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阎长贵蒙冤记

作者：杨银禄

来源：选自《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

左起：阎长贵（江青机要秘书）、王宇清（毛泽东警卫员）、许春华（江青护士）、张素兰（江青服务员）、王保春（陈伯达秘书）、吴旭君（毛泽东护士长）、叶群、江青、林彪、李志绥（毛泽东保健医生）、徐业夫（毛泽东机要秘书）、孙占龙（江青警卫员）。

一篇习作得到毛泽东的称赞

  阎长贵的祖祖辈辈都是贫苦农民，解放以后，他有了上学的机会，因而他本人是地地道道的学生出身。1956年高中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1961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现在的《求是》杂志社）工作。但是阎长贵并没有做编辑，而是师从中国哲学史家关锋，学习研究中国哲学史。刚大学毕业一年多的阎长贵，曾因一篇文章而声名鹊起，他根据华君武先生的漫画《无题》写了一篇《永不走路，永不摔跤》的文章，发表在1962年9月22日的《中国青年报》上，文章主要批评了那种“出头的椽子先烂”的处世哲学。这篇习作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荣誉。《中国青年报》约他开座谈会，文章被收录进1963年出版的《报刊评论选》，还有人写文章评价和分析这篇文章。当时阎长贵对这篇习作受到如此高的礼遇一直心存疑问，直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戚本禹才告诉他：毛主席称赞和表扬过你的《永不走路，永不摔跤》，并作了批示。30年后，他在一套中共中央文件汇编中看到了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批语：“印发各同志研究。犯了错误，只要认真改正，也就好了。”文章能得到毛主席的批语，这在当时可是很了不起的大事。这无疑对他以后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江青的第一任专职秘书

阎长贵做了两年多学术研究，1963年秋进入《红旗》杂志社的“哲学反修”写作小组，小组由关锋负责。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还没写出来，“四清”运动开始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至此，阎长贵的学术研究被迫终止。他坦诚地说，当时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很高也很积极，认为夺取政权没赶上，但保卫政权可不能落后，所以紧跟形势和舆论，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但在当时认为都是对的。1966年6月，阎长贵被戚本禹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搞信访工作，一个月后又被调到中央文革小组简报组，住进了钓鱼台国宾馆，紧接着被分配专门负责江青的群众来信。

“文化大革命”前，除了私人信件，没人给江青写信，江青也没有专职秘书；但“文革”开始后，江青担任了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一些群众给她写信，一开始每天几十封。1966年8月31日，江青在天安门主持了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群众来信急剧增多，几百封，上千封，后来每天收到的信用麻袋装，七八个人都处理不过来。为此专门成立了江青办信组，阎长贵任组长，直接由戚本禹领导。阎长贵每天挑选七八封或十余封“重要”的信，在前面加上摘要送给江青，其余的绝大部分转给了有关部门：国务院、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部委，揭发和批判江青的，则作为“反革命信件”转给公安部。

1966年底的一天，戚本禹对阎长贵说：“江青让我给她当秘书，我不行，太粗，我看你还比较细，你去吧。”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戚本禹正式对阎长贵说：“跟我走，现在你就去11楼！”当时江青住在钓鱼台11号楼，戚本禹的意思很清楚，是让阎长贵去给江青当秘书。其实选中阎长贵给江青当秘书并非这么简单，当时有好几个人选，但最后选定资历最浅、年纪最轻的阎长贵可能有几个因素：一是他出身好，社会关系简单，有一定办事、写作能力，他所写的文章得到过毛主席的赞扬；二是阎长贵当时和江青的女儿李讷接触比较多，很谈得来，李讷对阎长贵的印象不错，她也可能起了一定作用；三是关键的恐怕还是戚本禹的推荐，江青当时信任戚本禹超过信任姚文元，更不要说王力和关锋了。

