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四）加法主义的问题

兔主席 20210511

最近有不少热点事件，吸引了舆论聚焦。包括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人口普查、巴以问题，等等。笔者一般不太追社会热点，但是考虑写写成都中学生坠楼事件，后来考虑了一下，写了也没有发。这类社会热点事件我还是不去评论。

另外就是最近实在太忙了，都在外面跑。所以节奏放下来了。许多写作计划都没完成。

不过，人口问题我会找个角度点评一下。再者，就是大家关心的巴以问题。

今天还是把上次中国故事的东西说完。这篇之后还将有一篇（还没写），中国故事的不同讲述方式。

笔者前几天用党章的例子，讲了讲“加法主义”的问题。

加法主义使得我们的叙事比较厚重，甚至颇为繁冗，这也确实会给对内对外传播带来一些问题。

笔者在本文再总结一下：

一、“加法主义”带来的困境

1、过去四十年，基本是渐进做加法

我们很容易可以发现，十二大（1982年）将近四十年以来，党章的特征就是逐步、渐进的做“加法”，在继承先辈/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做微观调整，增加内容。藉此实现与时俱进的目标。

而这恰恰就是我们党的一个很大的特征：尊重、维护政治“道统”，维护大的范式。后人所做的是循序渐进，根据现实情况，做各种加法。

对于西方，是比较难理解的。譬如我们知道：美国现在趋向宪法原教旨主义，一成不变地延续两百多年前创始白男人们的想法。

再者，近现代西方政治是依托文本及法律的。所见即所得，直不楞登。在文本上大篇保留向传统致敬，甚至不惜牺牲传播价值，稀释当下的主线，这种加法主义在他们看来恐怕很难理解。

2、“加法”工作是边际的、渐进的，但是一种必须的工作方法

过去几十年的历史，历任领导人都会做一些加法改动。尽管大多数的改动都是小的量变，不会构成质变，更不会改变“范式”，但久而久之，许多的量变叠加在一起，也会构成更大的改变。“新时代”理论就这样的发展：其创新的内容广度、深度非常大，至少超过了过去两届总和，并达到了某种质变，但它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的框架下的。

大多领导人（很有可能大多数未来的领导人），仍然只是会做一些边际的增量改动。当模式/范式成熟后（譬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后面增量改动的空间也会变小。

但是，“做加法”本身已经已成为一个传统，即，每一代都需要增加一点内容，否则似乎就没有存在感了。允许每一代做一点加法成为了一个传统；做“加法”本身也成为了一种传统，是我们模式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

3、持续做“加法”的结果是越来越繁杂，沟通和传播成本也持续上升

每项加法都涉及很多的历史演变与传统。经历了年份，“积少成多”，使党的理论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复杂，不易让外人理解，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特别是对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对党和国家的历史了解程度肯定不如上一代。对未来一定就更加难，相当于他们要学很多的经典。我们就看现在党章前面的几段话，估计大多数的年轻党员及群众是不知道背后的发展逻辑及历史是什么。也没有兴趣。他们也很少会有去通透的理解这些东西。这些陈述对他们来说不明所以，看着像套话，很难走心，只能机械背诵。

笔者以为，这些内容就不仅仅是外国人不容易理解了，连国人也不好理解；甚至，不仅仅是一般的国人（群众）不易理解，根据我的接触，大部分的基层/年轻党员也不大理解。

加法主义是我们的传统，但对于宣讲党的路线政策，肯定是增加了沟通成本的。

也可以想见，越到后来，后人所要学习的东西和尊重的传统就越多（“经典”）。到了一定的时候，复杂的历史传统就会变成一种“包袱”。

4、对“加法主义”结果的维护：对文字与措辞的“道统”

我们体制里，正式场合里，官方文本与措辞是不能随便改动的——延续这个传统，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先辈、延续价值观，维护道统，在中国文化里，这可是一个大政治。

这个情况无处不在。譬如我们可以看官方媒体所使用的文本措辞，是颇有语言特色的。随便打开某一日某一版的人民日报，任何一个政府文书。这些措辞与文本已经形成一种传统，有了自己的“灵魂”和内在“逻辑”，是有机的，成体系的，且在其他华人世界里找不到。它依托的是中国党与政府复杂的历史传统与发展，每一个表述背后都有历史背景，都有特殊的政治涵义，不能随意改动。同时，也只有非常熟悉党史/政府建制史/思想理论史的人才会了解每个文本中措辞与概念细微变化背后的逻辑和用意。

“加法主义”下，每增加的新内容，都会被补充到这个体系里来。

如果党的话语体系在加法之下变得越来越繁杂，那么传播、沟通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高。如果传播、沟通的成本过高，是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的，如果不能背离传统，那就要寻找新的沟通和传播方式。

