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友人”的交流（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个阶段及中国价值
兔主席 20210224
今天继续写近期与英国友人的交流。我把一次主要的活动和其他两三次小的活动的内容组合起来了。
所谓的“英国友人”，并不是笔者个人的“朋友”——他们只是笔者笼统定义的“友好人士”，相当于“国际友人”。事实上，对于一些读者及网民来说，这些个“友好人士”的观点和态度可能并不那么“友好”，他们也会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和批评。不过，这些人的职务非常重要，是有可能影响到中英关系的，与他们交流非常必要，必须要与他们接触，做沟通的尝试。最坏情况无非就是对他们产生不了影响，但这也没有什么损失。
同时，为了保护他们，笔者不会透露他们的身份。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还有“克里姆林宫学”，读读《真理报》，研究一些措辞变化，就此推导苏联的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s）及政策变化。但对西方学者及观察人士来说，今天中国的体制与政府非常难以参透，非常难以琢磨。西方观察人士，无论左右，都很难跳出一些预设的标签和框框来看中国。这个预设的标签和框框就是：共产主义/集权/极左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左派（包括进步主义/自由派/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及右派（传统保守派、新时代反精英民粹派）、政界、学界和民间在其他问题上——包括对美国的批判和反思——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一旦落到中国问题，就惊人的一致：此时，一个纽约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支持Bernie Sanders或Elizabeth Warren的年轻少数族裔女性文科教授与一个俄亥俄州、密歇根州、阿拉巴马州或密苏里州的高中及以下文凭的白人男性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民主党和左派能够积极批评Pompeo的各种疯狂的外交破坏主义（diplomatic vandalism），但一到中国问题就进入失语和失智状态，完全地迎合Pompeo。
笔者现在认为，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才是检验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智识维度的试金石。只有愿意且能够用多重视角来看待中国，才属于高维知识分子，否则，无论多么自认为自诩为具备批判思维和道德崇高地位，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西方体制下生产出来的复读机。
但这样的人非常、非常之少。中国与西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隔阂还在与日俱增。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不仅仅是隔阂，也是信息不对称：即我们了解西方越来越多，西方对我们了解原地踏步，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越来越少（伴随傅高义这样的学者离我们而去）。
不过笔者以为，还是可以做一些沟通的尝试的，“no harm to try”。
以下继续笔者和英国友人的对话。主要是我从民间角度，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情况。如果有人觉得英国人的理解很浅，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人都不了解中国，那可想而见其他在英国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会去到什么程度。
6、对中国发展的方向表示看不懂
英国友人表示不了解中国现在发展的方向，有的政策领域似乎放开了，有的地方似乎又收紧了，“倒退了”，并表示说好像看不到什么规律，不知道往哪里去。
笔者的解释：
1）以西方为终点的线性思维偏见
你们觉得看不清楚，是因为你们还是用线性思维在思考问题，认为中国最后会朝向西方（特别是美英）模式而去，即市场经济 + 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所谓历史的终结。你们认为这是终点，而且是正确的终点，站在这个终点评判我们。你们认为，凡是看似接近、指向这个终点的政策，就是进步，凡是偏离这个终点的政策，你们就认为是倒退。实际上，中国就是在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和路径。这套路径和西方的制度和路径肯定是有相似之处的，西方有好的东西中国肯定要借鉴，但不能线性思维，把西方视为终点，一看到中国某些和西方相似、相通的地方，就认为中国是在走西方的道路。这只是“巧合”而已。只要稍微认真的了解，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的制度和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2）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当代历史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或者按照几个阶段去尝试理解
第一阶段就是“毛时代”，属于探索阶段，主要是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同时搞了很多政治运动，最后效果是不好的，最简单的结果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个第一阶段就是一个历史阶段，它促成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邓时代”，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黑猫白猫，不再务虚，不多问形而上的政治制度（姓社姓资），目的是先杀出一条血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法论上要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具体怎么搞，顶层设计是什么，并不清楚，有一些模糊的指导方针，譬如说，过去探索阶段做得不对的，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就倒过来做。充分调动市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全面放开，似乎什么都可以走。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在沿着一个最终指向西方的线性发展路径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时，西方人对此充满信心。这个阶段，经济发展起来了，但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腐败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导向问题。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问题（一大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还有社会价值观导向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这个阶段刚刚开始，还在逐渐展开和发展，外界对第三阶段还很不了解。第三阶段是要总结和纠正第二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根治腐败；扶贫（帮助共同富裕）、调整经济结构、建立更加明确的产业发展导向，还有加强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正如外界/西方会把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对立起来一样，他们也会把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对立起来，认为凡是出现了调整和纠正第二阶段的政策，就是在否定第二阶段，就是“开倒车”，就是“左转”，而且会简单地用权力政治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去分析这些现象。实际上这些是西方导向、以西方制度为终点的线性思维所致，当第三阶段与西方出现差异时，他们就无法理解了。所以看不懂中国。
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也没有第三阶段。历史都是有前后逻辑的，贯穿的。到第三阶段展开了，才能看到中国制度。这是一个为百年大业设计的制度。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百年大业的制度设计。你们看看新加坡的李光耀，李光耀就是按照一百年去规划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发展。
