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英国人士的交流【两万五千字长文】
兔主席 20210117
目 录
一、“五眼”、拜登、香港
“五眼”（Five Eyes）的提出
中国人是否关心英国政治、制度及政策
Biden上台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华人/香港的Trump支持者
二、关于COVID-19及战狼外交
COVID-19及中国的国际宣传
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个阶段及中国价值
对中国发展的方向表示看不懂
四、中国模式、民族主义问题等
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量涌现”对中国的治国模式也可以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关于民粹和民族主义的问题 五、少数民族问题、建党百周年、与西方人交流心得
建党100周年宣传问题少数民族及新疆问题最后，笔者与外国人士交流的一些心得
“五眼”、拜登、香港
上周在北京，笔者与四位英国友人进行了一次晚宴交流。
几位英国友人在中国都呆过比较长的时间，能操不同程度的中文，在各自的行业和职能部门里都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公务在中国工作生活。他们可以被理解为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极为关心公共事务、关心中国的情况、关心中英关系，关心国际大势。对中国的时局和发展也有许多的问题和困惑。
为了保护他们的身份与隐私，笔者不会透露他们的身份。
就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及交流的内容而言，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英国人的身份其实也没有那么重要：他们也可以是美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
所以，标题也可以改为，与西方友人或外国友人的一次交流。
在这次交流里，笔者尝试从自己的角度，就许多经典的问题对外国友人做出解释。
交流用英文进行，以下内容是笔者根据回忆，翻译、意译的。
1、“五眼”（Five Eyes）的提出
一开始大家有些拘束，还不知道聊什么。笔者于是先提出了一个问题，扔了个炸弹。
兔：我注意到：过去一两年，有一个词汇进入了中文语汇，越来越被高频地被提及，就是“五眼”（the Five Eyes）国家：英国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几个国家放在一起了。这五个国家现在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团体，一个联盟。经常一起行动，批评中国。不知道英国人是如何看待和理解“五眼”这个概念的？“五眼”在英国意味着什么？
英国友人：这个主要是中国（大陆）媒体的描述。我们在英国是没有这个概念的。
兔：我昨天在香港的电视新闻（有线新闻）上也看到“五眼”这个概念被显赫地提出。“五眼”现在不仅仅在大陆被提及，而且进入了大中华区乃至华人世界的信息宇宙。
英国友人：英国国内极少提及“五眼”这个概念，一般人并不了解“五眼”的概念。
兔：但在中华圈，包括大陆和香港，人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个概念，人们在通过这个视角去理解英国等国家的外交政策。具体而言，人们认为美国占有主导地位，英国等国家都是美国的跟随者。比如前段时间的中澳争端，人们只认为澳大利亚是美国的小弟和跟班。就这个问题，我在上个月还特地问过法国人，他们如何看待“五眼”。他们说，“嗯啊，他们是Anglos嘛（盎格鲁人）”。你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英国友人：英国和美、加、澳、新这几个国家历史上确实联系最多，渊源最深，是最为坚实的联盟，但最关键的是，我们有比较接近的价值观（values），我们也非常注重价值观。
兔注：难道法国人和德国人就不注重价值么？和美国人的价值就相去甚远么？并不是的。笔者以为，这个说法，是英国人尝试合理化其与美国的关系：用更加宏观、宏大、抽象（“高大上”）的文化和价值观，淡化英美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绑定——尤其不能触及的是，英国对美国的依赖和从属。
兔：中国人不了解这些，他们觉得“五眼”国家都是从属于美国。更加重要的是，大多数中国人根本无法分辨美国政治内部的细微差别，认为美国是一体的，一个政府。他们当然就更无法分别美国和英国等五眼国家的差别了。中国人无法分别英国政府和Trump政治政策的区别，认为你们都是Trump政治和政策的追随者。
兔注：笔者上来就说“五眼”是有用意的。英国人是骄傲的。知识分子更加鄙视Trump。可以说，Trump是西方知识分子及精英共同面对的耻辱。他们都希望与Trump保持距离。这一段对话，笔者是假装无知提问，不但把英国描述为美国的跟班，而且还Trump化，其实是为了让他们难堪，藉此掌握话语上的优势。
2、中国人是否关心英国政治、制度及政策
英国友人问及，中国人是否关心英国政治、制度及政策。
兔：现在的中国人不关心英国。[在大的方面/方向上]，中国人现在只关心美国（preoccupied with the US）。二十年前中国人还是比较关心日本的，但现在中国人只关心自己和美国，因为美国是中国人认为真正的国际竞争对手（rivals）。美国可以影响到中国的发展。
中国对英国的关心，只限于香港问题，以及英国作为五眼跟随美国批评中国时的立场问题。
3、Biden上台后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因为知识和文化背景，大家是秒懂：虽然来自不同的背景，在不同的机构任职，但所有人都是讨厌Trump，都支持民主党。据Biden上台后的情况，我们进行了有限的讨论。
笔者表达了悲观观点（表达这个观点也是为了抛砖引玉，让他们更加活络）：
兔：我之前几个月对Biden“正常化”和改善中美关系还是比较乐观的，现在就比较悲观一些。
1）Trump在就任的最后一段时间在中美关系上“埋”了许多“雷”，为了最大程度限定和减少Biden的选择，一旦Biden希望撤销Trump反对中国的行政指令（executive order），即可能被Trump攻击为对中国软弱（soft on China）。所以Biden可能会在形式上保留一些Trump的行政指令。Biden也公开说了，不会马上撤销Trump贸易战里针对中国的关税安排。Biden需要循序渐进，寻找机会，扩大对华政策的空间。
2）反华是华盛顿的一项政治共识，是一个大的政治气候。Biden的民主党在时刻面临共和党的抨击下，很难避免不陷入“我也和你一样反中”（me-too-ish）的陷阱。
3）我相信Biden愿意并能够与中国建立更好的沟通管道——这些管道在Trump使其几乎不存在——我也相信两方领导人在历史上有足够的交往和相互谅解，能够一起心照不宣的维护和改善双方的关系。但Biden面临的来自国内政治的限制确实很大。相比几个月前，我比较悲观。
兔：Biden上台后应该会积极发展和修复与英国的关系。搞好盟友的关系，再回来应对中国。只是我不知道他在有限的总统任期内能够完成多少工作。美国现在的工作是防疫、稳定经济、消解国内矛盾。
兔：大部分中国人不了解美国政治，认为美国政客一般黑，过多的分解、解析、研究美国政治，寻找美国政治之间的差异，被认为是一种幼稚。“美国政客没有一个好东西”。“美国政客都是反华的”。笔者是在内地极少数对Biden及民主党抱有希望的声音之一。大部分人无法分辨美国政治内部的差别，更无法分别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五眼”联盟国家与美国的区别，你们（英国人）都被认为是Trump外交政策的一部分。
几位英国友人都没有对上述评论发表不同意见——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有一个人在后来说，Biden其实也可以在上任后一次性撤销Trump的所有行政令——Trump颁布了如此之多荒诞的行政令，应该整体废除。（潜台词是，Trump针对中国的行政令也可以埋在无数其他不靠谱的行政令里一笔勾销了）。
英国人是傲娇的，口口声声说与美国价值观绑定，但一直觉得美国是某种奇葩。Trump的存在更使他们觉得自己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十分尴尬，恨不得挖个坑钻到地下。他们渴望Biden上台，希望美国重回西方文明主流。Boris Johnson之所以成为全球最早发去贺电恭喜Biden当选的国际领导人，也是出于这种理由。骨子里，他们一秒钟都不希望和Trump扯上关系。
强调英国与美国的差异，褒英国的多样性、敏感性、智力与经验上的sophistication，而贬美国政治；褒西方文明而抑美国政治，是与英国人及欧洲沟通的关键。
4、华人/香港的Trump支持者
在场英国人都对香港问题有一定的了解。笔者若干次尝试主动谈论香港问题，但没有得到太多的呼应。我感觉他们对香港问题实质上并没有那么关心。
其中，笔者若干次就美国的政治纷争谈到香港。
兔：你们看华盛顿里Trump的支持者，Ted Cruz，Marco Rubo，这些都是附和Trump民粹政治的政客。他们的特性就是反华。我们再看看香港、台湾，所谓的民主势力——其实就是分裂势力——都是支持Trump的。他们只是在呼应美国的反中右翼政治，他们支持Trump是因为Trump是反中（anti-China）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状况：我们在全球范围进行民意调查，会发现美国以外Trump最大的支持群体在香港和台湾。
英国友人：可是Trump在香港运动时是沉默的，没有什么举动。他不关心香港。