1967年1月9日，阎长贵正式当上了江青的秘书，至此江青才有了第一位专职秘书。尽管当秘书前阎长贵经常见到江青，江青也都很客气地和他打招呼，但是阎长贵当了秘书以后，江青很长时间不见他，见了面也爱答不理，送给江青的文件都是通过警卫员传递。阎长贵很纳闷，别人告诉他，这叫试用阶段。二十多天以后，江青才找阎长贵进行第一次谈话。起因是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分两派，汪东兴支持一派，戚本禹支持一派，戚本禹认为自己支持的这派受压，想让江青为这派说话。戚本禹派阎长贵去“调查”，然后写个报告。阎长贵“调查”回来后，给江青和戚本禹写了一封信，信的抬头是：“本禹同志并江青同志”，内容当然是同情戚本禹支持的这一派。戚本禹看完信后说：“这事我不管！”阎长贵马上争辩道：“‘调查’是你让去的，你怎么不管呢？”戚本禹接着说：“你敢不敢把这封信送给江青？”阎长贵当时年轻气盛，随口就说：“那有什么不敢的！”于是，阎长贵把戚本禹的名字去掉，将信重抄一遍，通过警卫员送给了江青。第二天，江青把阎长贵找去，对他说：“你的信我看了，但这件事你不要管了，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派你去做的事，任何人派你任务都不要再接受，你要对我负责，对党负责。”另外，她还讲了一些做秘书的纪律。

从这件事以后，阎长贵开始每天直接给江青送文件，处理信件，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江青曾对阎长贵说：“我完全是个政治化了的人，除了工作，连今天是星期几都不知道。”此后，阎长贵每天送文件时，都要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今天是某月某日星期几。

陈伯达、姚文元突至11号楼

1968年1月9日下午2点左右，江青刚刚离开钓鱼台11号楼，当时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成员姚文元突然来到11号楼，找阎长贵和我谈话。

陈伯达、姚文元进入大客厅就坐在南边的沙发上。阎长贵和我走进大客厅以后，看到他们两位的面容很严肃，不敢坐下，站在他们面前等待他们说话。

“你们二位坐下，别站着，站着不好说话。”陈伯达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首先开口讲话。

坐在我们面前的是当时不可一世的两位大人物，我们小心翼翼地坐在他们西边的沙发上。

这时，陈伯达提高了嗓门说：“你们坐在旁边不好讲话，快坐到我们对面。”

我们立即起身坐到北面的沙发上。

陈伯达继续说：“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需要阎长贵出一次差，秘书工作暂由杨银禄同志接过来。由于时间紧迫，交接工作越快越好，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还要求交接清楚，不能出任何差错。”

姚文元说：“伯达同志讲的，你们二位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一定按照首长的要求办。”我们俩异口同声地回答。

“你们二位的工作交接完了以后，立即报告我们。”陈伯达补充说。

陈伯达不露声色，讲话时表情比较平和。姚文元眨巴着一双大眼睛，讲话时表情不太自然。他说：“伯达同志讲得很清楚，不需要我多解释什么，抓紧交接文件，我们到16号楼等着你们。”他们向我们俩交代了以后就走了。

我们那时毕竟年纪还轻，缺乏经验，谁也没有感觉到他们的讲话有什么问题，也没有怀疑两位要人亲临11号楼找我们谈话的举动意味着什么。阎长贵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紧张的情绪，还真以为派他去出差呢。交接文件时还和平日一样认真细致，一丝不苟。

他首先把我带到江青的办公室清理文件，他读题目和文号，我登记，一份一份地搞得很清楚，生怕搞乱了，将来说不清。江青办公室的文件不算多，大约半个小时就登记完了。然后，我们回到秘书办公室继续清理登记文件。

秘书办公室的文件虽然比较多，但是，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一件一件地详细清理登记，丝毫不敢马虎。大概还没有登记到十分之一，江青的警卫孙占龙从外边打电话到楼厅值班室，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听到老孙说：“江青同志叫我问一下文件交接完了没有。她叫你们抓紧时间，快一点交接，越快越好。”

我回话说：“老阎出差办事还回来，交接文件干什么，多麻烦。”

老孙说：“咱们不是有一条老规矩嘛，知道的不说，不知道的不问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交接文件，叫你们交接就交接，叫你们快点就快点就是了，不要说那么多废话。”

又过了半个小时，老孙又来电话催促说：“江青叫我再催你们快点交接，她说她等得不耐烦了。”

我说：“请你报告江青同志，我们再加快点速度。”

我接了老孙第二次电话以后，就下意识地感到有什么问题了，为什么一再催促交接工作，快点再快点，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孙第三次来电话说：“江青同志说你们别交接了，她说阎长贵不离开11号楼她就不回去，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等一会儿就明白了。”

