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兔主席 20191115 

中国内地人士看香港，比较容易从经济民生问题入手去理解。这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是传统视角（也是亚洲视角）。一个人的福祉是要结合其社会、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综合评价的。维度非常丰富，譬如要看他的绝对与相对经济地位（社会的贫富差距）；他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与亲子、老人的关系）；他的教育机会及社会流动性；他与社群、文化及价值观的关系（传统宗教信仰可以归在这个体系），例如他的社会参与度，从属感、归宿感。这些维度比西方价值观要丰富。现代西方主流自由主义则更多从政治权利入手——突出个人的言论自由、集会、选举等权利，对这些权利给予压倒性的权重。

二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矛盾都可以通过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阶级矛盾来理解。在实践中，这种分析框架会化简为“经济决定论”，对当代中国受教育群体有很大的影响作用，这里不做赘述。

总之，我们看问题的角度相对比较全面和综合，不会片面突出政治权利。并且更加突出经济和社会因素。这个看问题的角度不是中国独有的：许多传统国家和我们的角度类似（包括亚洲国家及许多其他非西方文明体系国家）。

对于片面追求政治权利的想法，我们通常不太容易理解，来来去去，最后会总结为：他们的不满，本质还是有经济民生问题吧。

其实经济民生是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社会严重不满的必要条件（necessary condition），但不是充分条件（sufficient condition）。经济民生问题不足以解释人们的行为。

2019年香港运动已经持续五个多月。到今天这个时点，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出，年轻人主要驱动力是政治，而不是经济。他们想象的是内地给他们带来的政治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对他们来说是影响到“他们是谁”，“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走向何方”等根本问题。政治危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存在（existential）问题，是形而上的。

吃不上饭当然不行。但满足一定温饱，达到一定物质水平的“阙值”后，就开始突出关注政治存在问题。

香港的这个驱动力，这个意识形态，这个取态，因为是针对一个特定假想敌即中国内地政治道路、制度、秩序来的，所以放在今天。我们可以用一句更加通俗形象的话来表述，叫：

“宁愿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直观的表述：

“宁要贫穷的资本主义，也不要富裕的社会主义”。

熟知历史的读者知道，这是文化革命时期的表述。在今天，我们把资本主义用来泛指香港制度，把社会主义用来泛指内地制度。

香港年轻人现在其实是把这个表述倒过来。而台湾人早就这么做了。

他们和前述的亚洲或传统社会观点不同，认同西方的一套，即认为政治权利是占压倒性第一位的。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最“完美”的西方选举政治体制，则再多的繁荣昌盛都没有用。香港年轻人来说认为西方选举政治体制是一切香港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任何的社会经济问题，任何的政策失误或缺失，以及最根本的——实现“族群自决”、抵御来自中国大陆的政治影响——均可以通过此种制度得到根本解决，社会的长远未来将得到保障。对他们来说，政治体制是一个终极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存在问题。在这个世界只应该有两种可能，即形式上符合西方体制的选举政治，以及彻底的毁灭。二选一。

除了反中，妖魔化中国大陆的一切之外，由于历史和国际知识与经验匮乏，他们没有想过抛开西方体制，人类社会还可能存在不同的模式与经验。比方说，大部分香港年轻人应该不知道新加坡是一个公开质疑西方代议民主（liberal democracy），奉行“亚洲价值”，强调集体/社群的和谐及长远发展，实践“共识民主”，最终以家长主义完成政治及社会目标的富有亚洲特色、东西合璧的政治体。他们很多人甚至会以为新加坡的体制和香港一样。

他们也不知道香港自身的繁荣发展的来源：除了在中国大陆与西方经济之间找到一个很好的经纪人位置，香港的大规模发展建设是在港英权威主义的殖民体制下完成的。诸多怀有抱负、敬业负责、希望在大英海外领土以服务帝国，并尽可能善待殖民子民的英总督们，领导着辛勤的香港殖民子民，造就了香港的繁荣发展。

然而今天他们却以为，一切成就来自于“西方体制”，西方政治制度与秩序即强调政治权利及“代议民主”，才是善治，才是解决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手段。为此，他们希望不惜代价的追求西方制度。

当然，他们的追求是表层的、形式上的、肤浅的。因为西方现代政治秩序背后所依托的是以现代自由主义为根基的一整套生活方式、一系列的道德和行为原则。核心是要处理好个人与个人的关系，对彼此人格、人权、言论自由、认同差异要给予尊重和保护；“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誓死捍卫你表达意见的权利”。为此，西方还构建复杂的政治正确及禁忌体系，维持社会的和谐运作。在这些价值理念的基础上，再配以西方对法律、程序、逻辑的执着与尊重，构造了西方政治制度与秩序。

西方政治制度与秩序是在西方的水土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其他的社会都能满足发展这套体系的文化要素、社会规则和习惯。本博以为，西方政治制度和秩序的成功——即建立坚实、成熟的代议民主体制，良好的公民社会，同时能大力发展经济，老百姓福祉全面发展，社会相对公平——脱离了西方文明土壤，就可能是个偶然事件。因为水土不全，要素不完整，所以失败的可能性很高。

这些问题当然是香港青年人很难了解的。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历史一知半解，只知道“选举”形式就是终极方案。只要有了形式上的选举，就能够籍此获得了一切的政治权利。选举也只是个手段，就如同“和理非”也只是运动的工具而非指导原则一样。在一个世纪之前，这样的民众通过选举把希特勒扶上统领宝座。