兔：香港的示威者都高举Trump的肖像，打着美国国旗。
英国友人：他们只是 希望 Trump能够出手帮助。
兔：他们当然希望Trump支持他们，但同时，他们也认为美国政府是一体的，分不清楚总统与其他政客的区别。另外，他们支持Trump，因为看到Trump是反华的。
以上就是对香港的讨论。笔者没有机会进一步指出，冲击香港立法会的激进黄丝和美国冲击国会的白人川粉在意识形态上其实是同一群人，没有机会再展开香港运动和美国民粹右翼运动的雷同性，因为英国友人对香港的关注度实际上是有限的。
笔者前后还两次提到过香港的经济社会问题，核心是房地产问题，与新加坡左对比，强调香港依赖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严重问题，但得到英国友人的呼应寥寥。笔者的感觉是，这些英国人极度的关注中国，但并不那么关心香港问题——并不是因为香港问题敏感，或者与我们（中国内地人）观点不同，只是因为香港的情况他们多少都知道一些，就是这么个情况。另外，香港真的太小。在大局里面并不重要。
英国友人说：英国人很清楚，哪怕我们在香港问题上有再多的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因为香港问题而疏离英国和中国的关系。英国和中国就不存在“脱钩”的问题：我们只有加强合作与融合一条路。
关于COVID-19及战狼外交
按：晚宴交流在一个多月前进行，上一篇发在1月17日。链接：《与英国友人的一次交流（一）“五眼”、拜登、香港》。 如上篇所述，这些英国友人在北京生活，在各自的行业及职能部门里担任极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各自领域的权威人士，也多能操中文。他们对中国有一些看法，虽然近在咫尺，工作也与中国相关，但对目前中国许多制度、政策和外交都不理解。他们主要提问题，表达的观点有限，也怕营造出一副批评中国的样子，都是出于礼貌。笔者主要简述与他们做交流的尝试。
5、COVID-19及中国的国际宣传
COVID-19目前仍然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前前后后讨论了许多。在座英国人在北京生活，自然都亲眼目睹了中国防疫抗疫的成就，对此并无疑问。我相信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也会向英国国内介绍中国的抗疫成绩与经验。
关于中国的防疫抗疫，英国友人们关注的其实只有一个问题：
——中国在防疫抗疫上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但却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可与支持，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这个遗憾不仅仅是对中国而言，也是对全世界而言的。尤其中国不仅在对外介绍防疫经验，还在对外输出疫苗，这些努力都受此影响。
在座人士一致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指向“中国官方”（外交部发言人）及“官方媒体”（主要指《环球时报》）的COVID-19病毒起源口径。这几个声音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表达的观点其实可以总结为COVID-19起源暂不可知论，否定COVID-19中国起源。
其主要方法是：
1）突出报道所有来自学术界的病毒起源未确定论（“最终起源还要看科学研究后的结论”），并将COVID-19“起源未确定论”演变成为“非中国起源论”。这个口径和宣传持续进行之后，逐渐在国内和国外建立了一套不对称的认知：
国外人士认为，除非能够明确、有力地证明COVID-19并非起源中国，那么COVID-19就是起源中国的，因为病毒最初爆发在中国。
前述的中国观点则认为，除非在科学实锤COVID-19起源中国，否则就不能说COVID-19起源于中国。
2）努力报道COVID-19在更早期就在国外出现的各类信息：一旦其他国家有科学家称COVID-19在更早时候即在国外被发现，《环球时报》等媒体就会跟进报道，并带动其他媒体。笔者关注了若干这样的新闻，发现大多新闻都是《环球时报》跟进，而其他国际媒体往往只有有限报道，并没有引起关注。
对国外人士来说，COVID-19的起源和传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已经认定COVID-19起源自中国，那么，COVID-19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现得越早，只会说明病毒从中国向外传播得更早。譬如，如果说意大利在2019年11月就发现COVID-19病毒，那么意大利及西方公众只会认为，这是华人群体将这一病毒很早就带到了意大利。2019年11月份就在意大利传播，这正说明中国政府没有及时通报疫情，中国政府的罪责更大。此条丝毫不能说明COVID-19起源自意大利。因此，中国媒体跟进报道的这类早期传播消息，不会改变国外人士对COVID-19起源的认知——人们认定COVID-19来自中国——异地爆发越早，他们不相信中国政府越深。
对《环球》要表达的口径及许多国内受众来说，传播就暗示起源地。其逻辑是，既然你说病毒最早爆发在武汉，所以病毒来自中国，不就是把传播和起源混为一谈么。那我说病毒爆发在意大利，为什么起源就不是在意大利呢。
所以，《环球时报》的报道除了增加国内的民族情绪，增加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不信任论外，对中国COVID-19的国际宣传抗疫成就并没有正面帮助，反而只有减损作用。
3）病毒的持续变异使问题更加复杂。这个情况在过去几周里更加明显：一些变种COVID-19病毒是目前疫苗无法对抗的，而且这种变异还在不断发生：只要病毒大范围传播，就会发生变异。
笔者估计，未来，中国舆论会强调变异病毒的风险，认为各个国家都有责任——可以说，哪个国家不好好防疫，弄出大量传播者，“制造”了变异的COVID-19病毒，哪个国家就有责任。国外舆论则会认为，要看COVID-19病毒最一开始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最一开始，也就没有后来的变异。
综上，可以看出，上面的两种观点实际上是没有交集的，双方各执一词，各说各话（而且中间有许多技术细节上的“游戏”）。结果是中国和国外的观点分歧越来越大。
英国友人们认为，中国应当改变对外官方口径，避免推广“COVID-19病毒起源不可知论”，而是暂时承认：在没有更好的证据出现之前，COVID-19确实最先爆发自中国，然后我们可以“move on”，没有人会再关心这个问题了。他们认为，中国做出这种承认纯粹只是表达一种姿态：国际社会早已认定中国起源论，认为中国目前是不坦诚，是“鸵鸟战术”。而中国在口径上拒绝“中国起源论”，对于改变国际社会持有的“中国起源论”看法不会有任何作用，相反，如能承认（哪怕只是暂时性、妥协性的承认），也说明中国的姿态和诚意。
英国友人们认为，中国这个口径，包括《环球时报》的宣传，以及尤其是外交部某官员去年的个人推特，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外交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英国友人们认为，上述中国官方口径及媒体的行为非常令人费解，因为它们实际上非常不利于中国自己的抗疫宣传、疫苗国际推广、疫苗外交及国际形象——“中国在推广自己的疫苗。但如果中国自己不愿拿出坦诚姿态，外国人又如何能够相信中国的疫苗呢”。他们表示中国在COVID-19起源问题上的坚持是自伤，无从理解，认为唯一的解释是中国在借此挑拨民族情绪。
笔者认为，上面这个看法应当是国外比较普遍的看法，很具代表性，且说话的这些人还是相对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的。
但在今天这个时点上，中外的分歧和隔阂非常之大，中国已经进入自己的话语体系，外国人的这种观点已经很难获得国人的理解和认可。
就这个问题，为交流目的，笔者结合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角度，给了他们一个解释。
首先，不是所有你看到的行动背后都是有预谋的、有计划、系统的、经过一步一步深思熟虑的，也可能是经过一系列偶然事件包括错误，一步一步组合起来的。英国人有个说法，conspiracy theory vs cock-up theory，是深思熟虑，还是搞砸了。表明复杂的事情，背后没有那么复杂，其实就是搞砸了。
然后，作为中国人，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目前进入了一个可以不断内循环的叙事，而追溯到最一开始，其实是中了Trump的圈套。步骤如下：
1）Trump为了自己的国内政治目的，刻意抹黑中国，说COVID-19是Chinese virus（“中国病毒”）。Trump的说法马上遭到美国民主党/左翼/反对派的反对，认为这是种族主义。WHO则呼吁停止污名化，不要把病毒做这种冠名。
2）许多中国人陷入了一个心结，认为这种污名化的冠名和起源有必然联系。只要说明病毒并非来自中国，就能消除这种冠名。同时，也只有说明病毒并非来自中国，才能消除这种冠名。（实际上，美国左翼、WHO、国际主流社会的观点是：冠名和起源不应当有任何联系）
3）为了打破这个心结，中国网络上开始出现COVID-19病毒的“境外输入”论，尤其是美国起源论。其中主要都是阴谋论，最有影响的就是武汉军运会输入论及Fort Detrick（德特里克堡）。中国人的朴素心理大概是，如果证明病毒来自美国，就能彻底将反转“中国病毒”说。
4）这几个说法由网络民间转向官方，为官方所引用。所谓官方即外交部新闻司。新闻司需要回应来自国外的抨击，也会考虑从国内网络舆论上提取素材。结果，武汉军运会输入论去年为外交部新闻司官员推特转发，引起轩然大波，Fort Detrick是去年3月在美国本土产生的反政府阴谋论（美国是全球阴谋论第一生产大户），在本土不登大雅之堂，没什么人知道，但流入中国，直到近期还在被新闻司引用，作为回应美国的论据。
