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一线近距离观察：游行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兔主席 20191208

今天刚好在香港，就去现场观摩了一下“12·8游行”。这个游行从港岛的维多利亚公园开始，路线是一路向西行进直到中环遮达道。

游行的主题是“国际人权日”，一切都以捍卫人权为主旨。问到与黄丝政见不同的蓝营及港漂，马上会愤怒的说：“什么人权日，他们就讲他们的人权，把他们的人权建立在破坏别人人权的基础上。”

这是对本次运动很好的定性。这是一场打着人权旗号的反人权活动——专门旨在破坏不同政见者及不同族群的人权——包括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基本的人身及财产安全。但说这些意义不大，因为这些都已经超出了一般香港市民的认知。他们不了解他们追求的西方普适价值是要适用所有的人，只认为普适价值适用于自己人（in-group），但不适用外部群体（out-group）。所以，极度遵守公民纪律，通过选举将希特勒请上台的德国公民也可以支持、默许甚至亲自参与纳粹将犹太人送入靶场或焚化炉。

种族主义\激进族群主义的根本，就是在人类社会中划分不同的基于种族/族群的群体，不同群体享受的权利是不同的。在香港的港漂和蓝营，你们的命运是“返大陆啦”、“滚回大湾区”。这就是本地人对民主、自由和人权的理解。

恰逢赶上国际人权日这个主题而已（实际上的国际人权日是在12月10日）。对组织者来说，什么主题早就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在区议会选举的“民意表达”后，政府首次正式批准的游行。香港市民（黄营）是否还愿意积极的投入到运动中来？运动是否还能够持续？这是激进示威者们极度关心的。

笔者在金钟和中环附近，对游行进行了数小时的近距离观摩。以下是若干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

1、 参与的“和理非”市民情绪都比较稳定，从他们身上看不出有什么愤怒或很大的不满，他们出来集体散步，对运动提供支持，但并不是情绪驱动的。

2、 参加人员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年轻人居多，也有不少中年人（包括一些带小孩的），少数也有50岁以上的。总体而言，就是青年人 + 中年中产。这些人就是泛民的基本盘。

3、 穿着打扮符合“勇武”的黑衣青年/黑小将在和理非的队形里并不多，可能是因为人数太少被稀释了。有不少年轻黑衣人在旁观，包括路边、天桥，可以看到很多他们的人。

4、 运动组织已经非常系统化，包括标语poster的打印派发，例如组织喊口号。队伍每隔一段就有大幅的抗议旗帜（相当于一个小的主题），然后有人在组织大家喊口号。

5、 口号已经非常规范化、常规化，深入人心。日复一日的宣传、重复已经发生效果，只有一有人喊上一句，群众就会集体喊出下一句。标准口号包括：

“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Five Demands, Not One Less；

解散警队，刻不容缓；

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香港警察，知法犯法；

香港人，报仇；

没有暴徒/暴动，只有暴政”；

这些口号已经深入人心，只要一有人喊，全体人就会不由自主条件反射般的喊出下一句。而且只要有人群集聚的地方就有这个效果。笔者在现场没有这么去测试，但确信，如果一这么喊，就会人都会自动呼应。这就是复读机的效果。另外，有一些小朋友被父母带来参加游行，也会条件反射的跟着喊口号。

6、 队伍每到一段就有播音喇叭播放他们的歌曲《愿荣光归香港》——这是一首被拟为香港“国歌”的歌曲。可以看出，这首歌现在广为传颂，参加活动的市民都会跟着唱。从技术角度讲，这首歌从旋律到歌词的制作是不错的，有悲怆、激情、煽情，又有进行曲的味道，同时符合粤语发音。广东人听几次就能学会，而且入脑。这个歌曲极大增加了现场效果。

7、 口号部分，笔者观察到的绝大部分口号是本地化的（可能90%），就是指对本地对象。然后全部口号中，把“光***，时***”“五***，缺***”剔除掉后，剩下的压倒性绝大多数是反警口号。至少在和理非部分，没有发展出能够系统性应用的、脍炙人口朗朗上口的针对北京/内地的口号。