5、传统越厚重繁冗，也会为后代官员带来越多的拘束和限制。

一般人是无法突破这种体制和范式限制的。

比方说，如果你是一个在体制内写官方体裁文字的人。那你一定要学习体制的写作传统，遵循各种规则，要了解每一个表述背后的历史语境及意义：传统、文献、历史语境。来龙去脉。哪个说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沿用特定的说法，为什么不沿用特定的说法就是一个重大突破。

如果你是一个官员，需要在公开场合发表对外讲话。那更加要遵循传统，不能随便表态。讲话稿最好是提前写好的（scripted），这样就不会出格。

为什么革命一代领导人有很多很好的讲话流传下来。但后代领导人少了？其实不是因为后来人的口才不好，而是因为后代要遵循更多的道统和规矩，不再能随便发挥了。

革命家一代是我们政治传统和范式的创造者，他们在革命中积累了足够的政治资本，他可以突破自己设定的边界，改变自己的范式。但后辈则需要遵循前人的道路和传统，在限定的范围内做循序渐进的加法主义。

这种体制限定了后续个人政治家发挥的余地，限定了即兴性（spontaneity），限制了短期行为，但加法主义又能同时保证增量改进，使得传统和变化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6、传统束缚下，政治沟通效率和效力或会出现边际递减

官员如果凡事都要念稿，严格按照体式来沟通，把带有情感色彩和即兴性的口头沟通改为文字阅读/朗诵，那么一切就会套路化，沟通效果一定会打很大的折扣。并且伴随加法主义下传统的叠加，这种效果会出现边际递减。

长期以往，也会使得党/政府对群众的沟通效率和效力下降。

7、物极必反：“庸俗化”风险

所谓“物极必反”。传统套路的拘束下，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去几年的现象是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媒体和涉外领域）出现所谓的“川普化”：官方媒体工作者发现，既然传统约束这么多，那么不如完全脱离传统，逆传统而行，采取更加“接地气”的方式传播，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许多媒体及涉外机构于是都有这样的趋势，采用一些特别通俗的方式去表达观点，甚至有的时候给人一种印象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哗众取宠”。

也许，当官方语言过于沉闷，实在无法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时，为了破局，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就需要破位，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不惜为此平民化、娱乐化，甚至不惜庸俗化。

平民化、娱乐化是一个双刃剑。（如果庸俗化就更加严重了）用得不好，会导致自己道德降维，被认为是轻浮的，不再被严肃对待。原有的影响力及政治信用都可能因此受到折损。

所以，还是要找到中间地带。一方面要更加通俗、平易近人的表达政治政策观点，一方面要保持更高的站位、姿态和话语。

以上，都是党遵循道统之“加法主义”的困境。

二、其他一点感想

1、两个大国，两种制度。

美国是宪法一成不变，没有加法也没有减法，宪法变成了保守、反动的法律神权，约束着各种社会进步。

中国是加法主义，在既有的党章、文献上不断增加新的东西。虽然能够与时俱进，但使得党的语言、理论非常繁杂，难以让外人理解。

（笔者在下篇会聊一聊中国故事的多重主体与角度的问题）

2、本届的特征

我们这届领导人的特殊之处在于，他本人就是凝聚这种传统，凝聚着多代积累的政治资本的。因为这些因素，相对其人而言，他可以有更多的空间，对传统做更多的发挥、突破和再创造——当然这些一切都在传统的基础上，在传统的范式内，同时他也是传统更加强的加强者、捍卫者。

这一切使得新时代有很不一样的新气息、新气象。我因此也极其注意总书记的所有讲话，并且会重点看他口语、即兴的（spontaneous / improvisational）。看他对传统的维护，也看他对传统的发展。

回到政治传播、沟通、宣传问题。在好的传统、沟通与宣传里，通俗化的口语和写作是有不可取代的作用。“理论联系实际”，实际也是通俗的文字及口头表达方式。“密切联系群众”，群众需要的也是通俗的表达方式。所以一定还是要讲得通俗。说大白话。在官方话语之外，大白话是个必要的补充：越是通俗，越能平易近人，越有平实效果，也越能够传播。

因此，对领导人的即兴讲话视频，应当多加传播，相信对于讲解党和政府的政治、政策、价值观、理念、愿景会有极大帮助。

3、先对国人讲好中国故事，为人民群众赋能

现在，讲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一大挑战。笔者的看法是，倒不用着急跟“歪果仁”们讲中国故事。不妨把目标降低一点，先从国人自己开始，把中国故事、中国的党、中国的政府、中国的模式、中国的国策、大计、战略跟中国的老百姓讲清楚，讲通透，讲明白。让他们真正的理解，能够走心。讲明白了后，他们的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每个人在需要传播和沟通的场景下都可以发挥作用。

所以，新的时代环境下，我们也要与时俱进，与群众有新的、多样化的、多变的沟通方式。

讲中国故事，先要让中国老百姓理解中国故事，为他们赋能，让他们都能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体。

今天写到这里。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