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文三语”与竞争力、社会流动性及认同政治

兔主席 20191129

1997年以前，香港是个以传统华人社会为基础的英殖民社会。

在这里，要获得较好的社会地位，过上好的生活，唯一的通路就是变成和殖民者一样。学习他们的语言、教育、历史、传统、文化、宗教、穿着、社交礼仪、法律、政治、饮食、风尚。最好再在殖民宗主国接受教育，尽可能的融入他们的圈子。籍此与自己同族同胞区别开来，成为高等华人。权力层级如此构成：殖民者、高等华人、普通华人。

显而易见，学习外族文化是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的，只有精英才可能做到。对于一般老百姓而言，并非不可能，但距离很远。

数日前，香港高等法院对《紧急法》和《反蒙面条例》发表了一个判词。原文旁征博引，使用各种逻辑与论据，洋洋洒洒一百多页，但是系用英文写成。中文版则只给一个寥寥几页纸、提供最终结论的摘要。整个分析论证的过程，不通晓法律英文的普通人是不可能读懂的（一般日常英语根本不够）。

香港的制度，是通过制度性文化和语言隔阂与门槛，人为将社会分成阶层——熟知统治者语言的统治阶层，与不熟悉统治者语言的被统治阶层。

这种殖民社会的统治逻辑，将降低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只有精英阶层才能对子女给予足够的资源投入，利用制度化的精英教育，为子女提供掌握足够的语言能力、社交能力、成长经验，让他们为统治阶层所接受，并最终成为统治阶层的一员。如此，“高等华人”阶层能够不断在自己的“生态圈”内复制，实现社会地位的代际延续。

至于非精英阶层，恐怕一、两代人通过一辈子的时间，连游戏是怎么玩的都不知道。

这个问题在1997年香港回归大陆之后变得更加复杂：香港正式成为“两文三语”的社会——在粤语基础上，又加上了国语。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香港经济与内地经济快速融合，发展到今天，基本是一个完全依仗内地的经济存在。一方面，香港成为中国内地重要的旅游观光及零售商品采购目的地外，更重要的是，本世纪以降中国离岸金融快速发展，大量中国企业与机构来到香港融资，获取离岸资金，使得香港一举确立为内地的离岸金融中心，发展并巩固了香港真正的精英经济——金融及衍生/关联行业。

相比港英时代，新世纪下的金融行业对人才的要求就更高了：从一开始融资人（企业机构）来自内地，投资的标的资产与业务也在内地，发展到连许多资金方（投资人）也来自内地。香港本身就是一个离岸交易市场。这时，除了英文外，中文/国语也同样重要——尤其是流畅的普通话、中文书写及对内地制度、文化、习惯的了解。

作为（后）殖民社会的香港，本来就存在社会向上流动性问题。在“两文三语”下，这个问题就更加突出了。连大部分的本地精英也发现越来越难胜任：他们大概可以掌握旧殖民宗主国的语言、制度，但要再掌握一门新的技能：流畅的普通话、现代中文写作，以及内地的制度、文化、社交方式、习惯。就是很大的挑战了。

结果是，在香港金字塔顶端的最精英行业，从卖方的投资银行、研究部发展到机构销售，到一、二级买方的投资专业人士，但凡涉及内地生意，岗位开始系统性地为内地背景人才所替代。为什么？因为他们掌握最关键的核心技能：国语、中文书写与沟通、对国情/内地的了解与认同，同时还熟练掌握英语，也能了解西方制度。十多年来，金融行业内地化的趋势快速蔓延，从投行业务的前台发展到中台，甚至进入后台（法律、合规、人力、行政、IT等）。

这是（后）殖民时代的香港精英意想不到的。他们发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使得他们在与中国内地精英竞争，以捕捉中国内地巨大经济发展机遇时是处于下风的。

内地真正渗透、影响香港就是在最核心的金融领域，从中环开始。

就读于本地精英学校或国际学校的土生土长精英们也发现这个问题难以应付。本地人更有优势的，还是本土经济——即围绕与本地人（而非内地人）互动的精英行业。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医科，以及本地法律。

现实是：作为服务于内地的离岸金融中心，从个人层面上，香港人只有全面接受、认可、研究、了解内地，与内地进行文化上的充分融合，才可能捕捉到内地带来的经济机会。

前面提及，在港英时期，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性就受到精英殖民教育的限制。而到回归以后，这个情况可能更严重：一个家庭要投入更加巨大的资源才可能让子女同时精通英语及内地国语文化。当本土精英面临内地背景优才的激烈竞争，这本地中低阶层家庭的上升通路就更难了。