3）在第三阶段里，我们的政府以百年大计出发，结合自己的国情，经过国际经验比较借鉴，发现一些可能带来长远成功的模式，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好的、引以为鉴的模式。其中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大的方向来看：
我们发现德国模式比较好，核心是笃信制造业强国。
我们发现美国模式是有问题的。离岸化及制造业中空、大企业和大资本主导、金融化、缺乏社会主义及福利政策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使得国家出现大量的国内问题。
我们认真学习和了解日本，汲取日本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要吸收导致日本几十年经济停顿的教训——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冲突博弈的那段历史。
在亚洲，我们也看几个特别成功的华人社会，比如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发现，从治理角度来说，新加坡的模式更好，因为新加坡是威权的强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长远计划，并且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或集体化的成分——例如住房/房地产，例如国家对国计民生产业的控制（通过市场化运营的国资企业），等等。我们认为香港的模式是有问题，低福利的小政府、地产化、金融化、贫富悬殊巨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历了近代史，我们有了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就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一套工业及技术体系。这不代表中国不与世界融合或不进入世界的供应链，但中国应当发展自己的工业及技术体系。在中美贸易战后，在经历了Trump的反华政治后，中国更加认识到建立这套体系的必要性。而且不仅仅是工业及技术体系，还有金融体系。
我经常比喻说，理解当代中国，有一个不太严谨，但比较直观易懂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大的公司或机构。我们的治国者要对历史负责，他们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在努力建设与发展这个公司/机构，为这个公司/机构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
所以，西方/外界一旦看到中国推出或调整某项政策，而这项政策又与西方的实践或价值观不符，就认为中国在“开倒车”，在“左转”。如果看到中国推出某项符合西方实践与价值观的政策，又认为中国在“前进”和“发展”。按照这个标准，结果就是在有的地方看到中国在“发展”，有的地方看到中国在“开倒车”，表示无法理解。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把西方定位坐标终点就是错的。
当下中国的治国理念是，凡是对国家百年大计有利的，就鼓励去做。凡是不利的，就不鼓励去做，就要限制。我们说，这和管理一个公司一样，凡是不利于公司业务长期发展和生存的业务、部门、实践、做法，就要限制，凡是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就要鼓励。然后我们去借鉴德国公司、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新加坡公司的经验。
从上面角度出发，是可以理解中国各种大的政策变化和取向的。包括鼓励特定行业的发展，各种高新科技，芯片、高端制造、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及环境保护……对一些行业予以限制，譬如地产（防止经济过度地产化）以及金融（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
4）注重引导社会价值——各行各业不能再遵照“法不禁止即可为”的野蛮创业时代的做法——各行各业都要开始考虑价值问题：特定的产品、服务及行业是否是健康的、正向的，是否符合大多人的道德直觉和价值共识，是否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过去几年，一方面国家在鼓励许多与高新科技及长期发展正相关的行业，一方面对许多行业又有引导和限制——除了房地产与金融等涉及经济结构的产业外，更多的是引导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影视、娱乐、游戏、教育、社交媒体及网络平台等。任何一个领域但凡关系民生（例如社区团购），都会立即被纳入监管视野。
同时，参考欧美的案例，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大企业和大资本也更加警惕，不允许出现大企业和大资本大到可以去挑战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监管秩序。
国家的发展方向、社会的价值与风气，不能交给市场，不能交给资本，而要牢牢的把把握在国家的手里。什么去约束国家呢？中国传统的、抽象的道德观、社会的价值共识以及历史责任，即笔者所说的“超越”法律的“德治”。
英国友人们，你们说“五眼国家”共享价值，且都特别注重价值（values）。其实你们可以也尝试从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你所读不懂参不透的政治或政策，其实是背后价值观驱动的，差别只在于，这套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及价值共识。
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以及美国人所影响的其他四眼）看来，不戴口罩是一项权利。美国人（特别是白男人）认为持枪也是一项权利。个人不能放弃、不能对政府让渡这种权利。我们可以承认和尊重这价值观，只不过这种价值观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它可能会和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它确实是一套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强迫公民戴口罩，不赋予公民在公众场合不戴口罩的权利，要求公民出入场所扫健康码或登记健康码，要求个人做出一定的“牺牲”，对社会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及隐私，以追求和保全社会更大的共同利益，也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我们社会千百年来的文化产物，是我们的社区价值（communal value）,它值得被尊重。
所以，我们和你们一样注重价值，只不过，我们和你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我们崇尚的价值是什么？注重家庭、孝顺父母、善待子女、勤奋、节俭、朴素、诚信、注重教育、尊重知识、奉献社会、爱国、“有国才有家”、“家国一体”、“国泰民安”。我们追求和谐、稳定、公平、太平。我们也注重独立、自主和创新，我们希望帮助弱者，但也不喜欢懒人和吃软饭依赖福利的人。许多的中国人和新教加尔文主义者一样，相信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就是个人社会价值甚至道德价值（moral worth）的基础。
（注：笔者摄四合院大门上的对联，“家吉征祥瑞，居安享太平”，普通中国人价值观的写照）
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会评判（judge）你们，而你们热衷于评判和批判我们。
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三阶段”的中国新时代，中国的党和政府正在变成（传统）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它是家长主义的（paternalistic），也是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就像一个严格家庭里的父母。你们喜欢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communist ideologies），将其与我们的公民社会、人民和历史对立起来，妖魔化和降维打击中国的宣传部（“department of propaganda”），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多可以用中国/亚洲传统价值理解。宣传部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倡导和维护社会价值。
（注：笔者摄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的街头海报：宣传德、诚信、诺等传统价值观，提倡改善卫生习惯、节省粮食、爱护环境等现代价值观。宣传体系在承担传播倡导正面价值及弘扬正能量的作用）
只要去尝试认识和了解这些价值，就能够理解中国。
（今天写到这里。未完待续）
点击可关注⬇
《与英国友人的一次交流（二）：关于COVID-19及战狼外交》
Send to Auth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