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飞机安全”到应对新冠肺炎（缩减版）

兔主席 20200207

笔者在2月7日写了一篇文章《2020年大抗疫——从“航空安全”、风险认知及管理到社会的长期理性》以下为缩减更新版。

1、2020年1月中下旬，中央政府基于当时的流行病学信息，判断新冠肺炎（NCP）是一个风险极大的呼吸道传染病。经历过了SARS，政府和社会都不希望同样的事情重演。为了做好万全防范，政府选择在春节之前就启动强力措施防控，在全国主要城市采取一级响应机制，在武汉及湖北主要城市采取封城，全国对春节假期进行延长，推行相关政策减少或遏制人群聚集。

2、这是一种军事化的强力举国抗疫。消灭疫情是政府及社会在这段时期内最主要、最根本、最大、最优先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国家也权衡取舍，做好了付出一定经济代价的准备，寄希望于在最短时间内，全国上下齐心协力控制住疫病，恢复社会正常生活。在这次抗疫上，国家对NCP的重视程度是类比SARS的，而不是流感，在实践上运用了比2003年SARS时期更强力的手段。

3、这里，需先对威胁人类社会的两大呼吸道传染病SARS和流感（influenza）做一比较。

1）SARS是一种烈性呼吸道传染病，致死率非常高（约10%），但2003年疫情全球只死亡919人。

2）流感（influenza）是一种季节性发作，传播性广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病，每年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以美国为例，每年感染数千万人口，导致3~4万人死亡。去年10月至今，美国流感感染人口1,900万，死亡过万。2009-2010年的H1N1（猪流感，甲型流感的新型分支），感染了20%的美国人（约6,000万人），夺去了过万人的生命。但流感致死率较低，在0.1%以下。

3）美国政府及社会对流感的公共卫生政策积极预防，但“容忍”其存在、“长期共处”，防控措施是提高疫苗率、普及公共健康知识，尽量降低季节性流感的致死人数。

4）这次NCP疫情，美国媒体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NCP的致死率：他们想知道，这个疫病到底更接近于SARS，还是季节性流感和H1N1？这将决定他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和机制应对NCP。如果是SARS，就严阵以待。如果接近流感，那么就不用过于紧张。

5）流感每年夺去如此多人生命，为什么获得的关注与SARS完全不同？为什么大多国家都可以容忍与流感“共存”，但不能容忍SARS？

4、这其实反映了人类对风险的主观认知。这里援引一个经典案例：机动车安全与航空安全的比较。先以美国为例。

1）2000-2009年间，美国每年平均有43,239人死于各种交通意外，其中超过3万人（占约70%）死于小汽车与轻卡车事故。而商业航空运输（排除了较危险的私人飞机）乘客年均死亡95人。

2）2009年以后，美国每年死于机动车的人在30,000~35,000之间。3万多人，在3亿多人口的国家里，就是每年万分之一的死亡率。

3）2008年，美国的机动车事故为500万起，飞行事故20起。对每1亿英里旅程死亡人数进行比较，机动车致死1.27人，伤80人；飞机致死0人，几乎无人受伤。

4）根据美国的National Safety Council在2008年的统计，一个人一生中死于机动车事故的概率为1/98；一生中死于航空交通的概率（包括私人飞机）为1/7178。

5、再看中国

1）中国每年车祸死亡人数大概是6~20万，甚至更多。6万为官方数字，民间调整统计口径后，估计死者为10~20万甚至更多。

2）民用航空，中国最近的空难是2010年伊春空难，44人遇难，之前中国民航安全运行2,102天。之后到现在十年应该都没有发生过致死事故。

6、人们在飞机安全与机动车安全身上是适用“双重标准”的

1）尽管每年因机动车事故致死这么多人，但人们只关注航空安全。一个飞机坠毁可以上全球头条；一个波音737 Max问题可以造成全民恐慌。

2）相比之下，一部大巴坠崖死几十人的新闻热度可能不超过两到三天。大型公路交通事故甚至很难留存在人们的记忆里。

3）从安全标准看，人们对航空安全给予特别高的标准。天气稍有不妥，飞机是不能起飞的。但公路交通可以在更恶劣的条件下照常进行。每年因气候原因（如雾、雪、雨、风等）造成的地面交通意外不计其数。