5）笔者认为，新闻司在做这些取材和回应时和许多普通国人的心态差不多，就是希望反击。不是每一个行动都经过充分考虑的，譬如个人推特转发这种形式。有的时候影响超过个人预期。中国体系体制庞大，也不是每个人的观点都一致。
6）外界对中国政府体系是不了解的，认定中国的体制一定是“自上而下”的“铁板一块”，一定是一级级授权完成某个行动，不可能有个人行动。（这与美国政府所有官员、政客似乎都是独立的形成鲜明的反差，是180度的对比）。进而，外界认为这一定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姿态，并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抨击。
7）既要又要：中国政府一方面对相关人员保持适度的距离（“推特仅代表个人”），一方面又要维护政府的声音和权威，维护大的叙事的完整性，不能出现裂缝。这就在外界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一块铁板”的影响：一切都是安排好的。
8）《环球时报》之类的媒体主要读者还是本土的。而本土读者对强硬姿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是热烈响应的，群众们爱看。媒体都要扩大影响力和商业价值（这点和美国媒体一样），因此会响应读者，也就使得他们更有动力推动这种叙事。不能简单的说“煽动”，假设读者没有行为能力。媒体也是在迎合和顺从。新闻司也一样，国内舆论响应热烈肯定会给他们鼓劲。我说，你们英国有句话，all foreign policy is domestic politics/policy。你看看Trump和Biden，哪个不是迎合国内受众。英国友人表示理解，说是的，我们英国就是这样的。
9）这样，就产生了某种蝴蝶效应：一个行动可以影响整个体系内的各种后续发展。其背后，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代表了中国体制特有的惯性和逻辑。所以，Trump已经下台，而我们还陷在一年前他埋下的“中国病毒”陷阱里。这就是议程设置的可怕。
10）而这种叙事和方向一旦在我们的体系里形成，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惯性和逻辑，就可以自我生长，会不断循环，不断加强，在体系内形成更多的支持者和维护者，获得合法性，并成为主流叙事。到后来，我们甚至还会看见，这种叙事还在不断得到加强。运用叙事的人更加自信和强硬（所谓的“double down”）
11）这个闭环有没有可能打破或改变？有可能，当这种叙事制造了巨大问题甚至危机的时候，且问题得到有效反馈，促成新的决策。目前来看，一切还没有到这个阶段。顶多是台上台下台前台后有一些不同意见而已。本来，针对任何问题就都有可能存在不同意见，都有正方和反方，不到很严重的时候，谁也无法说服谁。
英国友人对COVID-19的讨论很多，其中最关心的还是中国官方（主要是外交部新闻司）和官方媒体（主要是《环球时报》）对COVID-19起源的口径、姿态及讨论。他们对中国向外表达的叙事表示无法理解。笔者从一个相对抽离的不同角度，帮助他们去理解这个事件。当然，在具体聊天时，讲得没有那么多的颗粒度，只是讲出了这个主线。
笔者同时覆盖的不仅仅是COVID-19，还穿插了所谓的“战狼”外交。
讲完后，笔者以为英国友人的理解是加深了。他们更能从中国的角度、中国的内部看待问题。避免做价值判断，先看清楚问题是怎么来的。有些问题看似简单，好像是一个什么有预谋的计划，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背后有很多的背景、语境和发展演变。但这些背景、语境、发展演变其实也不难理解，一开始引入时觉得复杂，但稍加分析，又会发现其实没有那么复杂，都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当代中国的三个阶段及中国价值
今天继续写近期与英国友人的交流。我把一次主要的活动和其他两三次小的活动的内容组合起来了。
所谓的“英国友人”，并不是笔者个人的“朋友”——他们只是笔者笼统定义的“友好人士”，相当于“国际友人”。事实上，对于一些读者及网民来说，这些个“友好人士”的观点和态度可能并不那么“友好”，他们也会对中国进行价值评判和批评。不过，这些人的职务非常重要，是有可能影响到中英关系的，与他们交流非常必要，必须要与他们接触，做沟通的尝试。最坏情况无非就是对他们产生不了影响，但这也没有什么损失。
同时，为了保护他们，笔者不会透露他们的身份。
冷战时期，西方学者还有“克里姆林宫学”，读读《真理报》，研究一些措辞变化，就此推导苏联的精英政治（elite politics）及政策变化。但对西方学者及观察人士来说，今天中国的体制与政府非常难以参透，非常难以琢磨。西方观察人士，无论左右，都很难跳出一些预设的标签和框框来看中国。这个预设的标签和框框就是：共产主义/集权/极左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左派（包括进步主义/自由派/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及右派（传统保守派、新时代反精英民粹派）、政界、学界和民间在其他问题上——包括对美国的批判和反思——可能有很大的分歧，但一旦落到中国问题，就惊人的一致：此时，一个纽约大学或哈佛大学的支持Bernie Sanders或Elizabeth Warren的年轻少数族裔女性文科教授与一个俄亥俄州、密歇根州、阿拉巴马州或密苏里州的高中及以下文凭的白人男性对中国的看法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民主党和左派能够积极批评Pompeo的各种疯狂的外交破坏主义（diplomatic vandalism），但一到中国问题就进入失语和失智状态，完全地迎合Pompeo。
笔者现在认为，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才是检验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智识维度的试金石。只有愿意且能够用多重视角来看待中国，才属于高维知识分子，否则，无论多么自认为自诩为具备批判思维和道德崇高地位，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是西方体制下生产出来的复读机。
但这样的人非常、非常之少。中国与西方的信息不对称和隔阂还在与日俱增。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这不仅仅是隔阂，也是信息不对称：即我们了解西方越来越多，西方对我们了解原地踏步，停留在几十年前，甚至越来越少（伴随傅高义这样的学者离我们而去）。
不过笔者以为，还是可以做一些沟通的尝试的，“no harm to try”。
以下继续笔者和英国友人的对话。主要是我从民间角度，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情况。如果有人觉得英国人的理解很浅，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如果这些人都不了解中国，那可想而见其他在英国的英国人对中国的无知会去到什么程度。
6、对中国发展的方向表示看不懂
英国友人表示不了解中国现在发展的方向，有的政策领域似乎放开了，有的地方似乎又收紧了，“倒退了”，并表示说好像看不到什么规律，不知道往哪里去。
笔者的解释：
1）以西方为终点的线性思维偏见
你们觉得看不清楚，是因为你们还是用线性思维在思考问题，认为中国最后会朝向西方（特别是美英）模式而去，即市场经济 + 代议制民主（liberal democracy）——所谓历史的终结。你们认为这是终点，而且是正确的终点，站在这个终点评判我们。你们认为，凡是看似接近、指向这个终点的政策，就是进步，凡是偏离这个终点的政策，你们就认为是倒退。实际上，中国就是在建立自己的一套制度和路径。这套路径和西方的制度和路径肯定是有相似之处的，西方有好的东西中国肯定要借鉴，但不能线性思维，把西方视为终点，一看到中国某些和西方相似、相通的地方，就认为中国是在走西方的道路。这只是“巧合”而已。只要稍微认真的了解，就会发现，当代中国的制度和模式有自己的逻辑。
2）新中国建国以后的当代历史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或者按照几个阶段去尝试理解
第一阶段就是“毛时代”，属于探索阶段，主要是采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集体化，同时搞了很多政治运动，最后效果是不好的，最简单的结果是，经济没有发展上去。这个第一阶段就是一个历史阶段，它促成了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就是“邓时代”，改革开放，这个阶段的特点是黑猫白猫，不再务虚，不多问形而上的政治制度（姓社姓资），目的是先杀出一条血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方法论上要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具体怎么搞，顶层设计是什么，并不清楚，有一些模糊的指导方针，譬如说，过去探索阶段做得不对的，被证明是错误的，现在就倒过来做。充分调动市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一阶段的特征就是全面放开，似乎什么都可以走。在外界看来，中国是在沿着一个最终指向西方的线性发展路径在发展——特别是中国加入WTO时，西方人对此充满信心。这个阶段，经济发展起来了，但也带来很多社会问题，腐败问题。经济结构和产业导向问题。贫富差距和区域差距问题（一大部分人还没有富起来），还有社会价值观导向问题。这就进入了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这个阶段刚刚开始，还在逐渐展开和发展，外界对第三阶段还很不了解。第三阶段是要总结和纠正第二阶段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根治腐败；扶贫（帮助共同富裕）、调整经济结构、建立更加明确的产业发展导向，还有加强对社会价值观的引导。正如外界/西方会把第二阶段和第一阶段对立起来一样，他们也会把第三阶段和第二阶段对立起来，认为凡是出现了调整和纠正第二阶段的政策，就是在否定第二阶段，就是“开倒车”，就是“左转”，而且会简单地用权力政治和领导人个人意志去分析这些现象。实际上这些是西方导向、以西方制度为终点的线性思维所致，当第三阶段与西方出现差异时，他们就无法理解了。所以看不懂中国。
