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做出的选择：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合集）

兔主席 2019.11.25-26

2019年11月24日香港的区议会选举是历史性的：投票参与率（69.04%）和投票人数（294万）都创造了纪录。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泛民（传统民主派加激进本土派）拿下388席，建制派拿下59席，报称独立或民生派拿下5席。建制派尝到了滑铁卢大败。

网上、媒体上分析已有一些。本文做一些微观的分析，再对下一步进行展望，并做一些宏观的分析。

关于选举的微观分析

由于目前缺乏更多的信息，无法对投票者进行进一步分析，只能做一些大的判断。

一、建制派的基本盘就是40%

从选票看，泛民（含本土）获得167.4万票（57%），建制派获得120.7万票（41%），从人头上看，建制派是少数。内地观察者大多比较吃惊，这是因为大多之前并不关注香港的选举。实际上，建制派一直属于少数。这次区议会选举高度政治化，成为对修例运动的“公投”，选民进行的是政治表态，因此比较适合与立法会的地方直选进行比较。以下是历年选举票数情况：

1.2004年立法会选举：建制派66.0万（36.93%），泛民109.6万（60.5%）2.2008年立法会选举：建制派60.2万（39.75%），泛民90.2万（59.5%）3.2012年立法会选举：建制派77.2万（42.66%），泛民101.86万（56.24%）4.2016年立法会选举：建制派87.1万（40.17%），泛民78.1万（36.02%），本土派41.2万（19.0%）。（从这时开始，反对派分成了泛民和本土，泛民就是传统民主派，本土是以年轻人为基础的激进派）

由上看出，这次获得120.7万票，破了建制派的历史记录，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多出33万人。这33万人之所能够出来，当然就是因为希望在这次区议会里做政治表态。问题是泛民（含本土）也全面动员，这次获票167.4万，较2016年立法会选举多出近50万。

有意思的是，这次选举合计新增的约80多万人里，刚好又有40%是建制派。

从建制派角度看，确实有很多之前没有积极参与选举的人被发动起来了，但不幸的是，其中大部分是隐藏的黄营。

从泛民的角度看，也惊叹原来建制派真的有40%的铁打的盘，6:4的所谓黄金比例是无法打破的。

（本博一直讲一个大数，就是香港成年人里大概15~20%是本土，35~40%是泛民，“中间派”是40%，深蓝是5~10%）

由于泛民在人口中的基本盘多于建制派，因此在立法会的地方选举上都能胜出，获得五成半到六成的选票。建制派一直只能获得四成选票，但再加上功能组别（主要是公司及团体票），建制派又可以控制大部分议席。这就是民主派一直认为选举设计不公，要求废除功能组别的原因。

二、不割席、不“鎅票”

整个大的黄营群体在过去几年已经分成泛民（传统的民主派）和本土（激进/自决派）两种。前者年纪大一点，前者改良，后者革命。

香港的党派政治本质是按黄蓝划分的，最核心的政治议题是与北京/内地的关系（类似与台湾政治，统独/蓝绿之争是第一位的）。带来的问题就是不同的阵营要覆盖不同的阶层和年龄人群。不同阶层在民生问题上的利益诉求以及对许多问题的价值观又是不一样的。这就会派生出大量的党派。以这次为例，泛民（含本土）参选的有大大小小30多个党派和群体，建制派有12个党派。这么一个小城市有这么多政治团体，在全球看来都是罕见的。

对民主派来说，他们一直占据60%的人口基本盘，最大的问题是分裂。选举中出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鎅票”，自己人PK自己，摊薄自己的选票。所以一直说泛民应该整合政党，集中力量。

这次选举，从结果看来，他们在绝大多数选区都获得胜利，说明是集中力量把票统一投给了泛民候选人，鎅票分流情况很少。这说明组织能力大大提高。

往后泛民应该会总结出经验教训：在街头运动上不割席，和理非/勇武联合；在选举政治上也不割席，泛民和本土联合，基于此做实他们的选民基础优势。

三、建制派的基本盘都是中老年人

影响香港人政治立场的最重要因素是什么？是年龄。

另一端是年轻人：他们大多为激进派/本土派/自决派。他们在选举政治上会投给本土派和泛民党派候选人，在街头则是运动的最主要力量，贡献了和理非的主力以及几乎全体“勇武派”。毫无疑问，他们中的许多参与到了这次选举中，成为“首投族”（第一次投票者）。