林郑下台也不在口号范畴内。“光***，时***”可以被理解为与港独有关，但另一个可能的理解角度是，要求把香港政府（GOSAR）和港警（HKP）“收复”到香港人手中。这个政治诉求对本地的针对要强于针对大陆。毫无疑问，追求更大自治，摆脱来自北京/内地影响，势必会涉及到一国两制核心问题，但从大部分本地人角度，他们关心和主要针对的还是本地政治。本地政治一旦和大陆扯上关系，就会波及大陆，会反对大陆。这些人毫无疑问是反中的，但他们的兴奋点和注意力还是更多集中在针对本地机构（GOSAR/HKP）。这是笔者想要表达的。

8、 游行中有港独旗帜，但非常少，另外举着这类旗帜的人都是年轻人，并且将自己全身上下严密包裹，想必很清楚自己所举旗帜的敏感性。

9、 参加人数是非常多的，笔者在一个点位观望了数小时，人流不止。对于运动参加者而言，这个观感是非常震撼的。笔者在路边观望，也不乏有各种市民和黑小将。他们也在拍照和观赏。大部分的议论主题都是一样的：“人真多啊！”“看队伍末位都看不到尽头”“这你还告诉我不到百万？！”“这就是民意”，他们都在为参与者众感到陶醉和鼓舞。

以上几条现场观察。

关于游行人数，民阵的游行组织者岑子杰在九点宣布，游行统共有80万人参加。HKP很快也发出了自己的统计；高峰期18.3万人。上连登看看可以得知，HKP的统计根本没有人相信，而岑子杰的统计则被很多人批评，认为属低估。

在现场观摩，看到密密麻麻这么多人，很容易高估参与人数，一般人是很难准确估计人的群体数量。大多数情况看到密密麻麻的人头都会出现高估。民阵估计非常想说今天有100万人，但确实只敢说有80万人（基于维园出发人数），他们想尽办法统计人流，但估计确实没有出来这么多人。民阵解释说，游行组织的晚，到周四才开始推介，这样也还弄出这么多人来，已经是很不容易。

笔者的看法是，HKP的“18.3万人”统计的是高峰期人数，并不是全体参与人数，因为游行持续时间还是挺长的，前后都有人参加。我估计20~30万人还是很有可能的。我们一直说人口的3.5%理论。18.3万人对应740万人里的2.7%。740万人的3%也就是22万人；扣除一百万“非常老”的和“非常小”的——640万人里的3%，就是19.2万。这个游行出来的可不只是这次运动的全部支持者，只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硬核基本盘。如果尽数动员，出来的肯定更多，可能有616游行的30万以上。

经历半年，区议会选举已经大功告成，还有这么多的市民出来支持活动，应该说是非常惊人的。

另外，本博想表达的观点在以下。

对于参与者来说，看到如此大量人群的集体参与，是有一个非常强的自我加强、自我激励、自我陶醉、自我渲染、自我升华的作用，增强这个“事业”的信心，甚至更为可怕的是，把对参与运动本身作为目的，而非手段。

换言之就是，他们很享受参与的过程本身，可以为了参与而参与。他们享受这种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目标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的集体氛围，享受这种“使命感”。运动中有诸如“香港人要团结”这样许多强调集体意识、集体精神的口号都让他们集体振发。

这个时候，运动的主题就不那么重要了——譬如反警、反修例、反政府、反中，这些具体的主题其实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们参加的是一个“香港人的集会”。通过这样的机会，喊自己口号，打自己旗帜，唱自己的歌曲，营造、内化、强化、固化“香港人认同”，找到归宿感。

在现场，我可以感受到这种氛围。不见队伍尽头的万人集会非常具有自我渲染和升华作用。这些香港人平日可能是在不同的行业、工作场所里工作，住在非常小的房子里，面临巨大的物质压力和发展压力，生活不尽人意，能称开心幸福的人寥寥无几。对社会，对政府都有莫大的不满，处在集体焦虑、不安、恐惧和不确定性中。他们的物质环境和发展空间很难改变，因此，能够增强他们对自己，对生活，对“存在”的信心，找到某种终极归宿和意义的只剩“香港人认同”。

对于普通人来说，参加这种游行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愤怒和不满，而是为了获得正能量，为了获得某种精神安慰，某种宣泄和排解。