没有第一阶段就没有第二阶段；没有第二阶段也没有第三阶段。历史都是有前后逻辑的，贯穿的。到第三阶段展开了，才能看到中国制度。这是一个为百年大业设计的制度。西方人可能很难理解百年大业的制度设计。你们看看新加坡的李光耀，李光耀就是按照一百年去规划国家的制度设计和发展。
3）在第三阶段里，我们的政府以百年大计出发，结合自己的国情，经过国际经验比较借鉴，发现一些可能带来长远成功的模式，同时也发现了一些不好的、引以为鉴的模式。其中也是有规律可循的。
大的方向来看：
我们发现德国模式比较好，核心是笃信制造业强国。
我们发现美国模式是有问题的。离岸化及制造业中空、大企业和大资本主导、金融化、缺乏社会主义及福利政策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悬殊，使得国家出现大量的国内问题。
我们认真学习和了解日本，汲取日本经济腾飞的成功经验，也要吸收导致日本几十年经济停顿的教训——特别是日本和美国经济冲突博弈的那段历史。
在亚洲，我们也看几个特别成功的华人社会，比如香港和新加坡。我们发现，从治理角度来说，新加坡的模式更好，因为新加坡是威权的强政府，为国家发展制定长远计划，并且有相当的社会主义或集体化的成分——例如住房/房地产，例如国家对国计民生产业的控制（通过市场化运营的国资企业），等等。我们认为香港的模式是有问题，低福利的小政府、地产化、金融化、贫富悬殊巨大。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经历了近代史，我们有了根深蒂固的一种想法，就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一套工业及技术体系。这不代表中国不与世界融合或不进入世界的供应链，但中国应当发展自己的工业及技术体系。在中美贸易战后，在经历了Trump的反华政治后，中国更加认识到建立这套体系的必要性。而且不仅仅是工业及技术体系，还有金融体系。
我经常比喻说，理解当代中国，有一个不太严谨，但比较直观易懂的方式，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大的公司或机构。我们的治国者要对历史负责，他们以战略目标为导向的，在努力建设与发展这个公司/机构，为这个公司/机构设定一个长远的目标，并制定相关的政策（制度基础设施、经济政策、社会政策、文化政策等）。
所以，西方/外界一旦看到中国推出或调整某项政策，而这项政策又与西方的实践或价值观不符，就认为中国在“开倒车”，在“左转”。如果看到中国推出某项符合西方实践与价值观的政策，又认为中国在“前进”和“发展”。按照这个标准，结果就是在有的地方看到中国在“发展”，有的地方看到中国在“开倒车”，表示无法理解。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把西方定位坐标终点就是错的。
当下中国的治国理念是，凡是对国家百年大计有利的，就鼓励去做。凡是不利的，就不鼓励去做，就要限制。我们说，这和管理一个公司一样，凡是不利于公司业务长期发展和生存的业务、部门、实践、做法，就要限制，凡是有利于公司长期发展的，就要鼓励。然后我们去借鉴德国公司、日本公司、美国公司、新加坡公司的经验。
从上面角度出发，是可以理解中国各种大的政策变化和取向的。包括鼓励特定行业的发展，各种高新科技，芯片、高端制造、材料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绿色及环境保护……对一些行业予以限制，譬如地产（防止经济过度地产化）以及金融（防止经济过度金融化）。
4）注重引导社会价值——各行各业不能再遵照“法不禁止即可为”的野蛮创业时代的做法——各行各业都要开始考虑价值问题：特定的产品、服务及行业是否是健康的、正向的，是否符合大多人的道德直觉和价值共识，是否有利于社会的长期健康稳定及可持续发展。
过去几年，一方面国家在鼓励许多与高新科技及长期发展正相关的行业，一方面对许多行业又有引导和限制——除了房地产与金融等涉及经济结构的产业外，更多的是引导与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影视、娱乐、游戏、教育、社交媒体及网络平台等。任何一个领域但凡关系民生（例如社区团购），都会立即被纳入监管视野。
同时，参考欧美的案例，这一阶段的国家对大企业和大资本也更加警惕，不允许出现大企业和大资本大到可以去挑战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及监管秩序。
国家的发展方向、社会的价值与风气，不能交给市场，不能交给资本，而要牢牢的把把握在国家的手里。什么去约束国家呢？中国传统的、抽象的道德观、社会的价值共识以及历史责任，即笔者所说的“超越”法律的“德治”。
英国友人们，你们说“五眼国家”共享价值，且都特别注重价值（values）。其实你们可以也尝试从价值的角度去理解当代中国。你所读不懂参不透的政治或政策，其实是背后价值观驱动的，差别只在于，这套价值观是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及价值共识。
在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以及美国人所影响的其他四眼）看来，不戴口罩是一项权利。美国人（特别是白男人）认为持枪也是一项权利。个人不能放弃、不能对政府让渡这种权利。我们可以承认和尊重这价值观，只不过这种价值观是基于个人主义的，它可能会和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但它确实是一套价值观。
在我们的社会里，用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强迫公民戴口罩，不赋予公民在公众场合不戴口罩的权利，要求公民出入场所扫健康码或登记健康码，要求个人做出一定的“牺牲”，对社会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及隐私，以追求和保全社会更大的共同利益，也是一种价值。这种价值是我们社会千百年来的文化产物，是我们的社区价值（communal value）,它值得被尊重。
所以，我们和你们一样注重价值，只不过，我们和你们的价值观是不同的。我们崇尚的价值是什么？注重家庭、孝顺父母、善待子女、勤奋、节俭、朴素、诚信、注重教育、尊重知识、奉献社会、爱国、“有国才有家”、“家国一体”、“国泰民安”。我们追求和谐、稳定、公平、太平。我们也注重独立、自主和创新，我们希望帮助弱者，但也不喜欢懒人和吃软饭依赖福利的人。许多的中国人和新教加尔文主义者一样，相信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就是个人社会价值甚至道德价值（moral worth）的基础。
（注：笔者摄四合院大门上的对联，“家吉征祥瑞，居安享太平”，普通中国人价值观的写照）
我们和你们的区别在于我们不会评判（judge）你们，而你们热衷于评判和批判我们。
今天的中国社会——“第三阶段”的中国新时代，中国的党和政府正在变成（传统）价值观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它是家长主义的（paternalistic），也是道德主义的（moralistic），就像一个严格家庭里的父母。你们喜欢说“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communist ideologies），将其与我们的公民社会、人民和历史对立起来，妖魔化和降维打击中国的宣传部（“department of propaganda”），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倡导的意识形态大多可以用中国/亚洲传统价值理解。宣传部今天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倡导和维护社会价值。
（注：笔者摄北京市东城区委宣传部的街头海报：宣传德、诚信、诺等传统价值观，提倡改善卫生习惯、节省粮食、爱护环境等现代价值观。宣传体系在承担传播倡导正面价值及弘扬正能量的作用）
只要去尝试认识和了解这些价值，就能够理解中国。
中国模式、民族主义问题等
继续写与英国人士的交流。前两天写着写着，吐了一下槽，结果写成了另一篇文——《偏见、智力懒惰及种族主义：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成见与妖魔化》。本文继续。
笔者在上文将对英国人的称呼从 英国友人，变为“英国友人”（带双引号），此文再“降格”为 英国人士，藉此试图澄清，他们并非笔者的私人朋友，只不过是笔者认为他们对中国都有一定的了解，有一定的善意，是有望帮助加深两国相互理解的人士。尤其是，这些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身份。