我刚刚放下电话，就看见从外边进来一位部队的干部，直奔秘书办公室，接着我看见他把阎长贵带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外边还有几名战士，气氛十分紧张。

阎长贵走得很急促，因为说是叫他出差，没有交他办公室房门的钥匙，后来就成了他的一大罪状。江青说他私自带走钥匙是有企图的。

那么，阎长贵被带到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那天阎长贵被带到钓鱼台20号楼隔离审查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听说把他押走了。究竟送到哪里去了，我当时并不知道。

阎长贵因何获罪

后来我才知道，江青最终不信任阎长贵，导火线是一封信。1967年冬的一天，江青按铃一时没找到阎长贵，别人告诉阎长贵后，他马上跑去，江青对他大发脾气：“我用不起你这个大知识分子，你现在在我这里，我承担了多大压力呀！你还懵懵懂懂，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为什么别人说我你都信。”阎长贵被她的这番话弄得摸不着头脑，但“别人说你什么我都不信”这句话阎长贵心里清楚。那是1967年8月关锋倒台后，因与关锋的师生关系，阎长贵受到了一些冲击，《红旗》杂志社及一些单位也有人贴阎长贵的大字报说：关锋是反革命，阎长贵也是反革命，因阎长贵是关锋的学生。阎长贵在江青同志身边我们不放心，等等。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快报》上有不少这类反映，阎长贵把这些情况原原本本地报告给江青，江青说：“跟关锋在一起，关锋的学生不一定都是坏人。”

1967年底的一天，江青把阎长贵叫去，戚本禹、姚文元也在场，她将一封信狠狠摔在桌子上，对阎长贵说：“你为什么把这封信送给我？目的是什么？你无知，无知就要犯错误，就要犯罪。你不知道我到延安后就没动过窝儿！”阎长贵被吓蒙了，不知怎么回事，抬眼看了一下桌子上的那封信，那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女演员写给江青的信。几前天，阎长贵看到这封信，女演员在信中说，她解放前的名字叫过江青，现在受到冲击，另外，她还愿意把一笔存款作为党费上交，等等。这位女演员的意图很清楚，希望江青为她说句话，使她不再受冲击。信很长，阎长贵没有看完，但他误以为女演员和江青有什么私人关系，觉得不好处理，实际上是怕处理不好承担责任，就写了个便条请示江青。这下捅了马蜂窝！其实这位女演员和江青没有任何关系。这样，阎长贵因这封信而被定罪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江青一生的痛楚就是20世纪30年代曾做过演员，只要那时和她共过事或知道她底细的人，“文革”当中无一不遭迫害。

事有凑巧，在我和阎长贵共同给江青当秘书期间，我的父亲病故，想回河北定县的老家处理父亲的丧事。收到电报时江青已经睡觉，阎长贵不敢打扰江青，就请示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汪东兴同意我回家。四天后我回来时，阎长贵去见江青。江青对阎长贵大发雷霆：“他来了，你还来干什么？”就在这天晚上，阎长贵就被暂时关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1968年1月9日。阎长贵说：“我给江青当秘书整整一年，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当时阎长贵很坦然，没把事情想那么严重，被带走时，随身只带了几本哲学、历史书。

三天后，陈伯达和姚文元来到关押阎长贵的地方。陈伯达问阎长贵：“干什么呢？”阎长贵说：“看书。”陈伯达冷冷地说道：“你还看什么书哇！王、关、戚都是坏人。”姚文元紧接着补上一句：“你就是王、关、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钉子。”这时阎长贵感觉事情严重了。又过了一个星期的晚上，陈伯达、谢富治、杨成武、姚文元一起找阎长贵谈话。这是怎样一种阵势！阎长贵后来笑着谈起这件事：我这个22级的小干部竟然惊动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当时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中央领导排名中仅次于周恩来，列第四位。