在一个不景气或压抑的社会里，人们总需要找到某种渠道为自己开解，疏导负面情绪，为失败和不如意找到一些解脱，为自己找到某种集体感和归宿感，为自己的存在找到意义。一个人本身可能弱小，无力，但如果他能在自己所属的某个“伟大”的民族或种族联系起来，不也可以让自己也变得强大了么（因为自己先天从属于这个民族或种族）？纳粹时代，这表现在对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一个文盲的纳粹青年也可以比一个犹太人大律师更优越；在日本军国主义时期，表现为对中国（和其他一些落后亚洲国家）的歧视。在当代西方世界，表现在各种形式的民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弱小的个体只能通过强大的集体找到自己的价值。如果将这心理转为政治，就是非常低劣民粹主义。

笔者以为，一般香港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极度压抑，又缺乏国家和民族认同，存在历史感、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中空，亟需建立某种集体认同，通过建立这种集体意识，为个体找到精神归宿，找到存在的意义。而这个集体意识，就是香港认同——香港人（Hongkonger）。

笔者对游行活动的近距离观摩，看到的就是他们对“香港人”集体意识的陶醉。一旦他们发现这种集体意识能够“赋能”、能够带来“正能量”，在其中找到乐趣与快感，那他们对这种活动的兴趣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定期走到街头，与自己背景和认知相近的人（香港人）在一起，喊共同的口号、唱共同的歌，痛击共同的敌人，找到自己的归宿感，找到自己的存在意义，找到自己对未来使命的承担。这是在这个极度冰冷无情、物质主义、弱肉强食世界里，人们能够找到的有限的自我升华和归宿。

但香港作为一个中国的边陲城市，只有不到一千万人口，如何构建“香港人”认同？如笔者一再所写，这个认同，是一个构建在“否定”基础上的认同——反共，反中，代理西方，并通过繁体字和粤语进行文化区隔。构建在“否定”基础上的香港本土派认同 基于此，香港人需要通过塑造一个理想化的“香港认同”——一个倡导“香港核心价值”的文明的香港，并构建一个“他者”——低等的、专制的、不开化、充满恐怖和威胁的内地——通过基于对内地的否定，营造香港人的正面，打造香港人的认同，建立香港人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就是香港人能够寻求集体自满和解脱的鸦片（或“春药”）。

只是，当局者迷，被偏见困住的香港人，不会晓得，这种建立在否定中国/内地基础上的认同，只会获得北京和内地人的极度反感和不信任，并进而影响到这个完全依赖内地生存的城市的现在与未来的福祉。

不过，在正常社会里，这种情绪的存在是正常的。但出路很奇怪，往往不是政治，而是体育。

笔者在现场看着看着，就觉得这个活动行进的感觉好比某个国外大型足球俱乐部比赛（或北京国安）的散场。

在许多许多相对比较成熟的国家（其中包括西欧、北美、东欧、拉美等），政治集体意识/集体认同的转化对象不是公开的政治表达，而是体育。全球第一大运动——足球——又是最集中、最聚焦的转化点。足球才是当代社会里的政治战场。

因此，早年AC米兰和国际米兰的德比斗争不是单纯的体育竞技，而是蓝领和白领/中产的博弈。

苏格兰凯尔特人对和流浪者队的对抗是天主教与新教徒的对抗。

以色列Beitar Jerusalem和Bnei Sakhnin的对抗是（正统）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对抗。

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是加泰鲁尼亚和其他西班牙地区的对抗（虽然巴塞罗那只能相对隐晦的支持加泰鲁尼亚事业）。

阿根廷的博卡青年与河床队的竞争是“人民”支持的球队与“百万富翁”支持的球队的竞争。

意大利罗马的拉齐奥和罗马队代表的是（极）右翼和左翼/中间派/犹太人的对抗。拉齐奥和法西斯及种族主义相结合。

这样的例子可以无限的举下去。仔细研究绝大多数的欧美俱乐部，都会发现，俱乐部背后有非常复杂的政治背景：很久以来，欧洲政治已经转化、投射到足球，以足球来呈现。

除了阶层和族群政治外，民粹政治和国家政治也会转化为足球。苏格兰和英格兰、英国和德国、英国和阿根廷之所以成为足球宿敌都是因为政治的历史，民众将政治转化到足球。所以，许多现代国家不能打仗（因为他们已经是地缘政治盟友，战争不可能再被接受），所以只能踢一场球。