这里有几条具体因素值得展开。

1、繁体字 vs 简体字

繁体字（“正体字”）确实古典，有其特有的审美。但因笔画复杂，非常不利于学生掌握中文的读写。有孩子的父母知道，小朋友掌握中文读写所需要达到的“阙值”要显著高于英文之类的拼写文字。繁体字笔画繁多，辨识和记忆都不容易，在同等脑力和时间投入下，对中文读写的边际收获肯定更小。相比简体字/简化字，一个学生要达到熟练读写的临界点所需时间可能更长。

所以应当看到，简化字通过降低学习门槛，其实是一种普惠教育手段，是一种提高社会公平、机会平等的重要工具。

而且现代社会与以前不一样。儿童在小时候要学习大量知识及技能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除了中文读写外，还有英语、大量的文理学科、才艺、体育等。人的脑力和精力是有限的，学习繁体字必定会挤出孩子学习其他必要技能的脑力时间。

从这次运动中可以看出，香港黑衣年轻人的涂鸦中出现了大量中文错别字，我们可以想象他们在学校学习中遇到的困难。

另外，简体字出现的除了能够提高识字率外。另外还有一条重要价值，中文文书是经历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变。文言文的特征是用字少；白话文的特征是用字多。所以，无论是阅读还是书写（其中特别是书写），从效率上看，简化字应该更适合白话文。当今大部分人使用电子设备来输入/书作，书写这一条就不明显了，但在青少年生活里，记笔记、考试、做题，还是有很大的影响。

人类社会中的任何语言都是不断发展的。一个大的规律是，不同社会人类在语言上投入的总“脑力”可能是类似的。如果语言要表达的内容（即词汇和概念）复杂化，那么语法就会适当简化。如果需要表达的概念还相对简单，那么语法可能会非常复杂（如古印欧语）。言说、语法、书写等语言要素之前可能存在某些规律。人类历史上，语言和文字都是一部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

一门语言如果要耗费人们太多脑力和时间资源，那它首先不适合大众，只适合少数精英（无论从经济资源还是智商条件来说都是）；其次，人类不同发展阶段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及脑力分配可能是不同的。现代社会求生所需技能更加专注于脑力知识（而非荒岛求生），语言只是获取知识资源的载体，对这个载体本身花时太多，就会影响其获取载体所指向的知识资源。最后的结果就是削弱人的知识水平和竞争力。

所以，笔者认为，繁体字对香港社会的影响很大，其一影响个体的学习效率及中文知识水平；其二浪费脑力，影响其他技能的发展，不利于个体提升国际竞争力，其三是惩罚中低阶层，不利于社会提升向上流动性。

把简体字作为切入汉语书写的捷径，符合汉语发展的历史潮流，更是提高人口教育文化素质的重要因素。

其实，内地人很清楚，伴随中文水平的积累提高（一个非常长的“赛道”），完全可以先学习掌握简体字，把繁体字作为进阶学习目标，逐渐掌握。我相信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内地人士都能书写简体，阅读繁体。

所以香港社会提升竞争力，不用去废弃繁体字，但至少可以同时引入并包容简体字。但由于反中反陆的本土主义激昂，繁简问题早已成为政治问题。简体字是丑的、低劣的、残缺的（“残体字”），代表着某种来自内地的文化和政治威胁（“赤化”），繁体字则更高级，是“香港人”的认同组成部分。捍卫繁体字就是捍卫香港身份。

这种取态只是极端的民粹和愚昧而已。

这方面新加坡非常值得学习。新加坡于1969年公布第一批简体字502个，除了67个字（称为「异体简化字」），均与中国公布的简化字相同。1976年5月，颁布了《简体字总表》修订本，实现了与中国《简化字总表》完全一致。彼时文化革命还没有结束，中国在东南亚还在通过华人广播电台“输出革命”，新加坡作为华人社会在东南亚的位置是非常微妙的。在文字问题上，他们反而不会考虑政治：他们并不打算构建一个挑战中国大陆的汉字文化，只是将简体字作为书写工具。这个定位，反而使它做出了正确的历史选择。

而香港没有在更早时候采取简体字，发展到今天，由于“反中”成为新时期的政治正确，再推广简体字，面临的是政治挑战。

这个政治偏执带来的唯一结果是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里，香港社会继续用繁体字浪费青少年脑力，阻碍他们的智力发展及技能提升，妨碍他们与内地的融合，降低社会向上流动性，并使他们在国际竞争上落败。

2、普通话 vs 粤语

在中环上班的内地背景金融精英会发现，做好连接内地与离岸市场这份工作——最核心的语言技能是英文和国语（包括大陆风格的书写）。粤语是完全不需要的。一个两文两语（英语+ 国语）的内地背景在港精英不需学习任何粤语，也可以在这个离岸金融中心的许多金融岗位中取得很好的职业发展。