另一端是年长者，出于各种原因，例如教育和经历，在香港，年纪越大，越有可能是蓝营。长者同时呈现几个特征，一是选民登记率高，例如66~70岁年龄人士选民登记率达70%以上，而21~35岁人口只有45~50%左右。这个结果就是，老龄人口占香港登记选民的比例很高：60岁以上的长者占到三分之一左右，18至35岁则仅有四分之一。二是长者的投票参与率也高。例如2015年区议会，66~70岁选民投票率达60%，而18~25岁选民投票率不足40%。在过去，年纪越大的登记选民，越有可能出来实施投票行为。

这些老同志就是建制派的基本盘。建制派诸多党派之所以看上去还有40%的基本盘，是因为香港是个老龄化的社会。

而这次之所以翻盘，显然是因为年轻人被动员起来了。由于长者本来参与率就很高了，可被动员的人少。而且因为身体原因，投票可能不便。年轻人则不同，有广阔的人群可以发动。

此外，从泛民/本土派和建制派的参选人也可以看出，年轻人基本都在泛民和本土，而且历年比例不断提高，成为年轻人介入政治的通路，持续培养人才。建制派则以中年往上为主。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会怎么样？很简单，伴随老年人口退出政治舞台，香港将全面黄化。未来掌握在黄营手里。

另外要指出，不是说年纪大了就会从深黄转泛蓝。只是从本土转为泛民，激进转为温和，革命转为改良而已。

所以，光人口转变一条就可以给蓝营致命打击。台湾已经在经历这个现象，岛内年轻人一代比一代绿，国民党对年轻人的覆盖越来越弱，基本盘年龄老化。而如果一个社会伴随代际变迁而整体绿化/黄化，那蓝色政党不去迎合主流，不朝绿/黄的方向迁移，就无法获得政治认可。如果严重脱离社会主流，就会沦为没有electability的政党。

这就是香港大的政治趋势。这是一个demographic game。

四、建制派并不是脱离群众、“不接地气”的

内地一直有一种看法是认为建制派是走精英路线，脱离群众。实际上建制派覆盖的是社会的两端，一端是基层经济/草根阶层，一端是工商业精英。

几个传统大党，如民建联、工联会都是常年扎根基层，做大量社区工作，为老百姓提供生计，提供资源的。他们在选举上的基本盘就是基层民众。大型公屋/政府公共住房的居民一直是这些党派最坚定的支持者。

所以怎么能说建制派就脱离群众，忽略民生呢？这个看法是不对的。

建制派的弱项是香港的中产（主要是专业人士、小知识分子等）以及年轻人。

由于香港社会越来越政治化，蓝黄议题越来越成为主导（如台湾的统独/蓝绿议题一样），因此光谈民生、回避政治是不行的。基础民生对于香港的基层可以，但对更加富庶的中产阶级的吸引力就有限，他们更容易被抽象价值和政治认同所吸引。认为建制派总是支持特区政府，拥护北京，缺乏独立的政治立场。

因此，建制派是经济上加分，政治上减分。因为被认为与特区政府及北京绑定太深，反而丢掉了中产盘，并且无法打动年轻人。

这也说明，香港“群众”的构成和一般社会不同。香港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城市社会，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存在，可能是一个类似菱形的社会。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进行阶级分析的话，在这个城市里，大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才是大多数。其中小资产阶级是菱形中间部分。如果不能打破大资产阶级及国际资本家构建的“上层建筑”，就不能从政治上吸引小资产阶级。这就涉及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问题，脱离了本文的主题。不做展开。

所以，surpriseand surprise，依托经济中低层群众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香港问题。

五、反对派不是没有在区议会夺过权的

2003年区议会之前，是推行23条事件。当时香港市民反弹很大，对港府的做法有很大不满。结果，区议会选举变成了政治选举，民主派取得了过半数议席。但民主派一直只担当政府的反对派，并没有施政经验。上到区议会的岗位后，市民们马上发现这帮人的特长止于喊政治口号和骂政府。四年间，许多地方的工作推进都很不利。结果四年后的区议会选举回归正常（复归为非政治化的选举），老百姓又把选票投给了能够为群众办实事建制派。往后几届，建制派扎根社区，努力工作，截止到这届为止，几乎将区议会变成一个泛民无法插足的领域。

这次失败对泛民是有历史记忆的。相信这次他们会竭尽全力，认真对待，把区议会作为一个深入香港政治、建立选民基础的重要平台，在此步步为营，最后立志夺下立法会和占据特首选举委员会。

六、通过选举政治进行夺权的计划

特首是由1200名选举委员会成员（都是香港人）选出的。这1200人中有117名来自区议会，由区议会议员相互选出。这次泛民在区议会拿下388票，基本可以确定这117名来自泛民。目前，泛民在选举委员会中还控制另外325席左右，加总就是442席。下一步，就是直指立法会，除了功能组别中的区议会席位外，继续发力争取由个人票选出的专业界功能界别议席。如大家所知道的，这些专业人士、小知识分子就是黄营的根据地。新一代人接班上位，这些行业全部会变黄。