7、为什么人们对飞机与机动车采取“双重”安全标准？

1）飞机事故率低，但一旦出现严重事故，死亡率更高，且乘客往往没有逃生可能。相比之下，汽车事故率高，但事故致死率低。

2）对乘客来说，汽车的可控性更强。感觉更有把握。飞机则不然，感觉命运完全交给了飞行员，乘客完全控制无力。

3）对于恐怖主义者来说，飞机是更好的目标。

8、这些因素使得社会对航空事故采取“零容忍”态度：一个社会可以容忍每年数万起地面交通死亡，与这种风险“共存”，但容不下一个客机坠机事故，要求将飞行风险降低到无限接近于零。一旦出现事故，就会对航空公司、飞机生产商乃至整个航空业产生重大打击。同时，社会对航空安全的极度苛刻的超高要求，也是航空安全得以维持在超高水平的原因。

9、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一项风险，政府对不同风险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很大程度是基于人们对风险的偏好与主观感受的。

10、再看呼吸道传染病。简单假设，A传染病，传播性较高，人口传染率为10%，但致死率仅为1%；B传染病，传播性低，人口传染率1%，但一旦得病就很危险，致死率10%。对个体而言，两个传染病带来的伤害概率是一样的，都是0.1%。但人们会担心哪个疫病呢？当然是传染病B。

1）A传染病由于致死率低，即便染病大概率也是轻症，因此往往被认为属于个人问题，责任主体在个人，防控责任落在个人。

2）B传染病由于致死率高，则会引起恐慌，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民众会认为政府需要出手应对，成本也被算到政府账上（“政府对所有染上该症的病人提供免费治疗”）。

3）因此，即便预期风险从概率上看完全一样，但人们的主观感受全然不同，因此，社会也会对两种传染病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

4）政治和社会文化差异也会进一步影响人们的行为。在大政府、家长制政府的社会里（如中国内地、香港等），人们对政府责任的预期会更大，一旦出现B传染病，民众就会期望政府包办解决。

11、回到现实世界里，流感属于A传染病，SARS属于B传染病。虽然流感每年夺取全球至少几十万人的生命，但因为致死率在0.1%以下，被归为“机动车安全”级别，是一个社会可以容忍、“共存”的疫病；SARS在2003年仅夺去不足1,000人的生命，但致死率10%，是全球关注的重大疫病，人们对它给予最高级别的关注（飞机安全级别），采取最高规格的防控。

12、人类社会对不同风险的的反应机制从长期来看可能是理性的，是一种人类社会进化后选择的风险偏好。传播率高、致死率较低的风险可能会起到优胜劣汰的作用，最终“优化”社会的人口结构，有进化上的意义。传播率有限但致死率高的灾难可能给予无差别打击，影响社会的基本生产及运作秩序，进而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构成挑战（existential threat）。所以，人类惧怕社会会集中力量对抗偶发性的超级灾难性事件。

 13、再看近年的呼吸道传染病事件。

1）季节性流感，仅在美国每年就致死3万人。但被认为是“机动车安全”级别事件，无法获得太多重视。

2）2003年的SARS：致死率10%，“航空安全”级别事件，社会全力应对。此疫后，世卫组织系统完善了全球应对机制，中国建立了一整套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体系。可以理解为，经过一次重大“空难”后，社会建立了一整套“航空安全体系”。

3）2012年的MERS，致死率超过30%，被世卫组织定义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获“航空安全”级别关注。

4）2009-2010年美国H1N1猪流感疫情。该疫病获美国CDC及世卫组织高度重视，被世卫组织宣布为PHEIC。但防控却遇到极大的争议，原因是美国人最后发现H1N1的死亡率和一般流感差不多。哈佛大学Marc Lipsitch教授估计H1N1死亡率是0.007%-0.045%，和一般季节性流感效果相差并不大。