亦如上文写到的，许多英国人士及西方人士，虽常年在华居住和工作，甚至已会说中文，但对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价值的理解并不一定比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西方人士深很多。这是因为他们看待中国仍然十分缺乏想象力，缺乏批判思维，有大量的智识懒惰（intellectual laziness），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把适用西方的各种概念（认知及解释国家及社会的基本框架、概念及范式）暂时性的放在一边，而始终戴着西方的眼镜来看待和评价中国——特别是，他们总会在把问题搞清楚之前，就先着急做价值判断（judge）。这种姿态，由于其智力上（intellectually）的懒惰与傲慢，是无法让人尊重的。
所以笔者其实并不在意他们的看法。也无意说服任何人。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对方发现你确实比较了解他们的看问题的方式及价值体系、知道“where they come from”，具备对话的基础，甚至还掌握一定的信息不对称性（即你知道他们的多于他们知道你的），同时仍能很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对他们来说本身也是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他们不得不看重及尊重你的看法（they have to take you seriously）
总之，这种沟通需要耐心，同时也还是必要的。
7、认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大量涌现”
英国人士在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同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communist ideology）的问题。在上文《与“英国友人”的交流（三）：关于当代中国的三个阶段及中国价值》里笔者已经写了一些分析和回应。英国人基本认为，中国共产党 思想内核和价值 等于且只等于 西方上世纪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个世纪的欧洲极左政治）。
笔者认为这是西方给中国标签化、政治化、妖魔化最直接、最主要、最有效、最难消解、最难解释的问题。“共产主义”这一标签至少在英语世界（美、英等）内极为有效，一旦祭出就可以瞬间在其知识阶层及普罗大众心目中实现对中国的妖魔化。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体制的政治道统，有许多不可言说的东西，官方没有办法应对，没有回答，没有口径。而这种不能回答也是不能言说的，只能从民间的角度去提供一些新的解释。
一个英国人说，我在中国十多年了，我认为现在中国和原来不同了，我觉得现在的中国，官方在大量宣传和加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我问，你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大量涌现，依据是什么？请你给我举一个例子（give me an example）。
他说，我到各地都可以看到党的旗帜。镰刀和斧头，到处都是党的标志和红旗。还有领导人的讲话。各种政治标语和口号。
我尝试回答他的问题。
答复：
第一、中国党/政府现在提倡的价值观早就超出了你们所理解的西方上个世纪共产主义政治的范畴。你们可以注意到街头到处都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包含很多的内容。当然我自己个人认为从公共沟通和传播的角度讲这个核心价值观内容太多，可能有待进一步精简和提炼，但你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所提的价值观内涵是非常丰富的。你们必须听我的意见，就是一定要避免简单的、简化的（simplistic and reductionist）方法去诠释中国政治。按照这样，你们是没有办法理解真正的中国的。而且误解会越来越深；
第二、有的东西是不能简单看表面的。你们英国有女王，有皇室，有迄今仍然世袭的贵族，有由世袭贵族组成的上院，有封号。我们能够说你们是封建社会么（feudal society）?不能。你们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constitutional monarchy）。你们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东西不仅仅是遗产（heritage）和遗物（relics），也是你们社会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你们要保留他们。我们对英国是可以做这样的区分，不会看表面，同样，对待中国，你们也不能仅根据表面去判断。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上个世纪革命者和创国者所追寻的救国和治国手段。但中国的体制也一直在发展和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有的东西仍会从形式上被保留，这是不可能改变的。这是中国的传统、遗产、“道统”（a traditional way）。我们必须尊重（pay tribute to）这个传统。尊重这个传统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我相信和你们的文化一样。但是，我们又是一直在发展变化的（constantly evolving）。【注：笔者以为这个关于英国封建制relic的比喻很有效，能够迅速帮助他们理解】。
第三、我的个人理解，中国体制及其所倡导的最内核价值，其实已经回归到中国的传统价值。作为细分，你们可以把这套价值放在整个东亚社会甚至亚洲社会去理解：它就是东亚文明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中国传统价值、东亚价值（“Asian values”）。做这个了解其实并不难，你可以去花点时间看看小学生。我的女儿现在上二年级，她的课本是去政治化的，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这和我小时候（八十年代）读的课本有了很大的变化。这就是实际的中国、真实的中国。你们应当也必须尝试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中国。
【笔者注：和之前与外国人的对话无关。今天我女儿拿到了二年级的课本。2017年教育部审定版。我拍了几幅图片，并发到twitter。道德法治课，关于快乐、关于环境保护】
【语文课本。古诗、典故、传统价值观。笔者发图片到twitter，并写到：语文课本里有许许多多的古代诗词文学和传统价值。而且还有许多非常优美的课文。作为成年人我看到也十分感动。我为自己的孩子受到这样的教育感到欣慰，也为在这样的土地和环境里感到骄傲】
第四、在看待中国问题上，不要被美国带偏。你们既然来到中国，生活在这里，就应该好好观察中国的实际情况，多与不同的人交流，并把这里的情况告诉更多的人。你们对中国的印象，对中国的叙事，对中国的理解，完全是被美国所影响的。【注：笔者没有忽略这一段，认真地对他们讲了自己对美国的理解。】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国家。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不是一个民族，一个文明，美国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是一套政治价值观，自由、民主、宪法——或者说政治意识形态。美国在理解其他民族国家和文明上是有障碍的。“共产主义”这个标签很容易让美国人极度简单粗暴地理解中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文明，而只是一套和美国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是美国的存在威胁。美国把自己构建国家认同的基础和方法论“投射”到中国身上。我相信你们英国人和欧洲人是不一样的，你们更有可能从文明和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理解中国。
第五、你们自己也在被美国化：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在影响整个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尝试主导整个西方对中国的叙事，而且这种影响对英语国家尤其强烈。实际上，中国社会和文化在价值观上是非常传统和保守的。中国的许多价值观和英国的正统保守主义一样：珍视传统、注重传统，传统是可贵、有价值的。要维护社会的秩序与运转，集体和国家都是重要的，个人是有缺陷的，不能放任个人利益与自由不管，政府需要有一定的力量和权威，要有一定的家长制，要去维护文化传统（特别是传统价值观），维护社会的传统，维护社会的秩序。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和任何传统主义的国家包括英国是相同的。但是你们的保守主义正在被美国“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式保守主义”所影响。你们的保守主义者也出来抗议戴口罩，要强调自由。英国的传统价值观在被美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为英国就是“五眼”国家里的美国追随者。你们的价值观和外交政治政策都在美国化，而且Trump化。
