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德平忆父亲：一生中有两大遗憾

本文原载于2010年4月7日《新京报》，作者胡德平，原题《胡德平：追思追远语纷纷》。

1986年，胡耀邦在云南和当地儿童共尝米酒

清明时节，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传统日子，中国文化讲求“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以纪念故去的亲人前辈，现又扩至纪念一切有功于祖国和民族的先烈和英模人物。既然远逝的历史，还有回忆的价值，那么我就借清明之机，谈谈父亲——胡耀邦同志给我印象深刻的二、三事。古人说“清明时节雨纷纷”，现作一文，也可说是“追思追远语纷纷”。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

父亲总把解放初在川北行署工作的两年半时间，作为一段最美好的时光回忆。那是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建设新中国的起步阶段，整个中国一片红火，人民群众扬眉吐气。作为红四方面军的老革命根据地和朱德总司令的故乡，川北人民更是欢呼雀跃投入生产建设事业之中。怎么治国？这个道理十分简单，人民为革命流血牺牲，不就是要换来一个越来越富足、美好、幸福的生活吗？父亲也坚信富民为始这个道理，如果背离这一方向，那么革命的目的又何在呢？

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什么？很早以前，父亲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很明确的：“藏富于民，让人民富起来。”一直以来，他既不认可苏联和东欧那种加重群众负担的高积累模式，也不赞成高度竞争追求高额利润的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希望中国走出一条以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来推动农、轻、重生产为序的社会主义新模式。记得1982年5月19日，父亲召集了一次研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讨论会。在这次讨论会上，对消费问题的意见虽不能完全一致，但已引起党内高层的注意，并产生积极影响。

父亲主张在新形势下，既要刺激消费，又要引导消费，这是改革开放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他不主张城乡居民的收入过分集中在储蓄方面，不同意过分地强调积累。他请大家研究一个问题，“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者创造的国民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积累基金，另一部分是消费基金。……个人储蓄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当起什么作用？如何起到这种作用？”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要研究一下，这两方面的比例关系怎样处理比较适当。如果处理不当，也不利于我们发展生产。

我们当然要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是过分地采取节衣缩食的办法来储蓄，这于促进生产的发展是否合适？我们不提高消费的口号，但是要适当地注意刺激人民的消费，引导人民正确地消费。

父亲提倡消费，同时也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反对不合乎生产力水平和豪华奢侈的高消费，他更痛心疾首地反对生产领域中的浪费。对浪费资源、盲目投资、不计成本、没有效益、不惜民力、长官意志的经济增长模式，他有着一种天然的恶感，并把它归之于体制问题。碰到一些反反复复、劳民伤财的胡子工程，他总爱说一句话：“张书记挖，李书记埋，王书记上台又重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拉动内需的今天，对消费和浪费认真做一区分界定尤其重要。

父亲也接受了中国古代文化“立德、立功、立言”的思想，他希望真正的共产党员能为人民的事业立德、立功、立言。他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时时刻刻为人民着想，使人民尽快富裕起来。只要人民富裕起来，我们就有办法了。决不能把人民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对立起来，国家的利益离开了人民的利益，就是抽象的，没有意义的。试想，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国家？”

1983年12月22日，父亲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时，提到管子讲：“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后来司马迁的《史记》把这句话改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对此，他做了认真比较，他认为这种古典的经济思想是对的，需要我们很好地借鉴发挥。

他说，苏联为什么几十年富不起来？就是苏联领导脑子里没有老百姓，光搞钢铁，扩充军备，争霸世界。他认为，要想办法使人民用智慧和劳动的双手富裕起来，国家就强大了，就能抵御一切风浪，立于不败之地。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对父亲充满思念的人，他是黑龙江农垦局的局长，一位当年支援北大荒的知青，叫隋凤富。他很激动地告诉我说，“现在黑龙江农垦区已经种植水稻1000万亩，而韩国全国的稻田才700万亩，我们产的全部粮食可以供四个直辖市、香港、澳门、还有西北几省吃几年。我们当年从来没有想到会这样啊！”

原来在1984年8月，我曾经陪同父亲休假，到黑龙江北大荒农垦区。虽然垦区的群众辛勤奋斗几十年了，但与内地的生活差别依然很大。父亲对当时遇到困难的垦区人说，“你们必须要自负盈亏，要有盈亏的思想；这么大的面积和资源，你们要能一统天下；现在遇到了困难，旱路不通走水路嘛，可以种稻米”。隋凤富说，胡耀邦的这几句话对他们的发展帮助很大，影响也很大。

父亲走到哪里，都对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帮助，因为，他对当地人民的心愿有了解。父亲说过，“到下面去是第一步，第二步要认真听取群众的反映和呼声，第三步要研究群众的经验，同群众一道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川西北，父亲给马尔康人出主意：“林区的人民要富起来，只有四条出路：一是营林；二是加工；三是采矿；四是修建。什么修公路、建水电站，都让老百姓去搞。还有商业、运输、旅馆、饭店，也让群众去办。总之，东方不亮西方亮嘛！”

在云南省中缅边境的德宏，他和傣族、景颇族人合计：“群众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可以种些木瓜、香蕉、菠萝、芒果等热带作物”；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当自治州州长说由于当地搞不了大的工业，所以人均收入还不到240元时，他说：“不要老是盯着大工业，哪里来那么多的投资？要搞乡镇工业，特别是家庭工业，联户工业，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搞，来得最快。”在推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父亲对于大量出现的自谋出路、自主创业、乡镇企业、长途贩运、私营服务业和个体工商户，一直很赞赏、很爱护，并把它称为“光彩事业”而大力倡导。