5）H1N1最终在美国造成过万人死亡，但因致死率低，美国民众认为CDC及世卫组织“过度反应”，散布恐慌情绪，使美国承担了不必要的经济代价。阴谋论还认为这是CDC和世卫组织和制药公司合谋，试图通过制造社会恐慌以贩卖疫苗营利。

6）对一个造成上万人死亡的呼吸道传染病强力防控，公众非但不买账，还反过来批评，为何？因为政府的应对模式不符合美国社会的“风险偏好”——在公众看来，H1N1和流感一样，属“交通安全”级别的传染病，是可以“容忍”、“共存”的，社会不接受对这种疫病采取不惜代价的强力防控。

14、现实生活非常复杂，不同的疫病还可以根据风险进行及你要不分级，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在交通安全上也很容易找到例子：例如，高铁、铁路安全体系就是介乎于飞机与机动车交通之间的——只需比较飞机与高铁安检之间的差别就知道了。每一套安全体系都是落在某种平衡点上的。

15、回到NCP。对它如何处理？是参考SARS，按照一级响应机制即“航空安全事件”的来处理，还是按照一般流感来处理？还是找到某个中间点？这是1月中下旬决策者要面临的棘手问题。此时，我们知道它属于冠状病毒，与SARS形态相似，容易感染下呼吸道，直导肺炎，但对其具体的传染性和致死率并不清楚。留给的决策者的时间很少，如果要制止它，，最后的窗口就在春运/春节发生之前。经历了SARS之疫的中国，认为历史绝不能重演：万一这是另一个SARS呢？此时，宁可高估风险，也不能低估风险。于是，从1月20日开始，政府推出了一系列严厉防控措施。按最高级别响应。

16、而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包括治理者、媒体及民众）对呼吸道传染病的认知只分布在两个极端，即普通感冒或 SARS。

1）普通感冒司空见惯，甚至达不到最低的关注标准，被直接忽略。

2）流感被中国社会误认为是“严重感冒”，除了几年一遇的《北京中年流感》这样能够吸引舆情两三天的事件之外，基本游离于中国民众的认知之外，被纳入感冒的大范畴内，也处在被忽略状态。

3）最后就是SARS——一个中国民众心目中达到“航空安全”级别的烈病，只有唤醒“了SARS模式”，才可能引起中国社会对一个呼吸道传染病的注意，才能动员全民防控。

17、由于政府推出了强力举措——“封城”、停工停学、各种制止人口流动和聚集的政策、实时更新的确诊和死亡数字，还有在网上看到各种悲惨的病例——人们不但感受到了疫病的恐怖，而且怀疑，NCP非但类比SARS，而且可能危害超过SARS，否则不足以说明政府的极力防控。日前不幸因NCP身故的李文亮医生，也是最早帮助公众按SARS经验体系去理解和认知这个疾病潜在风险的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在些基础上，民众才系统地改变了行为，参与到防控战役中来。

18、唤醒SARS模式，启动最高级别响应机制，举国对抗疫病，一方面当然能够最有效的控制疫情，但另一方面也会因为经济社会秩序受到影响而付出代价。例如除了停工外，由于中国民众缺乏呼吸道传染病的应对知识和成熟心理，对政府治理和应对的方式还停也留在2003的SARS时期的认识，对地方政府和卫生部门存在怀疑和不信任，再加上互联网的放大效应，很难避免造成恐慌。恐慌的结果是挤兑医疗资源，增加交叉感染，同时拼抢其他资源。这些都会带来社会成本。

19、这些都是2020年1月中下旬的决策者们所无法预料和推演的。尤其是，疫病防控措施对民众心理、经济、社会秩序、舆情、外交的影响等——都远远超出了疫病防控专业本身，不再是医学专家们的课题，而隶属更广义的公共政策与治理。疫病防控专家只能假设某个疾病的潜在风险，基于有限的流行病学信息，做审慎的假设，为决策者提出纯科学角度的建议。决策者需要在信息尚不充分完全时，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影响亿万人生活的重大决策，并为此承担责任。决策者的经验或许告诉他们：绝不能重蹈SARS的覆辙，这个历史时点，不容许再冒风险，要把民众的公共健康和安全放在绝对的最高地位。此时做出的选择已经不仅仅是公共卫生选择，而是一个政治抉择。