泛民的目标就是在选举委员会中控制超过600席，削弱北京提名特首的能力，并在有朝一日推出自己的特首。这个计划的推进，恐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北京强调特首需要由爱国者/爱国爱港者担当。但如果选举委员会失控，为黄营控制，港人提出了一个北京不能信任的特首，要求北京任命，而北京不予任命，将构成一场严重的冲突。当然，黄营可能是务实的，在政治基础不够坚实的最一开始，会先尝试性地推出浅黄。这些都是后话。

这就是区议会选举的影响。

七、选举违规/舞弊行为

建制派、北京都指出，选举是在“黑色恐怖”下进行的，存在各种违规行为。

本博在过去几个月的文章覆盖中也多次提及，并建议有关方面务必将相关的行为记录在案，并在必要时向国际社会呈现。（比方说，可能需要推迟选举时，将这些作为证据）。

但最后选举没有推迟。建制派的候选人也还是出来参选了。市民也出来投票了。

如果认为选举违规，那最好根本不要选举。从一开始就指出选举存在的问题。

如果参加选举，最好还是认赌服输——尽管选举过程——甚至直到点票阶段可能还有舞弊问题。因为无论认可不认可，是否愿意承认，香港的市民选择是客观存在的，大的格局是摆在那里的。

所以，舞弊问题可以也应当指出，但已经不是重点了。重点是这次香港本地民意表达的残酷现实。

Trump当选后，民主党从来不愿意正面承认自己的问题，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俄罗斯干预上，试图说明老百姓是被忽悠才选了Trump。这种政治短视将让民主党付出代价，让他们输掉2020年的大选。

对香港也一样。我们可以说香港市民当局者迷，是非不分，对他们表示不认可，但他们就是做了这样的决定，他们就是给自己的城市做了这个选择，那怎么办呢？只能实事求是的面对。

“我可以在伦理上、道义上、政治上不认可你们的选择，但我尊重你们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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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短期维度）会如何演变

香港区议会选举是对过去五个月问题的一个“公投”。人们一直说香港没有什么特别靠谱的民意调查，区议会的选票（popularvote），就是截至目前最可靠的民意反应。

通过这次“公投”，香港人实际上做了表态，包括：

1.支持反修例运动；批评港府（GOSAR）的作为；2.批评港警（HKP）使用的武力；要求对港警进行调查（独立委员会），使其付出代价；3.对年轻勇武（黑衣暴徒）使用暴力的容忍、默许、不割席，甚至暴力可以理解，应当改善，但确实是促成目前现状（推翻修例）的原因；4.认为对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政府应从自身追责，对年轻人则网开一面；支持运动中提出的更广泛的政治诉求。

本博认为这个“公投”并不是指向北京/内地的。但北京/内地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受众群体。国际社会也同样是受众群体。这个根本上还是香港人的本地事务，是他们对本地政府/行政机构/政客的表态。建制派选择撑警，香港人选择对其进行惩罚，让他们付出政治代价。

到今天这个时候，价值判断，道德评判，心理分析之类已经分析得够多了。说他们当局者迷、是非不分、陷入闭环思维陷阱、部分人沦入斯德哥尔摩陷阱、亲情大于法律（拯救自己的下一代）、伪法治伪民主伪自由，都不为过，这就是香港人所处的境地。

重点是看下一步。

一、与内地同胞如此遥远的香港民众

本博经常提及，香港的主流民意一直是很清晰的，就是支持运动，反对警察暴力，要警察付出代价，对年轻人放一马（“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对“未来的主人翁”网开一面”）。也就是过去几周，“大三罢”搞得太夸张，有些市民实在忍不下去了，但他们的行为有几个特征，就是：

1.一定不会对暴徒的具体行为做道德评估，在描述的过程时，往往也会轻描淡写：“表达自己政见是可以的，但是不应该影响别人生活”。这个潜台词往往是：你砸中资商店、私了是你的事，但堵我上班的路，不让我小孩上学就不对了。只要黑小将进行纠正（“改善”），他们马上就可以放过（“表示理解”）；2.只会问因：“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他们为什么这么愤怒？”“他们为什么走上街头？”“他们如此愤怒的抗争一定有合理性”；3.对负面结果只会追究政府。“政府为什么不回应呢”、“地铁为什么不恢复”、“警察为什么还要滥用暴力”。