而且，他们可以把有限的脑力资源最大化的用在熟练两文两语上，学习其他技能，助力自己的职业发展。

但香港本地人就不同了。他们的母语是粤语。本地人在家说粤语，在学校说粤语，只有书写时，才会依据“书同文”的规则写作中文。除此之外，在许多其他场景，他们会打破华人社会的书同文传统，用粤语书写（同时与内地中文文化圈形成巨大的语言隔阂）。

内地也有粤语区。粤语是大汉民族中与官话（国语）“距离”最大的“方言”之一。对于一个粤语母语使用者而言，熟练掌握拼音，掌握写作，在语文教育及高考等应试教育体系中取得成功，是要比一个以国语为母语的人士付出更大努力的。另外，在毕业之后，进入社会工作生活，很好的掌握普通话也是扩大自己社交、职业选择、上升通路的最基本能力。这就使得在传统粤语区，许多父母正在努力让子女在以国语为母语的环境下长大。

从保护语言多样性的角度来看，这固然是遗憾的。但从文化融合和经济融合的角度来看，这又是千百年来人类社会一直在经历的。在一个大的社会/政治共同体内，人们为了更好的社会上升通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利益，为了更好的文化及社会融合，都会致力于将资源投入优势主导语言。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以，威尔士人可以把威尔士语当做“兴趣”，作为确认自己细分民族认同的一种额外的能力，但还是会把英语教育视为一切的重中之重。

而对香港年轻人，这却是根本不可能的：粤语是香港“族群”的根本身份认同，是构建香港人的身份，与大陆建立文化区隔的最核心要素之一。维护本地族群认同，防止“赤化”就要捍卫粤语。任何在教育上淡化粤语的尝试都会被认为是“拥共”和“卖港”。

粤语文化圈对粤语的文化认同是非粤语区有些难以理解的。当代史上很长时间，广府地区对粤语都有骄傲和执着，其中也要归因于香港作为当代国际粤语文化中心地位的带动效应。但内地粤语圈的粤语认同都是文化意义的，认为粤语有特定的文化价值，但在香港，粤语认同是政治化的。

年轻人甚至会有意识地通过粤语书写，构建针对内地国语圈的语言隔阂和壁垒，

粤语涉及到香港人最敏感、最根本的认同问题，是一个“存在”问题，比繁体字还要严重。香港人将尽一切力量捍卫粤语。

以粤语为母语的结果也很容易看到：一是消耗了额外的脑力，并不利于最大化资源学习英语和国语；二是进一步提高精英教育的门槛，降低社会中低阶层的向上流动性，加强阶层固化。三是使得和内地普通话文化圈形成隔阂，不利于沟通、交流、融合，最终影响个人的竞争力与工作发展。

在当代的香港社会，繁体字和粤语二者已早就不是一个语言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涉及到身份认同（identity），是最敏感、最核心的政治。

摆在香港面前的选择其实非常清楚：提升自己未来年轻人的竞争力、提升社会流动性，摆脱阶层固化，培养新世纪人才，就应当推广简体字及普通话教育（以及汉语拼音输入法体系），这本来应当是一个社会理性的选择。

但在香港，民粹的族群/认同政治才是第一位的。在本地人看来，守护香港，就是要守护粤语和繁体字，这涉关他们“存在”的根本。这个守护显然带有非理性、浪漫主义的色彩，因为它就是香港的民粹族群主义。

笔者一直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派运动本质由族群认同政治驱动。他们喊出的所谓民主、自由这些口号和标签都是表象，他们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都是一知半解的，民主和自由也不是他们的目的，只是手段（正如“和理非”和“勇武”都只是手段一样）。他们的根本目标还是为了实现“族群自治”。他们认为只有实现了族群自治，才能保护族群的认同——族群认同其中就包括粤语和繁体字——这些都是香港存在的最核心要素，比什么选举规范、保护言论自由和不同政见者的人权都要重要，甚至他们可以接受推选一个更加专制、更加权威主义、不惜在一定程度上损害法治和程序正义的领袖，只要他承诺能够带领香港人扫清大陆影响。这个“排华”的民粹认同政治是非常可怕的，它使得香港更接近于1930年代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末期。

香港未来如果不能跳离这个民粹认同政治的“陷阱”，真正理解自己与内地及全球社会中的位置，努力与内地进行文化融合，则未来一代在大中华区及国际上的竞争力将越来越弱，同时社会内部的阶层固化及不平等将越来越严重。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