20、在做完抉择之后，也需看到，人们在当时对这个传染病的了解还是远远不够的。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多少轻症？多少重症？多少危重？多少人会致死？有多少要死亡要归因于医疗基础设施的不足？（即便是一个流感同时在武汉和北京或上海爆发，相信死亡率也会不同，因为后两个大城市医疗资源更多）。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来。此外，强力防控还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其他因素——例如恐慌及挤兑导致的交叉感染——都是决策者一开始难以预估的。这些都是公共政策制订者面临的难处与痛处。

21、湖北以外地方的数据是我们研究NCP的宝贵来源，因为这些省份并未遭遇医疗资源瓶颈，病例也少，可以更好的跟踪分析。截至本文写作时（2020年2月9日晚），广东及浙江两个经济大省确诊案例分别超过1,000，但只有广东出现1例死亡。湖北以外，累积确诊10,194人，死亡人34人，对应死亡率0.3%。但NCP的病程看来不短，大部分患者还在治愈过程中，结果有待观察；数字上，轻症可能未被纳入确诊案例，有死者可能未被确诊为NCP。总之，NCP的危害性还在展开的过程中，最终结果尚不可知。

22、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做防控决策时，他们已经可以依赖更多的数据了：他们现在认为NCP更接近于流感而非SARS，也就是可以采用“机动车安全”级别的温和方式来应对，避免更大的经济代价。他们决策所依赖的信息是中国政府1月中下旬不具备的。同时，也要考虑新加坡是一个公共卫生体系更加成熟，更易管理的500万人口的社会。他们可以根据疫情的变化来调整政策。

23、只有在几个月后疫情结束了，全球各地的专家们才能做实证分析，对NCP实际的危害做客观评估，将它于季节性流感、H1N1、SARS、MERS等呼吸道传染病做更准确的比较：到底危害性更接近SARS，还是更接近流感。这个结论可能要更长时间才能得出。因此，现在对NCP的致死率及影响都只能是截至当前时点的预测，做任何结论都言之过早。

24、而只有获得了对NCP更加完整的数据，我们才能对这次防控全面复盘：

1）我们是否阻止了一次危害显著大于流感的严重呼吸道传染病？

2）如何科学评价这次防控的成本与收益？

3）对不同疫病是否需要及能够建立不同的、分级的应对方式，是否可以避免在普通感冒与SARS两级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4） “风险零容忍”、随时对可疑病例启动“非常态化”全面防控的应对方式（这似乎是当下汹涌舆情所指向的），所隐含的巨大经济社会秩序代价是否是一个社会能够长期容忍、承受并乐于见到的？

5）低估风险会给社会造成巨大风险，高估和过度反应也会带来代价。现实世界非常复杂，并不是非黑即白

6）治理者如何应对一些经典的悖论与两难？例如，既要严格防控又要避免民众不必要的恐慌；既要信息透明开放但又防止媒体过度放大某些民情，特别是负面舆论；既要防疫，又要维护经济生产和社会的正常秩序

7）更加成熟的认识到，有些传染性疫病是需要社会容忍与“共存”的。

8）是否应当籍此事件，让民众更加了解呼吸道传染病，建立好的习惯，并将应对流感作为经常性活动？

……

25、以上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但在讨论之前，第一步是从流行病学上客观了解NCP。只有对NCP掌握清楚了，我们才能更好地评估这次抗疫，客观地还原政府在2020年1月中下旬做出重大决策时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及作出的艰难选择。

26、而经历了一次传染病“集体教育”的中国社会，到下次疫病出现时，从治理者到民众，可能都会有更加成熟的心理来应对。这是一个社会公共卫生意识及体系成熟化的过程。

27、笔者乐观相信，人类社会是有学习能力的，长期来看，一定存在某种整体的理性，一定能够在疫病风险及社会正常运行之间找到一个相对最优的平衡点。在权衡取舍之下寻找平衡点，也伴随着人类数十万年的进化与发展。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