第六、最后，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度重要的政治经济分析方法。马克思在西方是显学。我在英国学过政治。图书馆和书店里关于马克思的书非常之多。学社会科学不可能不学马克思。一旦学过马克思，就很难完全不受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所影响，因为它太有利了。马克思使得目前中国的执政党和政府非常善于从阶级的角度去分析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和社会问题，也透过这个方法论去分析美国深层次问题、香港地区的问题。马克思的方法论及社会主义理念使得中国能够更好的发现及解决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经济及社会问题。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西方当代主流政治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洞见，无法看到自己的问题，那非常令人遗憾。
8、对中国的治国模式也可以有一些不同角度的理解
交谈中，不时会提到中国的模式，政治与经济。如何理解中国模式，共产主义，为了帮助英国人理解，笔者举了一个新加坡的例子。
新加坡虽然很小，就是一个城邦，不太可比，但新加坡又为理解中国模式提供了一个角度（perspective）。
你们可能觉得新加坡是权威主义国家，对此有微词，并表示不能完全理解，但你们不会上升到更广泛的意识形态批判，说新加坡是反民主反自由的，说新加坡就没有人权。你们会承认新加坡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自由的地方。特别是，你们绝对不会说新加坡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你们认为新加坡是西方体制的一部分。如果你走到香港街头，问香港的年轻人，新加坡是什么体制？可能很多人会说新加坡是一个西方民主体制。这是个误解，新加坡非常具有迷惑性。
实际上新加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举个例子，国有经济对于新加坡而言极为重要，新加坡的房地产（CapitaLand）、传媒（Mediacorp）、航空（Singapore Airlines）、邮局（Singapore Post）、电力（Singapore Power）、电信（SingTel）、国防及航天（ST Engineering）、港口（PSA International）、交通（SMART Corporation）、博彩(Singapore Pools)等都是国有控股，只不过新加坡往往通过主权基金淡马锡对这些主体进行投资，并予以公众上市，使他们具备市场化的特性和外衣。此外新加坡还有主权基金GIC（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广泛进行海外投资。
为什么新加坡有如此大比例的国有经济？是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国家治理者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并不是。我认为这只是因为新加坡是一个资源十分短缺的地方，需要合理的配置资源，同时也非常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府主导产业政策，引导和发展经济。所以，影响到国家发展，影响国计民生的行业应该由政府控制。特别重要的是房地产，新加坡的房地产有80%是政府建设的产权房，这是因为治国者认为这一核心资源必须通过政府来配置，保证社会公平、稳定、和谐、发展。
有意思的是你们也不会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标签去标签新加坡。你们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些标签根本就不重要。在标签之外，中国做的事情实际上和新加坡一样，国有企业是关系国计民生、调配资源、发展和稳定经济、保证民生的重要力量和“抓手”。你们可以争论说国有企业效率不高，那我也可以说国有企业可以引入市场机制，但不一定要用“共产主义”的角度去解释国有企业，不一定要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两元对立角度去分析国有企业。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方式其实和新加坡很相似。并且是可以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的方式去理解的：国有企业就是中央在经济重要领域里的“抓手”，它本质上可以被理解为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一种颇符合中国传统的方式。新加坡是华人社会，立国者是华人，按照一百年去规划国家的未来。我认为这其实也是华人社会的方式。
所以，看待国企，不要拘泥政治意识形态标签，要看实质。换个角度，你们会发现中国其实很容易理解，而且可以找到不少跨国案例。不要动不动就贴标签，限制你们的想象。
9、关于民粹和民族主义的问题
这个屡屡被提及，英国人的问题就是，你们的政府啊，煽动民族主义（nationalism）啊，你们对此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否值得担忧。
这个问题我在上篇文章《偏见、智力懒惰及种族主义：西方对中国的政治成见与妖魔化》分析过。这里只写我与英国人士的交流回复。
第一、你们不应当老是用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个词，上来就先限定（frame）我们，把我们贬低。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个词在英文语境里就是个坏词。所以我非常不喜欢你们用这个词。
第二、我自我定为爱国者（patriot）。很多人和我一样。我完全知道你们在说什么。请问你们能说我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么？反过来，你不爱自己的国家么？我不明白爱自己的国家有什么问题么？我很爱国，而且非常骄傲的爱国（proudly so）。【注：当你非常有自信地说自己爱国的时候，而不是迎合对方，展开对自己国家、体制、文化的批判，才可能引发对方的尊重。这其实就是“四个自信”的问题。】
第三、不同人的教育、认知、文化水平、旨趣、动机、价值观都是不同的。任何一个国家里“爱国”的人都不同的，不需要千篇一律。肯定有更加复杂的（sophisticated）的爱国者和爱国方式，也有更加朴素甚至偏激的爱国者和爱国方式。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都有这个情况。你们英国也脱欧了，你们也有这个情况。
第四、另外我承认有的爱国者是比较偏激的，带有狭隘性，有的人可以被归类为西方的“民族主义”和“民粹”标签，但首先这不是所有人，其次，所有的国家都有这样的人。除了英国脱欧外，美国有七千万人出来投票支持Trump，还爆发了冲击国会的暴力事件。他们都自诩为爱国者。那么你们这些精英如何评价美国。这七千万人算什么。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这七千万人可以不要民主而要白人权威主义政治甚至法西斯。请问美国的民主教育、公民教育在哪里？不都白教育了么。我认为这种情况在西方也非常普遍。所以不用上来就做价值评判。
第五、很多人是发自内心真心热爱自己国家的。特别是，你们可以看看年轻一代，八零九零后的城市中产，特别许多在海外有留学和居住经验又回到中国的人——有很多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复杂”的爱国者。他们了解西方，也了解中国，只是更加自信。还有，你们看看更年轻的一代。他们热爱自己文化。很多人喜欢穿汉服，我小时候可是没有这样的风俗（一个英国人打断：这也是后来的发明。我回应：这是不是后来的发明和建构并不重要。他们喜欢自己的文化，这才是重要的）。你们必须看到无数的年轻中国人发自内心、非常骄傲地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文化。
第六、你们不能简单地用煽动、洗脑这些字眼去描述他们的取向、否定他们的选择。你们这些已经不仅仅是成见，而且是对人的极度不尊重。你们这是在否定他们的道德主体性（moral agency），否定他们的道德价值（moral worth）。你们这样做是错的。【注，在西方主流知识分子的语言体系里，这就是对他们非常严重的指控了】
少数民族问题、建党百周年、与西方人交流心得
接上。最后一小部分。
10、建党100周年宣传问题
围绕建党100周年形成了一些讨论。
“——今年是建党一百周年，应该会看到共产党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舆论宣传，宣传自己的成绩，并加大舆论控制，藉此巩固自己的统治……”
非常套路的表述。以下是笔者尝试给他们提供一些不同的视角。
——以下为我的说法——
今年建党一百周年非常重要，但中国的党/政府其实是一直与时俱进（evolving）的，在积极寻找新的对内对外宣传、沟通、传播方式。
首先，一些传统的宣传与纪念方式肯定会存在——尽管传播效果不一定最好，特别是对年轻一代。但许多宣传和纪念方式也已成为了传统的一部分，肯定会延续。特别是，中国是“官僚体系”（bureaucracy）治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就是会把自己过往做事情的方法固化成为一种范式延续下来。而且延续过往的做法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肯定会看到宣传部门延续过往的方式。
不过，更重要的是，你们应该留意一些新的、不同的传播方式和叙事方式。中国如此之大，又在快速变化发展，会有大量新的方式出现。