让老百姓和生产资料结合起来，在结合的过程中如何让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这是需要我们来动脑筋解决的复杂问题。

父亲曾经说过“党的富国富民政策，是最大的群众观点，不领导群众勤劳致富，是最没有群众观点的。什么怕失控、失灵呀，根本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就是抓住瞎指挥权不放，或者是抓住谋私的权不放。因为一办起家庭农场，他就不能瞎指挥了，也就没有谋私的权了……目前，办家庭农场，群众说是‘上面放、下面望、中间有个顶门杠’。就是怕有顶门杠，你们有中梗阻没有？你们的顶门杠拿掉了没有？不行的就是要调开，拿下来。”治国之道，必先富民。这正是改革的目的。父亲当年的这一观念十分牢固。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富民政策”宣传得最得力，几乎绝大部分省都打出了兴省富民的口号。

父亲说他一生有两大遗憾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1987年，他不再担任中央的重要工作以后，经常向我讲：还可以做些什么事情？他说他自己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不懂外语，二是不会中国古诗词的平仄格律。他选择了古诗文的习作。一类诗词是他送给他的老战友、老同志、老朋友的诗，如他在读完萧克将军《浴血罗霄》小说以后，给萧克将军写下这样一首诗：

寂寞沙场百战身，

青史盛留李广名。

夜度将军罗霄曲，

清香伴我到天明。

井冈山时期，毛主席赞萧克同志为“白袍小将”。文革中，萧克致信毛主席说，那时红军队伍每多一个人，毛主席都说好呀，我们队伍又多了一个人。信中意思是希望毛主席团结大多数人。我问，为何把飞将军李广和萧克伯伯相提呢？父亲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按萧克同志的资历、条件、贡献来说，本应尽享大将名誉的，但革命队伍中有些事儿也说不清啊。

一类是给他的老熟人、老部下写的，如给魏巍同志的诗：

禹域乾坤变，

人间爪鸿新。

樑音千百啭，

此曲最牵情！

魏巍写作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产生过很好的社会影响，他曾在父亲所在的华北野战军三纵队工作过。改革开放以来，他的思想变化很大，火气也很大，虽然他的观点我反对，但我也曾为他写过一封信反映情况，不赞成对他那种批评的方式。

当然也有些初次见面的朋友，相处一段时间，他也给别人题诗，因为人家恳请，赠送新朋友的。但有时也有个别情况是他不写的。一位山东干部告诉我，他曾恳请父亲给他写诗或题字，请求好几次。最后我父亲给他说了这么一段话：“我可以给你写字，但我不能写，为什么？因为你还年轻，还有前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他还写过一些诗词，赠送的却是他一面未识的同志，如甘肃作家姜安同志。姜安同志是一位坚强与疾病顽症做抗争的女作家。她写过一篇文章，记述我的二弟刘湖出生不久，就因父母要上前线，无奈将他送给延安的劳动模范刘世昌同志的故事。

1988年，她又来信问候我父亲的身体，父亲有感提笔而做，并且连作三首诗，最后一诗是这样写的：

沧桑变化寻常事，

人间悲欢最牵魂。

谁能偷得蟠桃果，

怜取卿卿锦绣文。

第一句似乎是指他的身体、健康和工作变化。第二句则是指人间的悲欢离合，大概也包括他对家庭的情感和责任。在战争年代，父母亲把自己刚刚生下的孩子送与他人，即便是相熟的同志，毕竟心情也不会是那么平静的，怎不牵肠挂肚？母亲送来亲生的儿子并多次探望刘家，嘱咐刘家：一，一定要给孩子讲卫生，二，要到上学年龄时一定让他上学。一一嘱咐妥当，才随父亲奔赴前线。后两句则是夸奖姜安同志的文章写得好，把文章比喻为从天上偷取下来的锦绣文章。

当然父亲的诗词，也有对当时不良风气，腐朽意识的批评，他认为不好的事情绝不同流合污。1988年8月，他在烟台休息，我带着两个孩子去看他，他乐呵呵地拿出李白的一首诗，给我们诵读，边读边笑，边称赞，以后他作了一首《饮酒歌》，前四句就是引李白的原诗：

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

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

酒价年年涨，酒瘾月月添。

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

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

父亲不是反对喝酒，他平日兴致好些，也喝一点。他反对的就是那种浪费公款，假公济私，不办实事，个人利益、帮派利益至上的，对人民事业又毫无作为的人。父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非常提倡四菜一汤。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二百亿元时，他既痛心公款浪费，更忧虑一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济，用于体制的创新。为何他提倡四菜一汤呢？若有人愿做一番考证，我倒有一则史料。

1981年5月2日，父亲给我讲了一则逸事：“1953年9月的一天，我出国访问回来。主席在丰泽园的颐年堂（请我）吃饭，（主席平常是）三菜一汤。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下午两点半吃的。主席临时请来罗瑞卿同志。吃完饭以后，我们共同乘车到现在的八一湖一转。天快黑时回来。”他提倡四菜一汤，是否缘于此，待考。现在宴请是否也不必拘泥于此，但如今吃喝得热闹不堪，又有何必要呢？

今天，我想可以告慰父亲的是，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富裕、国家富强是他毕生的追求。在清明之夜，父亲可能又点燃一支烟，有微笑，也有沉思吧！

（写于2010年清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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