五个多月的观察让我们看出：

1.沉默的大多数其实是冷漠自私的大多数，只有自己的切身利益被触及时才会出来；2.香港社会缺乏很多道德判断、自省和推理（moral reasoning）的能力，即便跳出来，对事件的判断也有严重的道德缺失；3.当局者迷，他们实际上是处在封闭的信息网内，受到媒体、同僚、家人子女的影响，不断强化固有想法，越走越远；4.由于强烈的疑中、恐中、反中，他们对北京/内地的取态有极大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思维甚至可能使得内地对HKP的支持进一步加大了他们的反警。他们的思维构建在中国大陆的对立面（antithesis）上；5.缺乏法治精神，是个人治社会和人情社会。在特殊的场景下，法律可以突破，可以网开一面；6.对民主和自由的诉求都是表面的，对民主和自由的理解是肤浅的；7.市民上似乎没有道德原则底限：过去几周“三罢”暴力严重升级，已经到了疯狂地步，有人会认为市民的看法会有所变化，会被“逼蓝”，但其实上，市民好像不是“道德的动物”：再多的中资商店被破坏，对内地人和不同政见者被“私了”（甚至杀人）、“揽炒”思维下“三罢”暴力、破坏校园、煽动少年儿童、这些都不会破坏他们的认知定势和思维闭环，所有的行为都只会增加他们对GOSAR和HKP的怨恨。也就是说，暴徒打砸地铁的结果是市民更加怨恨政府。

以上的推理一定是内地人很难理解的。但现在即便不能相信，也得相信了。如果之前北京/内地对香港市民的认知还有什么看不清楚的话，通过这次区议会选举应该是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区议会选举结果不但反映了香港市民的政治和伦理取态，而且还对他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自我印证、自我加强的力量，让民众们看到这就是他们的共识，就是他们的民意，让他们确信这就是大多数人的选择，是道义上正确的，是社会可取的方向。这样的共识有很大的心理力量。一些本来是软弱、处于摇摆地位，对自己有道德伦理怀疑的人，可能会因此会放下心理包袱，进一步加强信念。

而建制派群体则会发现：香港被逼到这个地步，大部分市民居然还是这个取态，看来自己真的是少数派。以后还是少发言为妙。因此，这个民意表达还能起到抑制“少数派”发声的效果。

区议会选举的结果，是大多数市民对过去五个月的反对派暴力行为的容忍和认可。是市民对黑衣暴徒颁发的“万事皆可为”的暴力革命许可证。黑小将则会认为，这是一个温顺，可以随便摆布，极容易挟持，软弱无力的社会。自己可以为所欲为而不会受到社会的惩戒。

二、GOSAR

GOSAR虽然不是很善于和本地群众沟通，但其实也是很清楚本地民意的。他们在过去几个月以来的每一个选择——比方执法上的软弱和不坚定、九月份以来正式撤回修例、十月份以来提出的许多为人所质疑为绥靖的政策，还有许多不痛不痒的表态，都是建筑在对民意了解的基础上的妥协。

如本博之前分析，由“非政治动物”的香港公务员为主干构成的GOSAR本质是避谈政治，不希望做出政治选择。逼迫他们站在本地民间看法的对立面，对他们来说是一项他们不愿意承担的政治选择。但这个民意确实从逻辑和道义上都很难为内地所理解，GOSAR是无从沟通和表达。

有了区议会选举结果，民意不就表达了么？LZ说，要尊重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虚心聆听市民的意见，并认真反思，都是铺垫。

GOSAR也可以拿着选举结果对北京/内地说，你看，这就是民意。我们肯定是要迁就于民意的，不能逆着来。要慢慢做工作……

如上，区议会选举为GOSAR的政策取向提供了政治依据。

三、HKP

市民既然表达了意见，确认了反警的立场和取态，然后GOSAR又表示要虚心聆听民意，认真反思，泛民区议会议员当选，马上说要把反警暴问题带入区议会议题。黑小将/香港社会在这种提振下，会无比坚定的认为，反警就是最大的正确，可以为所欲为，也可以不用惧怕HKP了。

维持香港秩序近半年的HKP瞬间丧失了本来就没有多少的政治授权（political mandate），并有点自身难保之势。他们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反蒙面法遇到了实质障碍（尽管GOSAR还在姿态性的上诉）；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可能性陡增；身心体力甚至装备供给都跟不上。他们在微博上表达的极大郁闷，不能够再真实，实在令人同情。