但无论如何，政治是第一位的，政治是解决“存在”问题的终极答案。

经济民生问题是否重要？对于香港年轻人来说，经济民生——找到什么工作，买到什么房子，什么年纪结婚生子——可能还是有点遥远。有人会问，是不是等他们年纪再大一点，是不是就认为经济民生问题更重要，政治存在不那么重要？

并不是。政治存在同样重要。“赤化”等什么什么都没有，“现在驾驶的车子、住的房子，什么都会没有。”

这就进入了台湾场景。

中国大陆经济迎头赶上，台北的经济水平沦为“大陆二三线城市”。但是坚守台湾本地的绿营如何看待大陆？他们会羡慕大陆么？

答案是不会。他们认为大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关心大陆的全面发展，不理解政治制度秩序和文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执迷于政治权利，用一两个议题对大陆进行根本否定。他们安于台湾，并不羡慕大陆的经济环境。并且如果需要做出二选一时，会坚定选择台湾的制度：

 “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只要有了形式上的选举，就可以让他们自觉拥有更高级的制度，更多的可能性，在人类文明序列处于更高的位置。除了找寻负面信息来妖魔化大陆外，他们还会认为：

1）我的经济地位随时可以改变的——因为有选举，所以选择权都在我：只要我愿意，就可以选出不同的领导人，就可以改变本地的经济发展策略和路线，改变我们的经济状况；

2）我的政治权利（结社和言论）是压倒其他一切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最重要的、定义我根本的存在的权利。“为自由，毋宁死”。我愿意为了这个权利放弃其他权利；

3）大陆不可能发展出可持续的、持久的、挑战西方政治制度与秩序的道路。大陆的物质繁荣也是暂时的，随时可以堕入深渊。

其实，选举制度才是最大的精神鸦片(或者中性地说，镇静剂或止疼片)，因为理论上你永远可以选出不同的领导，因此具有奇妙的制度不可证伪性——即便老百姓生活不好，发展不如意，国家/社会发生问题，但只要有了这个制度，就还能有无穷无尽的希望。

所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确实非常具有吸引力。它的许多核心假设都符合人们的直观感受和直觉，它强调个人利益、诉求、权利，让每个人相信自己具有影响力、主动性和控制权。通过设立种种选举机制，它让人们始终觉得自己有随时改变现实政治的可能性（“主动权始终在我手里”）。而在其他的政治制度秩序里，政治机制与决策来源更加复杂，每个人自我感觉的控制力、影响力更弱，权力总感觉落在他人手里。

所以，现代西方政治秩序是“我的政治”，其他政治秩序可能是“集体的政治”、“神的政治”、“精英寡头的政治”、“哲人王的政治”、“德的政治”。只有“我的政治”最易理解，最易动员。其他政治秩序都需要通过强有力的权力及制度价值观在个体上的“内化”才能维持。

然而，如果把西方秩序运行非常长时间，就会发现这个“制度不可证伪性”也不是终极的。譬如，经历了无数届选举政治的美国人在过去几十年开始政治疲劳，对政治失望，政治参与度严重下降，并且终于在2016年选出了一个看似能够真正颠覆华盛顿精英垄断和deep state（“drain the swamp”）的总统Trump，希望通过投票在国家层级的选举政治中做最后的破局尝试（文末对此有一个补注）。

在民主尚处于幼年期的台湾，总统大选参与率达八成以上。选举政治还能获得足够的政治信任。人们并不担心选举政治的肮脏、政治家上台后对选举承诺的违背、政客视野和政策的短期性、政治的民粹化等等。目前，还都能陶醉于人人拥有选票的形式本身。

台湾政治是被“独统”问题“劫持”的——即认为台湾相对于大陆的政治存在才是最重要的议题。民生政治被迫让位，甚至被忽略，毕竟相比大陆这个“外敌”而言，本地民生问题就次要一些了，上升不到存在问题。

大陆的经济发展和崛起不会触动他们。他们精心构建了精神包围网，让自己相信大陆人生活在水生火热中。生活在“专制”与“恐怖”之下，没有任何的自由。他们认为即便有再多经济成就，大陆人过的是爬虫生活，幸福瞬间可能消失。而他们，选举权在握，一切尽在掌握，可以随时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是多么好的鸦片/止疼片啊。古代统治者用宗教麻醉人民。现代人民自己用选举权麻痹自己。

因此，在今天，他们“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经过大半个世纪，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发展到“宁要资本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历史轮回十分有趣。

（正文结束）

补注：美国体制的强大之处在于民主是广泛覆盖于社会各个层级。联邦、州、地方政府均有相互平行的、独立的民主体制。这个体制是在历史自下而上发展、构建起来的。几百年来，新大陆的移民者们在这样的制度和秩序中生活。国家级别的总统选举只是整个民主制度秩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总统选举和国家政治层级的失望，并不影响其他层级的政治生活（例如州与地方），不影响对民主制度及治理模式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且精妙的体系，是美国的土壤生长出来，有其非常特殊的历史文化及社会根基。这种体系当然有吸引人之处，但并不能简单复制到不同社会传统、机理、脉络文化、传统的社会并获得像美国一样的成功。

本博一直认为不同的社会可以也应该发展出不同的道路，并且可以相互借鉴好的方法和模式。我们对美国和西方政治制度与秩序应该充分研究，对好的实践也可以在符合国情的基础上，加以利用。未来人类社会的政治一定是融会贯通，相互借鉴，各有特色，不会有什么历史的终结，更不会有一个制度普适天下。

日本和新加坡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差异化的制度。但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文明古国的崛起，将真正突破西方对政治制度与秩序的垄断，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多样性提供新的可能，推动多元化发展。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