上，因为其他车厢上的人与你的目的地不一样，他们会挂上别的车头转到别的轨道上去（我想从汉堡出发后，我并没有下车又上船，正因为是早就这样安排好了的）。
我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到海上观光的，这次可以直接在船上看到这海天相接的壮观景象，心中无限感慨，想着即将开始的求学之路，不禁想到“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诗句，但愿我能像鱼儿那样漫游在知识海洋，像鸟儿那样自由地在空中展翅飞翔。
顾秉林在往返于奥尔胡斯与哥本哈根之间的渡轮上
在甲板上停留久了，会被海风吹得晕乎乎的，于是我又跟着大家回到车厢里，等船靠岸火车就钻了出来，驶上了正常的列车轨道，过了一阵到达哥本哈根，又是使馆的同志接我去使馆休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他直接送我去海边的码头，从这里直接坐船到奥尔胡斯。本来想刚刚坐了船，一切都很顺利，这应该没什么事，可偏偏又赶上海上骤起狂风巨浪，大船都不禁颠簸起来，我这个“旱鸭子”从没见过这世面，顿时觉得天旋地转，站都站不住，直想去吐个痛快。过了好一阵子我才缓过劲来，看来要想漫游大海，还必须练练真本事呀！好在船靠岸时，我的难受劲儿好了许多，不然，见到导师可就有点尴尬了。我刚下船，就见一位个子高高的人朝我走来，不用问，这就是我的导师安东契克教授，我这身打扮，也准让他第一时间就认出了我。他紧握我的双手，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后，随即带我上了他的车，他简单问了路上的情况后，跟我说，要先把我安顿在一位经常接纳年轻人的老妇人处，她单身一个人，有不少房间空着，等学校正式开学后，再去研究生的公寓里住。我想先体验一下普通丹麦居民家的生活也不错，老人早就给我收拾了一间宽敞明亮的房间，还为我准备了牛奶面包，她笑容满面，让人感到很亲切。说到这里，我得特别提一下，这一路上，无论是苏联还是波兰、德国、丹麦，也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人家对我们都是很友好的，如果你主动用俄语或英语问上一句“你好！”人家就更高兴，我想他们对我们这些刚刚从封闭之地走出的中国人是充满了好奇的，只要我们有礼貌地对待人家，人家也一定会对你很友善。现在我们一些自以为富起来了的中国游客，走到哪里都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而且总是喊着说话，喧闹之音非常刺耳，经常看到不少国外的行人都不禁会紧皱眉头，这真是令我想不到的变化。
顾秉林与导师安东契克（左）在一起
导师后来领我去了图书馆、办公室，有了这两个地方，我就有了去处，开学前的日子里，我就每天早出晚归地钻进图书馆，如饥似渴地开始了专业的学习。如果有问题，就跑去找导师。我的导师曾是捷克的著名物理学家，在固体物理方面有很多贡献，是在他的祖国无法进行科学研究时，他来到了物理学著名的哥本哈根学派所在地丹麦，他愿意带我这个中国学生，可能与此经历有关吧。
没过多久，秘书通知我可以到研究生公寓住了，这次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这个公寓是一处建在斜坡上的二层楼，一层除了6个单间外，在每对应着三间房处各有一个大的公共活动室和厨房，二层则只有6个房间，我住在202室，每间房子大约二十多平米。说起丹麦人的住房，可能是我当初感到与国内最大的区别了，我的宿舍就比我四口之家的清林5号楼12平米一间的房子还大得多，而我曾临时住过的老妇人一个人的那套房子有六七个房间，其实，那里无论穷人富人都会住在套房里，哪怕是一个房间也都是独门独户有厨房和卫生间。这让我非常羡慕，心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他们呢？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研究生的住宿、老师的住宿都有了很大的改善，记得我在2016年去接受奥尔胡斯大学名誉教授时，又旧地重游，再看我曾住过的房间时，则深感我们中国大学的办学条件是在大踏步前进了。
当然，在丹麦的留学生活还有许多难忘的事。比如有一次收音机播报了第二天的大风警报，可我想，我可是在内蒙古的狂风中待过的人，应该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我照常早早起来，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可没想到这风还真厉害，我被刮得东倒西歪，车是根本无法骑，我只好把车扔在路边有树的地方，一个人踉跄着到了办公室，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经过两年半多时间的学习，我终于得到了博士学位，回到了亲人身边，回到了清华。尽管关于学习过程中的事情也有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这段长达十多天的独特旅行却是很值得记忆的。
作者简介
顾秉林，1965级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现任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03—2012年任清华大学校长。物理学家和材料科学家，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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