在这个环境下，实在不知道HKP如何强势执法。由于下一步随时可能作为棋子被牺牲掉，HKP后续必须谨慎行事了。

四、年轻人（含和理非/勇武/黑小将）

年轻人会总结和理非与勇武、泛民与本土、街头政治与选举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

他们会为选举政治的可能性所吸引，发现除了街头运动之外，选举政治也是挺好玩的。通过改变议席的政治分布，也可能可以实现夺权。少部分的年轻人会投身于选举政治，将它作为职业路径。区议会也会作为香港青年进入选举政治的演练场。

同时，真的能够介入选举政治的年轻人也很少。大部分人还是只能从事街头政治。这次区议会选举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等同于香港市民对过去五个月所有暴力的认可和不割席。对暴力的政治、法律、伦理约束瞬间都不能存在了。他们得到了彻底解脱。得到了新的道德和政治授权，他们不但可以重新诉诸暴力，并且还可以尝试更大的暴力。

他们更加坚信，只有暴力可以改变一切。暴力带来了修例的撤回。暴力带来了GOSAR的妥协，暴力让香港市民跟着他们走。暴力取得了今天的成就。

从暴力中来，到暴力中去。暴力才是香港政治之本，是实现终结解决方案的最根本手段。

除了解决理工大学留守“手足”这个具体问题外，他们可能稍事歇息，再动员一下和理非，然后会重新视情况诉诸最能让他们兴奋的手段——暴力。

这也都是香港市民自己做出的选择。

五、泛民政客

如果区议会选举大败，他们会重新审视运动，考虑不得不与黑小将/勇武割席。结果区议会是大胜，居然尝到了好处，市民更加拥戴他们了。

选举结果就是对香港社会对暴力的认可和授权。这就使得他们把一直以来所担心的，因为与暴力不割席带来的包袱彻底放下了。泛民政客会更加专心致志地利用这个政治授权，做社区工作，做实选民基础，并瞄准立法会和提名委员会。

六、北京

前面说了，区议会选举的结果会限制并引导GOSAR的行为，还有一个结果是限制北京的选择，或者说减少北京选择的灵活性。

这个选举的结果可比公投。公投被西方社会认为是民意的选择。香港社会处在一个奇特的认知定式和思维闭环里，中国内地姑且难以理解，西方社会就更难理解了。他们只会认为群众选择的就是真相，就是正确。

北京也一样。北京当然可以顺应14亿人民的民意，但香港是个国际瞩目的都市，任何行事要谨慎，肯定要考虑香港社会民情。香港确实是个病人，但不到一定时候，只有病入膏肓，病人自己来求医，或者周边人都觉得不救不行，才能治病救人。

在此舆论环境下，北京对香港采取任何硬干预，都会面临更大的外部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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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的选择

一、打开潘多拉魔盒

2019年国庆，本博写过一篇文章叫人民的历史选择。

“……[人们]选择了站在祖国的一边。之前，也许有不少人对体制多有批评，对政策和路线表示怀疑，对爱国主义保持警惕，以致于希望在政治上保持某种程度的中立。但经历这个夏天，他们会选择更加坚定地拥护党，拥护祖国。这是一个由衷的、真诚的选择，也代表着某种“和解”——在纠结和疑问中，他们真诚地选择了党，选择了祖国，把自己的存在、未来与发展与祖国绑定在一起……历史充满偶然，但也有必然。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经历过怀疑、退缩，但最终完成了选择，踏上了出发的征程。这是国民们真诚、由衷的选择。这个选择，很难为西方社会所理解，但又是我们最可宝贵的国运。

……历史最终将为我们检验一切。”

2019年11月24日，经历了五个多月动乱的香港市民通过区议会选举，也做出了他们的选择，为止暴制乱开出了他们的药方：错在政府，错在警察，警察必须付出代价，诉求必须满足。

之所以说这次区议会选举将成为香港历史上的一个真正的分水岭事件，乃是因为五个月的运动中发展出来大量的暴力与仇恨，对社会的基本的法治和伦理基础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在这种历史时期，不仅需要对运动提供一个技术解决方案，还应当给予道义、伦理上的表态。

在这个表态上，六成人实际上的选择是不与黑衣人的暴力割席，一切归罪于公权力。这个表态，是香港把自己的当局者迷与伦理困惑推过了某个重要的临界点，彻底打开了黑暗的潘多拉盒子。社会主流第一次明确无误地认可了以无差别、不择手段的暴力和仇恨犯罪作为实现政治目的手段的合理性。“公投”为香港社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无法回避、相互影响的“共识”，并为反对派和黑衣暴徒正式赋予了政治和道义授权，也否定了港府（GOSAR）和港警（HKP）以国家机器制暴的根本逻辑及政治授权。

当局者迷的香港人已经看不到伦理和大义，只是对自己有序排队和投票形成共识这个事实本身沾沾自喜，沉迷在对“直选民主”的陶醉之中。而历史告诉我们，八十六年前，正是公民秩序良好、井井有条的德国人把希特勒送上了统领宝座。