这些新的模式、方法将主要体现在：
从建党100周年的成就的“主体”上，会更加强调国民，建党100周年的成就，就是中国人民的成就。
在叙事上，一定会更加注重讲个人的故事，“小人物”/ 普通人的故事、普通家庭的故事，而不是领导人的故事。
方式上，平易近人，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去政治化”，生动活泼、影视及表演作品也会让各种有影响力的年轻一代偶像参与进来。
形式体裁上，电影、电视剧、纪录片什么的都会有。你们其实可以看看这两年的许多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都是很好的电影。也都是讲普通人的故事。
传播渠道将是灵活多样的，从电视、电影、纸媒等传统媒体到各种新形式的社交媒体。
很多制作这些宣传及纪念文艺产品的人都是新一代的年轻人。
观察到这些变化，才可以看出中国的党/政府的变化。这些变化才是更重要的。
11、少数民族及新疆问题
一位英国人士很认真地问笔者：我始终搞不明白新疆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一个很好的说法帮助我理解这个事情。
笔者说：这个问题牵扯到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很复杂的。对这些问题，大多人不一定有很深的个人理解。我来尝试给你一个我个人的理解。这是我的个人理解，并不是官方的说法。我只是尝试帮你换个角度了解这个事情。
（新疆问题，是许多外国人最关心的问题，不能回避。中国讲究文化大一统，民族问题无小事，都是“敏感”的。笔者尝试的是让外国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
——以下为我的说法——
希望你们不要上来先做价值判断（judge）。而是先去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它是怎么来的。我想用不同的角度，帮助你从更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去看待这个问题。
1）每一个涉及多种族/民族/文化的社会，都要处理这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发现中国和西方的处理方式是不同的。西方国家近来讲究多元文化主义，但在历史上，大多时候采取的其实是种族主义。种族主义在西方发展到了极致，为白人文化消灭其他文化，乃至从肉体上消灭其他种族/民族提供了理论依据。近至上个世纪，欧洲文明的中心还发生了犹太人及吉普赛人大屠杀的事件。直到今天，欧洲还有不少人口出生于犹太人大屠杀之前（即早于1945年）。
2）在处理民族问题上，中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就不同。中国是多民族的，并不是一个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这个政治体背后其实是中华文明，一个（civilization）。中华文明是非常包容的，只要认同、归化、“皈依”中华文明，就可以成为这个国家/社会的文化成员，并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实美国也是这样的国家，美国可能够不上一个“文明”，但美国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至少在表面上，美国的国民只要认同美国的核心政治价值，就可以被定义为美国人。（笔者注，但实际上，美国冠冕堂皇政治价值适用于核心种族——白人。美国政治家背后是种族主义。把美国宪法所规定的政治价值与权利拓展到 有色人种 和 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 之间的矛盾，才是美国社会真正的大政治。这个大政治在Trump时代重新堂而皇之回到人们的视界）。
3）中国历史上对大部分的非汉民族都是同化，包括近代的蒙、满，回以及其他各种少数民族，还有许多汉族下面的子族群并没有被认定为少数民族。但总体而言，在历史上，大多数的民族，无论主动或被动，都融入了以大汉族中原文化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原文化又都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要素。各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整个中国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历史。中华文明其实是多种文明融合的产物。
4）在历史上，由于汉族的中原核心文明非常强，再加上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周边的族群和文化逐渐被融合进来，他们纷纷在中华文明/中国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5）中国讲究的是大一统，中国也有“民族多样性”，但按西方的标准，中国的民族多样性是比较单一或浅层次的，除了长相之外，多样性、多元化其实就是餐饮和服饰，一些无关紧要的风俗习惯（特别是饮食），但一般不涉及更深、更内核的文化价值。大一统不仅是中华文明历史与记忆，还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成功的原因。
6）本着这个传统，中国对少数民族维族也采取融合态度。只要你能融入主流中华文化，你不仅可以生存，还可以过得相当不错，甚至优于常人。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优待政策（“超汉族国民”的少数民族待遇），典型如高考加分，以及生育政策。只要融入主流文化，就可以在中国社会里扮演重要角色。你们可以看看电视，有很多的维族明星（celebrities/personalities）。观众觉得他们很有魅力，非常欣赏和喜爱他们。只要能够融入中华文化，就能够受到优待，不会因此种族和民族身份本身被歧视。
7）前面讲到，西方历史上的主线其实是种族主义，包括今天的美国，而且特别是美国，美国的种族主义其实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少数族裔/有色人种，特别是肤色较深的人种（其中又尤其是黑人）会在生活中面临各种歧视，无论美国本土黑人如何融入主流文化，依旧会遭到主流社会的歧视，面临难以逾越的鸿沟。美国的种族种姓制度之所以可怕——甚至比印度的种姓更加可怕——乃在于它完全基于生理：就看肤色、就看“人种”。种姓制度非常强，无论用何种努力，均难以克服。即便个人能克服，作为一个群体也难以克服。美国的历史与现代都建立在这种种族体系之上。欧洲也是种族主义社会。种族主义发展到极致，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和屠杀六百万犹太人的纳粹在中国文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里我也特别指出，中国人对于那些历史上没有接触、非常不熟悉、“陌生”的种族，譬如黑人，也是有偏见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基于种族歧视，我所表达的只是，在中国这个政治文明体内部，基本上没有西方的这种种族主义。各个民族基本能够融合。
8）所以，中国没有针对维族的种族主义。维族是处在中华文明的大家庭之内。并且，与种族主义歧视恰恰相反，大多人认为维族人是很有吸引力的，譬如说长得“漂亮”。作为维族，只要愿意且能够融入主流文化，可以受到种种优待。
9）中国的问题在于，通过文化吸引及融合的方式去改变少数民族，可能可以适用于许多汉族周边民族，但对于维族来说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维族的人口群体足够大（上千万人），集中生活在自己的历史居住地、而且其维族人种/种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与汉族都相距甚远，是一个“异质”（heterogeneous）的“边陲民族”。维族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及文化诉求。同时，不仅于此，维族还面临伊斯兰文明及突厥文明的吸力。伊斯兰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明。中华文明追求的大一统和文化融合，在维族这个具体的民族上遇到的挑战是最大的。之前的经验可能不奏效。
10）显然，本世纪以来，伴随维族的经济社会发展，在全球伊斯兰运动、全球人口互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的作用下，维族的民族及本土意识得到了加强。同时，按照西方对“民族国家”的定义，维族符合西方想象的“民族国家”——这一点也适用于其他人口，譬如库尔德人，还有许多前西方殖民地国家里的少数族群。在维族族群意识快速发展后，因其语言及宗教的“异质性”，就与中国大一统主流文化产生了张力与冲突。我的个人理解，维族问题，本质是中国主流文化处理和边陲民族的问题：如何去吸引和融合边陲民族。中国大一统的文化，在其他少数族群奏效，到了维族上，似乎不那么奏效了。
11）我们很快还发现，维族的问题具有社会性（societal）。一旦语言、宗教、文化成为凝聚族群的资源和力量，帮助族群形成自我政治意识，形成“我们”和“他们”，将汉族/中原文化构建为“他者”，越到后来也就越难以界定边界、范围及程度。到一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发现，凡是操维语，笃信伊斯兰教的人，都可能存在族群政治意识，差别只在于程度。这个情况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维族这样的“边陲民族”，前面说了，中国文化就是一部融合史，中国历史到了现当代也还有这样的问题，譬如建国后，就有广东、海南所谓“地方主义”的问题，但最后，都以强势主流文化整合地方文化为结果。