在欧洲，极端右翼/种族主义这种这种意识形态也会通过俱乐部足球转化落地，最突出的是东欧的俱乐部和国家足球——从保加利亚到乌克兰。白人至上/反犹主义无所不在，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都反应在足球上。人们通过张扬政治旗帜，呐喊政治口号，辱骂对方少数族群球员来表达自己的极端政治。很多俱乐部的足球都为右翼政治所绑架，在西欧也有类似的情况，只是程度稍好。这个内容偏离本博主题，就不展开讲了。

笔者想表达的意思是：现代人类的政治情绪都很大，在大多数社会，主流政治无法接受、不宜接受的，通常也都能够通过一定的机制，合法化的、以“非暴力”的形式转移出去。这个转移机制往往是体育，譬如足球。

1） 足球能够带给群体认同，群体意识，社区、团结、归宿感。秋衣、旗帜、口号、队歌，同时还能借足球表达一些政治诉求（譬如族群政治、阶级政治、国家认同，等等）；

2） 足球是定期进行的，联赛制，且每周进行比赛，有足够的频率、频繁性、戏剧性（每场比赛结果不同），能够让人们释放自己的压力和诉求；

3） 足球除了有输有赢外，对抗性也非常强，大家可以精力集中宣泄在足球比赛的对抗上。而且这是一个“非暴力的”、合法的宣泄和输出。

笔者在英国生活过，购买过超级联赛季票，感受过工人阶级观看足球比赛的激情。他们将自己生活的精神寄托都放在了俱乐部上。他们因为俱乐部获得的成功而感到骄傲，可以把俱乐部的成功内化到自己身上。他们的政治热情，他们对社区，对认同的诉求，都通过体育/俱乐部转化。

笔者想表达的是，不同社会的人群都有类似的表达需要。在欧洲，这个表达方式不是游行，而是足球。

如果足球比赛失败，或者大胜，都可能有足球流氓闹事。一般球迷不就是“和理非”么；足球流氓不就是“勇武”么。

香港现在还不存在通过体育模式宣泄政治认同的机制。香港不拥有可以凝聚全港人口的某个体育队伍或象征。香港没有巴塞罗那队。

既然香港人极度压抑，有上街的诉求，把这个当成“全民爱好”，且这种诉求又是各个社会都具备的，那么进一步思考，如果我们真的让香港组建一支球队，参加中超联赛竞争呢。让他们融入到中国内地的一体来。让他们看到输赢、强弱，看到希望，经历失望，享受成功和失败。我想，这可能是能够疏导一部分的政治情绪，让香港人把政治认同和情绪转化到足球上，而非单纯是政治。对台湾也一样。

今天近距离观摩活动，笔者的印象不是近距离观察港警，不是经过三四百米极度密集的青年黑衣人的对峙阵地，而是想到百无聊赖上街散步的香港市民。政治文宣和组织的全面性、系统性，已经让他们度过了某种临界点，让他们觉得政治游行和表达本身很有趣的，是一个全民的休闲活动（pastime）——游行的价值在于游行本身，而不在于游行所要达到目的。

如果一场游行的目标达成了，人们还会怀念游行的本身，希望能够再次找到新的主题，进行新的游行。游行的本身只是手段。这是一个希望借助政治表达，证明自己存在的极度压抑的城市。

看到这一点，我的理解是，一切的政治制度（包括“双普选”）都已经不能拯救他们。就好比吸了毒的人不能再靠简单的方式戒毒一般，而只能以毒攻毒（例如应用methadone）。

一个调解方式可能是体育。例如，足球。

最后，再说一句今天晚间笔者到中环的前线：微观市民和示威者非常多，对警察是一片谩骂。警察只是非常克制的保持自己的位置。笔者也到了阵地的另一方，穿越了数百米密密麻麻的无数的黑衣年轻人，他们在穿戴装备，在准备对峙。有一些用话筒主持工作（站得疏一点！）。另外有许多的少女。女性比例在激进示威者中非常多，说明这种激进化是一个年龄问题，不是性别/荷尔蒙问题。笔者穿越非常非常多的勇武黑衣年轻人，并且看到源源不断的人员到来。而此时在金钟/铜锣湾他们的人都在集结。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些人的人数之众，感受到他们的“厚度”，他们的战斗力。今天是一个属于“和理非”的日子。他们只是克制，蓄势待发，等待暴力再出发。

以上是笔者的观察。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