GOSAR也马上就有所反应，要成立研究运动成因的独立检讨委员会（independent review committee）。反对派政客毫不退让，立即指出这样的委员会是香港市民无法接受的：要求必须立即成立针对警暴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以及回应其他诉求：“留给政府的时间不多了”，如果政府不予回应，“新的动乱可能出现”。反对派步步紧逼，已经不再掩饰，直接以暴力威胁政府。那么GOSAR是否会让步呢？香港市民意见已经表达，这时的GOSAR实际上是比较轻松的，可以“坐拥民意”，不再需要做自己最不擅长、最恐惧、最希望回避的“政治选择”、“政治决断”，就势绥靖了。HKP岌岌可危。当HKP不再严格执法，城市将彻底为暴力劫持，走上不归路。

香港人打开了黑暗的潘多拉盒子，选择了一条非常危险的历史演变路径。展望未来，这将是一个民主化的、政治化的、台湾化的、外加暴力化的香港。在各个社会层级，政治议题将逐渐挤出其他议题。蓝黄之争、内地与香港关系、认同政治/本土民粹、政治制度，都将越来越成为主导的社会焦点；高度政治化、激进化的年轻人将影响和主导香港的政治生态，暴力将继续“平庸化”，成为香港政治生活的标准组成部分。

年轻人与年长者的教育成长环境、立场、价值观、所处的信息生态系统都有很大不同的，这就使得代际变化能够影响社会政治取态的迁移。这在台湾已经发生了，民进党上台以来就致力于推进“去中国化”、强调“台湾认同”的基础教育，使新生代台湾人对大陆不但严重丧失认同感，甚至厌中、反中。“绿”，才是社会新的政治正确，新的主流，新的政治前提。在“绿化”的台湾社会里，年轻人甚至会认为加入老派的国民党非但不酷，而且是社会所不能接受的（socially unacceptable）。伴随国民党支持者的老龄化，逐渐退出政治舞台，政党也就逐渐边缘化，偏离主流，最终成为少数派。这样老化的、脱离主流民意的政党将一日比一日更难获得主流认可，再难获得选举胜利。如果整个政党不顺应时势，修改纲领，向台湾政治中间位置（绿）迁移，捕捉和培养年轻支持者，那么在政治上死亡只是时间问题。

相信香港未来的发展会与台湾一样。伴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取代老年人，社会将稳步（甚至加速）向黄的方向发展，黄成为政治正确。所谓的“六比四黄金比例”不出几年可能就会变成七比三，甚至到八比二。到那个时候，许多蓝营政党将意识到，如果不改变政见，不重新定义党的立场取向，就无法再维持政治生存，就将彻底从历史上舞台上消亡。因此可能必须转黄。到那时，民众选择的不再是蓝和黄，而是深黄、浅黄，激进黄，温和黄了。香港反对派内部很早就完成了进一步的细分，形成泛民与本土两大阵营，让黄营有不同的选择，已经是这种趋势的提前显现。

显然，香港正在经历台湾的民主化发展历程。走在这个历程上的香港，将距离内地越来越远，并可能呈现加速度的分离。而台湾民主化出现的各种弊端也将在这个城市逐步显现，并且很重要的是，与自给自足的台湾不同，香港是一个完全依赖内地的经济体（大飞机），它需要为这种分离付出惨重代价。

二、当局者迷的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几个比喻

为了方便理解，再说几个比喻。

香港这个城市就好比一部巴士，早已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歧途。区议会选举就好比司机让行进的巴士暂时停车，司机问乘客：是否继续往前走？60%的乘客们说，继续往前走！本着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40%的乘客只好跟着走。他们不能再改变车的方向，但可以在前方的车站提前下车。越到后来，留下来的乘客越少，车速也越快。惯性不可抵挡，要让巴士停车，除非出现重大事故，甚至车毁人亡。

做出这个选择的香港，是让内地错愕的香港。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无法理解的城市啊。过往对香港市民逻辑的不理解、不相信，这次终于一举做实，让人被迫接受现实。

身处中国内地的观察者们其实就是看客。眼看香港大巴走上了危险的道路。我们可以不认同巴士乘客的判断，但不能回避做出这个判断的事实。我们不是巴士上的乘客，在车下呼叫过，但他们完全不听（甚至因为他们本来就不认同我们，我们的呼叫还造成了反效果），我们只能看着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除了巴士以外，我再做两个形象的比喻。