12）此外，我们还发现，维族的族群政治意识在形成后，配以伊斯兰教，可能会进一步激进化。伊斯兰的激进化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当与宗教绑定后，它完全是社会性的，不再有边界。观察者会很快发现激进化与清真寺的数量成正相关关系；年轻人在清真寺被激进化。欧洲今天就存在这个问题。而一旦意识激进化，就会开始选择或容忍将暴力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这个问题不仅仅存在于伊斯兰教社会。我们看香港2019年黑暴运动时就有这个问题：相当比例的人口认为，一定的暴力可以被用作改变现状的手段。2020年美国大选后，有约40%的共和党人认为，如果政府/总统“不能保护美国的利益，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可以接受以暴力手段改变现状”。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由古至今，不同社会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一旦政治意识激进化在社会内广泛扩大，就会发展到没有边界，社会开始有相当一部分人口纵容或鼓励指向特定政治目标的暴力。这就是前些年新疆出现的问题：一年数千起恐怖事件，大量平民和执法人员死亡。暴力全面社会化，出现失控，暴力的背后是意识形态的激进化；激进化的背后则是围绕宗教、语言及文化构建的族群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追求的政治目标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政治自治甚至西方定义的“民族国家”。当一个问题社会化后，范围和界面就无法再清晰界定了，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参与者。
13）而中华文明的传统及经验还是融合，为了对维族的族群意识形态进行抑制，需要采取更强有力的文化融合与同化措施，方法是直指族群意识形态的核心：宗教、语言、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开展全面的教育及感化。这里要特别指出，沿袭各种传统，中国的体制/文化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固化的，是可以通过不断的沟通、教说、诱导、感化发生变化的。所以，“思想改造”是一种可行的、奏效的方法。新中国对二战/内战的战犯，甚至清朝的皇帝和大臣，也都采用思想改造和感化的方法，并帮助他们重新融入主流社会。这种方法论一直在我们的体制里被采用，有很强的历史传统。这个概念在西方也有，即通过心理辅导进行的所谓“rehabilitation”。而由于新疆已经出现了“社会化问题”。教育感化的范围肯定是很广的。但如果说教育感化是“棒子”，那么同时并进的还有“萝卜”：在物质上予以更大的支持，对融合予以更多的奖励。所以对新疆是大棒和萝卜并进。
14）中国文化对少数族群的“解决方案”是：萝卜加大棒。正面和负面激励结合，“只要你变成和大家一样，你会过得很好，非但没有歧视，还会受到额外优待”。而这在西方来看是无法理解的。近代西方模式其实只有两个极端，要么是把种族主义发展到极致，并进行系统性的种族灭绝（genocide）——美国直到今天还在文化潜意识里维持种族种姓制度。要么就是走向另一个反面：开始最大限度尊重不同族群的文化差异，大提多元文化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特别在德国这种地方就特别讲多元文化主义，为什么呢，因为搞了犹太人大屠杀，要“还历史的账”。多元文化主义搞极致了，可能就是一种矫枉过正，造成族群撕裂。说白了，种族主义才是西方人最擅长的，历史上的种族灭绝都是你们搞的。宗教迫害、宗教战争也是你们历史最擅长的。今天又开始搞多元文化，搞政治正确，主张无止境的民族分裂，把国家越变越小。总之，各种暴力以及极端都是你们弄出来的，变来变去，且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你们都能给自己当下的做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作为一种全球普适标准，强行推到其他地方。你们英国当年构建殖民地时，就是把好几个民族凑一个国家，殖民者分而治之，然后留下无数矛盾。今天你们变了，又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按照西方的要求去做，那么西方给新疆指明的实际只有一条路：独立自治。显然，对于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接受的。而与价值标准不断变化的西方不同，实际上，中国这么多年以来并没有变过，中国没有种族主义的历史包袱，看到的是民族融合的成功。中国在按照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和方法论处理自己的民族问题。
15）西方也有自己的伊斯兰/穆斯林问题。很多穆斯林并不愿被同化，在努力维持自己的社区。如果他们的人口达到一定的比例，是有可能形成更强的政治意识，并影响到欧洲的传统/主流价值的。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长期问题。左派对其视而不见是一种理想主义，不敢提及也是因为欧洲种族主义的历史包袱，但它是欧洲无法不面对的问题。英、法、德，还有北欧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如何“解决”文化“异质”的“穆斯林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答案。也只有历史才能给出答案。针对一个边陲的文化异质的少数民族，中国在尝试基于自己的文明及经验给出自己的融合方式。另外，很重要的一点，中国文化非常务实：我们不像西方那样关心狭义的政治权利，甚至把政治权利与其他权利和利益对立起来：我们也关心物质，关心存在。所以，中国政府也希望通过推出医疗、教育、扶贫及其他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给维族提供更好的生活，帮助其融入中华大家庭。
16）我并不是打算说服你们相信什么，更不打算改变你们的价值观。我只是希望让你们看到，中国对待“边陲民族”的方式，是有其独特的历史文明传统的，与西方非常的不同。所以，在做价值判断之前，不妨退回一步，先看看历史。中国是不是把一切都做得很好呢？肯定不是。在中国。运作一切的是庞大的官僚体系，凡事都会有偏差和错误，只能不断发现、修正和改进。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这个问题也不是我要讨论的：我想介绍的，只是中国文化及中国人看待这个问题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12、最后，笔者与外国人士交流的一些心得
以上很多问题，笔者也和法国人士及日本人士交流过，其中包括新疆问题。
笔者在交流时的一些心得体会
1）不要去代表官方，就讲自己的观点，核心是要帮助外国人增加看待问题的角度/perspective。这其实也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国，讲“中国故事”的问题。在下一篇文里，笔者将介绍，必须对“中国故事”、“中国模式”形成多元化的叙事。民间必须参与到过程中来；
2）中国政府不是万能的，肯定会犯错误。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政府、所有的机构，所有的人都一样，都会犯错误。要正视问题，不要回避问题，可以批评中国有些地方做得不好。而不是什么问题都要为中国辩护，陷入那种“一遇到外国人就不能说中国不好”的爱国辩护情绪，这很幼稚，本质是缺乏自信的表现，也不利于最大化沟通效果；
3）和外国人交流，一般都是使用英语。不要去发明概念，也不要尝试改变一些概念和词汇的特定用法和内涵，要结合这些概念和词汇在英语历史语境里的使用，例如，必须知道哪个词在英语里是好词，哪个词是坏词。要引导他们用好词、好概念去理解中国；
4）中西交流是很困难的，因为文明差异很大。所以，还是要对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在关键时刻，能够举西方自己的例子，帮助他们从他们的角度去理解中国；
5）如果能表现出对西方的了解——熟悉他们使用的概念，熟悉他们的思维方式——对于交流会有很大帮助。相反，如果他们觉得你非常不了解西方，那输出和交流的效果就很受影响了：西方人的文明优越感很强，如果他们认为你很不了解西方，会觉得你封闭和无知。这时的交流甚至很难说是一种“平等对话”。而如果能够构建一种信息不对称的感觉——即对方发现你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那对交流会非常有帮助；
6）交流时不要着急和生气，要有自信，要能坚持自己的看法。我们现在说的这种对话，往往都是与西方高知群体发生的，在这种情景下，能够有理有据的坚持自己的看法，坚持表达与对方看法的不同意见，并在先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要求对方给予尊重，最终往往也能够赢得对方对你的人和观点的尊重。在这样一个场景与气氛下，把自己的观点提出来，就足够了，不用以说服对方为目的。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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