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化历史研究】罗斯福新政与二战中美国民众的爱国主义
本文为“量化历史研究”第 661 篇推送
1936年，罗斯福参观在建中的田纳西河谷奇卡莫加大坝（Chickamauga Dam at Tennessee Valley）
（图源来自：https://www.history.com/news/new-deal-infrastructure-projects-fdr）
国家的力量源自何处？社会契约说的主张者认为，其中关键在于国家和公民间的互惠——政府提供保护和权利，公民报以忠诚和纳税遵从。
然而，若想从经验层面检验这种互惠作用，面临两大挑战：第一，须识别公民出于自愿的、惠及国家的行为；第二，须对比观察政府在经济、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纵向或横向差异。苏黎世大学两位学者（Bruno Caprettini和Hans-Joachim Voth）发表于《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momics）上的新作，通过衡量美国民众在罗斯福新政中所获福利与其在二战中所作贡献的关系，克服了这两项主要挑战，从实践层面验证了社会契约理论。
数据：衡量新政投入与战争中的爱国主义
1929年起，美国进入“大萧条”时期，经济全面大幅衰退，民众失业、社会动荡。1932年，罗斯福上台，并于次年开始实施新政（New Deal）——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和平时期公共部门扩张政策。在新政中，政府干预价格和薪酬制定，补贴贫困农民、私房屋主和企业，并兴办规模空前的公共工程，以工代赈，最终促成经济回暖。为了衡量不同地区民众在新政中获得的政府投入，作者引入了县级各项联邦计划投入数据，以及多个新政代理机构的拨款、贷款、雇佣数据。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加入二战。在本研究中，作者共通过三方面的证据，衡量美国民众在这场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贡献。
图1 研究中使用各项主要变量的可视化呈现。各图分别为战争债券购买量（图A）、志愿参军率（图B）、战争勋章获得率（图C）及新政中获得的投入量（图D）
其一，战争债券购入。为筹措战争经费，自1941年5月起，政府开始发行战争债券。与普通国债相比，战争债券必须持有十年以上，极难兑现。本研究中，作者使用了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s）1944年战争债券购买数据，以测度公民自愿做出的经济牺牲。
其二，战争参与。为补充兵员，政府于1941年至1942年期间征集超过110万志愿者，加入陆军、海军、海军陆战队和陆军航空队，其中尤以加入陆军死伤风险最高。对此，作者使用国家档案处（National Archives）公布的二战中志愿参与陆军者数据，并收集一战中陆军部（War Office）的志愿者数据。
其三，英雄勋章获得。获得战争勋章意味着某种突出贡献。因此，作者收集了两次世界大战中五项英雄勋章的授予记录，作为衡量民众爱国主义的第三个测度。
实证：政府投入和爱国主义之间的关联
总体而言，通过对新政投入和二战中爱国主义行为数据的分析，作者认为二者关系紧密。
首先，如图2所示，作者选取的三种爱国主义行为测定指标都显示，政府在新政中对一个县的投入越大，则该县在二战中表现出更强烈的爱国主义行为。统计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新政投入与爱国主义行为在县级层面的显著关联。
图2 新政投入与二战中三种爱国主义行为的关联（县级）。x轴新政人均投入对数，y轴分别为人均战争债券购买额、每百人志愿参加陆军人数、每千人获勋数。数据均经过标化处理，其中，志愿参军人数数据与获勋数数据均基于与一战时数据的相对值
在个人层面，作者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对二战中120万适龄男子参军选择的统计分析表明，受益于新政政策（包括获得政府公共事业项目雇佣、获得政府对农场主与私房屋主补贴等）会显著提高公民志愿参加陆军的概率。
检验：两项工具变量的引入
促成战争中爱国主义行为的因素可能是复杂的。为了消除可能的遗漏变量影响，进一步验证政府投入对爱国主义的促进作用，作者在研究中引入了两项工具变量。
第一项工具变量为各县旱灾数据。自新政实施后，爆发旱灾的地区更易收到农业调整署（Agriculture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 AAA）和农场贷款署（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 FCA）的资金投入。第二项工具变量为1933-1935年各国会选区议员在农业委员会（Agricultural Committee）中的任期，这一数据会直接影响不同地区在新政中获得的农业扶持力度。
图3 两个工具变量与地区所获农业支持及爱国主义行为之间的关系。图A-D的x轴为1933-1939年旱灾月数，图E- H的x轴为1933-1935选区议员在农业委员会中的任职年限（均取反双曲正弦变换值）
两阶段OLS的分析结果表明，两项工具变量都显著影响了各县在新政中所获的农业扶助，进而影响了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行为。相较而言，罗斯福新政之前的旱灾数据和农业委员任期数据，则对两次世界大战中的爱国主义行为均无影响——只有当旱灾或当地议员在农业委员会中的任职促使政府对某一地区慷慨解囊时，才会激发该地在战争中的爱国主义行为。
除此之外，在使用收入和失业率对样本进行分层之后，作者发现新政开支对爱国主义的影响大体上是恒定的，与一个地区富裕与否、失业率高低无关。同时，对1940年大选中罗斯福得票率的分析表明，公民在二战中的爱国主义行为与其是否支持罗斯福个人无关。
结论与贡献
本研究展示了罗斯福新政如何在短时间内改变了美国各地公民的爱国态度，继而为二战时的美国塑造了新的爱国主义地理差异。它以实证方式证明，政府公共支出会诱发公民做出有益“祖国”的奉献行为。在本文作者试图讲述的故事中，爱国主义并不是源于某种共同的叙事、想象或神话而是源于国家和公民间实际的互利互惠。
文献来源: Caprettini, B., & Voth, H. J. (2022). New Deal, New Patriots: How 1930s Government Spending Boosted Patriotism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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