1、香港人眼中的自己：超级宇宙飞船

香港人眼中的自己是一座环绕地球运转的精致又独立的宇宙飞船，与地球保持一定的距离。香港的运转与地球并没有关系，只是让地球人骄傲，你看，我们有这样一个小飞船，距离地球几十万公里，还可以坐小飞船飞上去玩呢。香港并不只属于地球。它有自己的独特价值，可以飞到宇宙任何地方，环绕任何一个行星（比如美国、英国），也是所有大行星都希望争夺的。哪个行星好，香港就愿意飞向谁。

有一天，香港这座超级宇宙飞船的年轻驾驶员们早就腻味地球了。他们希望来一个加速度，在达到所谓“逃逸速度”的时候，就可以脱离地球的引力，飞向宇宙，飞向其他星球，寻找更好的“宿主”。香港这座精致的超级宇宙飞船完全具备逃脱地球引力的能力。浩瀚宇宙任由他们选择。

2、内地人眼中的香港：一架在空中飞行的飞机

内地人眼中的香港只是一架飞机而已。是的，飞机是在高空飞行，看上去姿态很不错，但其一，如果没有地面上的人给飞机空中加油，那飞机能飞下去么？不行。飞机会因为没有燃料而下坠。飞机完全依靠地面补给。其二，飞机具备脱离地球引力束缚的能力么？当然不具备，它只是一架飞机而已呀。飞机驾驶员把机头抬高，加速飞行，希望脱离地面，会有什么结果？

地面上的人说：越是飞得高，越是摔得粉身碎骨啊。你是永远没有可能脱离地球引力的。

这就是香港和内地认知的差异。香港当局者迷，自认为能够脱离内地，并且认真地研究这种可能性。而内地人则看得非常清楚，并为香港的这种当局者迷和历史误判感到遗憾。

而实际上，不仅香港，甚至台湾，还有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都看得很清楚。只有香港当局者迷。一个不知道自己归宿和命运的迷茫城市。

三、香港的未来在哪里？——只能是搞好与内地的关系

二十一世纪，全球格局正在发生大的变化，中国在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努力，谋求和平崛起。在这个崛起的过程中，中国道路、中国选择肯定要面临来自外部的争议、冲突。不经过大波折的企业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企业。不经过大波折的国家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这个紧要关头下，回归22年以来一直被内地赋予“超国民待遇”、给予无微不至的资源倾斜和照顾、把持内地离岸金融命脉的香港，却在最重大的选择上转向了西方，甚至求助于竞争对手国美国，谋求政治上脱离大陆。

对香港人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也要实事求是：要客观地看到香港社会的内部构成与政治取态，他们的政治选择是什么，政治认同是什么，他们以什么为骄傲，他们抵触、排斥、否定什么。这里，务必要将年轻一代专门的分离出来。如本博之前分析，蓝营的基本盘在中老年，但年轻人才代表香港的未来。五个多月的运动，已经能让我们足够地看清楚他们对中国内地的立场：

•对内地的不信任、偏见、抵触、怀疑、恐惧及负面情绪；•对中国政治制度秩序、中国道路及治理模式的反感与抵触；•对中央政府主权与治权的极度抵触，希望获得最大程度的自决；•对内地“族群”的偏见与歧视（“支那”）；•对中国政制及价值观的敌视与蔑视，以西方高等政治文明代言人身份自居，对中国拿出的道德审判者的姿态；•对接受和融入内地文化的抵触。

他们希望高度自决，港人管好港人的事情。希望与大陆保有的唯一联系就是利益（并且还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还要在港人内部合理分配）。

但利益归利益，新生代的年轻人与老香港人不同，他们从政治、社会、文化、价值观、族裔认同上均越来越不接受中国大陆。他们通过一系列针对内地的负面认知及强烈的自我优越感，构建了自我认同，奠定了自我存在的基础。他们真正的身份认同也不是西方文明，本质可以用一个单词概括——“Sinophobia”。这种恐惧当然是基于无知和偏见，是老一代香港人都无法理解和接受的。

（有的人说以上这种描述是制造同胞之间的“族群”矛盾。我其实特别讨厌这种姿态，往好了说是理想主义，往不好了说是无知或掩盖事实。正是这种多年的错判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应该实事求是的还原他们的心理，而且这就是他们愿意骄傲呈现“proudly present”的真实想法和立场。造访香港的善良的内地人们，欢迎你们与本地黑衣青年就地访谈）