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还有揭开“文革”序幕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始作俑者姚文元。可见江青当时是多么“气派”和“威风”。阎长贵真真切切地感到：江青身边无小事！第二天，阎长贵就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阶下囚。真是“伴君如伴虎”，阎长贵为自己的一时疏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为什么要抓阎长贵，江青跟我这样说：“关锋原来是《红旗》杂志社的，阎长贵也是《红旗》杂志社的。关锋是一个野心家，阎长贵肯定是关锋的小爪牙，抓阎长贵是理所当然的。据说阎长贵和关锋是师生关系，这还得了，一日从师，终身为父呀。他知道关锋的问题是不会少的，他能忍心主动揭发他老师的问题？我们把他关起来，不愁他不交待问题。到那时，关锋的所有问题，将大白于天下。”当她谈到阎长贵和戚本禹的关系时，说：“阎长贵的关系多，且复杂得很，他不但和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和戚本禹的关系更不一般，他刚来我这里时，竟然听戚本禹的吩咐。人各有其主嘛，可阎长贵听他的，不听我的，搞颠倒了嘛。有一部电影叫作《一仆二主》，你们要看一看（后来江青叫我们与她一起看了这部电影），党内斗争很复杂，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阎长贵帮助戚本禹搞了一个调查材料，那是整汪东兴的材料。汪东兴有缺点错误可以烧一烧，但是不能烧焦了。他们是想把他烧焦了，他是保卫毛主席的，不能把主席身边的人搞乱了。阎长贵知道戚本禹的问题太多了，也知道的事太多了。”

江青后来还跟我说：“我会相面。”她说：“我身边经常有坐探和钉子。阎长贵就是关锋、戚本禹派来的坐探、安插的钉子。……发觉了坐探需及时清理掉，发现了钉子就马上拔掉。心慈手软是搞不了政治的，当断不断反受其乱。马善有人骑，人善有人欺嘛！小杨，我告诉你，你在我这里工作，就得和我一条心，绝对不许对我三心二意的，我叫你办的事，你要专心致志地办，并且办好。办好了是本分，办不好是失职，我要拿你是问。不是我要你办的事，你绝对不能办，你不能当别人的枪使唤。否则，你就没有好下场！”江青说得出，做得到，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阎长贵的监禁生活

阎长贵在监狱的代号是6820，意思是1968年第20号犯人。据阎长贵讲，他被投进监狱两年多，没有传讯没有提审，没有书报，没有纸笔，除了一日三餐保证人最低限度地活着，一切人与社会接触、交流的工具都没有。他像被世人遗忘了，除了看守没人理睬他。阎长贵成了完全与世隔绝的人，几乎变成了聋子、哑巴。他盼望提审，是因为可以与人说话，他像身陷囹圄的困兽，甚至找茬儿和看守吵架，为的就是张口说话。为了不使说话功能退化，他每天背诗词和自编顺口溜。不能与人说话，但大脑不能停止思维，阎长贵的脑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问题，越想就越想不通。为了强迫自己不去想，就每天坐在床头前数暖气罩上的网眼，一遍又一遍，循环往复。一旦停止数数儿，又开始思考，这种痛苦使他备受煎熬。当时阎长贵的念头就是，只要让我出去，干什么都行。

两年多以后，直到1970年春才有了第一次提审。阎长贵说：当时在秦城监狱连提审都是一种享受啊，因为可以和人说话。以后的情况稍有改善，可以读《毛选》和看报纸。几年下来，《毛选》中的每篇文章他都读了几十遍，其中《论持久战》读了有上百遍。为了能有文字的东西看，每天看过的报纸他不让看守拿走，看过的还反复看，用以消磨时间和增加知识。阎长贵说：八年如果用来学外语，起码也能精通一门啊。

1975年5月，阎长贵被释放，并被直接送到湖南西洞庭农场劳动等待结论。农场职工只知道阎长贵是一位特殊人物，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当时刚释放过一批战犯，猜他是战犯太年轻，作家体验生活也不太像。

尽管猜不出阎长贵是什么人，但是农场职工还是热情地接受了他，处处予以关照。1975年10月，上级宣布了给阎长贵的结论：妄图用假材料陷害中央负责同志（负责同志当然指的是江青）。留党察看一年。阎长贵劳动了一年多，被调到农场中学当教师，开始教数学，后来教政治，又当了一年中学校长，后被调到农场宣传部当理论干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阎长贵的冤案也于1979年9月得到了彻底平反。1980年3月，阎长贵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离开了14年的《红旗》杂志社，重新做起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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