这些，都使得中国内地逐渐看清香港这个地方。香港可以做出选择，你可以选择做Self-hating Chinese，选择Sinophobia，选择不喜欢内地人。这是你选择的权利。并且今时今日的一国两制我们还要保护你的这种权利。既然香港年轻人们向全中国展露了自己对祖国的偏见、歧视和仇恨，那也没有理由再指望内地人送给你鲜花和糖果。内地人可以选择不再喜欢香港这个地方。留学生和学术研究人员可以选择回避香港的大学；职场人士可以选择回避香港的就业机会；港漂父母可以回避将孩子送入本地学校；游客可以回避到香港旅行；文化消费者可以回避消费香港娱乐文化；甲方可以选择回避香港供应商或工作人员。这些都可以是人们的自主选择。

更为重要的是，大陆能够把关系自己经济命脉的金融中心这一最重要的资源交给一个不接受自己主权与治权的地方么？国际大势下，与香港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脱钩是必然选择。

香港一定会为自己的傲慢付出代价。

香港人需要理解的是，香港是一个完全依赖中国内地的经济存在（这与很大程度拥有完整经济体及国际经济关系、自给自足的台湾是有很大不同的）。香港经济的繁荣稳定发展，完全依赖于与内地的关系。香港与内地关系越好，相处越融洽，对内地人越尊重，则越能享受到内地经济发展的红利。至于自由行/旅游业过度开发等都是技术问题，完全可以在港人治港范围内得到解决，并且中央政府肯定会积极予以配合。

其次，香港总是希望进一步扩大政治自治权力。但香港人似乎永远无法理解一个内地人很容易都能理解的问题：在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获得更大自治权力的前提，是充分接受中国的主权和理论上的“全面管治权”、接受中国政治制度、秩序、治国理念及政治价值观，对祖国形成国家认同。只要这些做到了，爱国者成为香港社会的主体，那么政治权力自然会扩大。甚至，一国两制还可能在2047年之后无限期延续。

香港越是挣扎，越希望“脱中”，不接受挑战中国主权及政治秩序，挑战国民认同，站到中国国家的对立面上，则可能获得的政治权力越小，越有可能丧失自治权（理论上甚至可以在2047年之前）。

这个在内地人看来非常简单的道理（且我相信澳门人也能明白），当局者迷的香港却完全无法理解。

香港不是超级宇宙飞船，而是一架无法飞离地球的飞机。它折腾来折腾去也无法离开地球引力。一切的代价都只能由自己承担。我们肯定应当守护“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香港人做的选择，我们即便不认可，不理解，也不能去改变，还得给予一点尊重。这个尊重不是从道义、伦理上的尊重，而是出于法、契约、大政治、大历史角度上的尊重。是有点抽离的姿态。他们城市的命运在他们手中；由他们做出选择，由他们承担责任，由他们付出代价。不付出代价，就不能建立因果关系，就不能吸取教训，就不能历练和成长，就不能摆脱当局者迷。我们不能代他们选择，也不能代他们经历。

这条路是很长的。不是说香港经济衰退了，马上就会对大陆投怀送抱。在一国两制下，“西方体制万能论”是一个不可证伪的命题。经济衰退，可能使得香港社会更加政治化，“脱中”情绪更强，更希望从“民主化”、“西方化”的角度解决问题。在后现代社会互联网信息的包围下，这种认知、定势思维和价值观很难打破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闭环。当局者迷的香港可能会在这个闭环上被困很长时间，甚至一直无法自拔。

一个国家有“国运”，一个城市也有“城运”。这种运命看似偶然，背后却有历史的必然。

四、如何完成香港的二次回归？

如何让香港在民心上二次回归呢？这个题目留在以后，今天就不展开讲了。

大方向是，不能靠对香港施惠、输血、派糖，不能靠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不会换来尊重和认可，相反，可能会让信奉“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巨婴永远无法成长，永远不接受教训，并且永远相信一切都是自己理所应得的。

并且，经过这几个月，国内民意恐怕不能再接受通过继续对香港输血，强化香港“超国民待遇”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回归22年可以看出，这个手段无法取得预期效果。

归根结底，还是得从价值观上吸引香港。

从根本上，是构建一个有吸引力的政治文明。实际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正在从“富起来”走到“强起来”的过程。如何把中国特色体制和中国故事用国际政治语言“翻译”出去？（如李光耀向西方世界讲述新加坡的体制一般）？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用什么样的宣传手段，把这些信息传递出去？如何改变港人每天被反华信息包围的现状？如何建立自己的国际舆论平台？如何从“不挨打”发展到“不挨骂”，赢得国际尊重？如何让香港心悦诚服地相信，中国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但可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差异化选择的成功道路，而且是更适合亚洲文明基础和肌理的道路？

中国大陆构建有国际吸引力、挑战西方软实力的政治制度文明，恐怕是吸引香港和台湾的根本解决方案。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范围，今日写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