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兔主席 20210602
5月31日，政治局就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次集体学习。
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要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建强适应新时代国际传播需要的专门人才队伍。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构建对外话语体系，提高传播艺术。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
真实、立体、全面，就是多元化的、多维度的，多层次的。要掌握传播规律，构建一套对话体系。要根据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精准传播方式。要讲究传播的亲和力和效能/实效性。
笔者本系列数篇关于中国故事的文章，也正是在反映同样的问题，并尝试提供一个框架。
有了总书记高屋建瓴的指示，笔者争取将这个系列继续写下去，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添砖加瓦。
今天我们接着之前的文章：如何通过多种声音、多种维度去与不同受众讲述中国故事。
4、学术话语
1）概述
学术话语，就是由学者/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制度、模式、方法、方案、路径做出学术性或类学术性的解释，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习惯、标准、逻辑和严谨性、方法论、传统，把中国的故事通过更加系统、严谨、有逻辑、严肃的方式呈现出来。
学术话语会触及人的理性而非情感，也因为其严谨和严肃，要求受众能够诉诸理性。一个东西学术化了，也一定会有一些“抽离”：它旨在把我们所看到的大量的实践、现象，各种故事，各种素材进行提炼、归纳、分析，抓住了主线与规律，做一些升华的、普遍性的、多维度的、尽可能脱离情感的诠释，最终建立宏大的叙事与理论。
理论更系统、更有逻辑、更强的解释能力，同时还可能具有一定的应用能力甚至预测能力。只有形成了理论，才可能把一个东西在人类的认知史上留下一笔，在意识维度构建某种能够永恒的东西。学术化和理论化，既是把中国的经验与实践做一个升华，也是做一个沉淀。
学术化的话语有很多好处：
a)系统化、理论化的东西能够诉诸更多的理性：
在传播里，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树碑立传也是必须的。以党史为例，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各种故事、典故，无数的英雄人物，还有一些“精神”总结（譬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至少提出过几十种精神），这些东西都非常通俗易懂，给人以情感触动，非常易于对广大人群传播。
但这还不够，要真正上升到精神层面，要具备知识性和智力性，要在人类的知识池里留下一笔成为永恒，还要做学术化、理论化的工作。
学术话语在理念传播中的角色和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传播任何理念其实都是一样，要达到多层次、多维度、立体的传播，才能广泛触达，才能永恒。譬如宗教，看基督教。它是有故事的，耶稣的言传身教。治病救人、传播爱心、受难、复活。其中，复活又是最重要的神迹。然后它有它的精神，大爱与隐忍。最后有理论，一套复杂的、成体系的基督教神学。
再看政治。譬如美国政治。它有很多的故事。好莱坞电影电视充满各种美国的故事：有价值观的——自由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有物质的——美国物质上的富足。等等。也有精神层面、浪漫化的东西，对自由及西式民主的向往，“美国梦”的实现，等等。但这些还不足够，它也有理论化的东西。理论化的东西依托的是整个西方近代数百年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体系。从个人的意志与理性、个人的价值，个人所能够及应该享有的资源（权利），到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及政府的关系（涵盖了从自由到平等的所有内容），都有理论化的解释，有一整套有框架、有逻辑、自洽的意识形态体系。
当我们看到《权力的游戏》最后一集，新王在众人推选之下以民主的形式产生时，我们看到的是故事和精神，会以情感响应。而当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学到自由主义学说，看到的是理论，会以理性响应。
共产党第一代革命家，党的创始人们，都是热血青年。在感性维度上，他们都是爱国者，旨在救国。但这个运动也有理论化的维度，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所打动。中国红色革命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理性和感性两者缺一不可。
要使一个想法、一个实践，一个东西在思想层面得到传播，最终留存下来，必须加以理论化。
b）完成与人类知识的“最高”体系对接，有利于提升其在受过高等教育人群里传播的效果与质量。学术是代表人类在求学认知努力上的最高形式，或者说至少也是最系统、最严肃、最规范的形式。一个叙事体系被学术化了，与学术体系完成对接，方可与人类的知识文献、知识池、知识库、知识传统“链接”。
——理论会化为可以传世的著作——书籍、文章……
——学生们将会在书本里，在课堂上学到这些学术理论
——研究生们、学者会在象牙塔里研究、诠释、发展这些学术理论
——其他国家、社会、不同历史时空的人们可以去读这些学术理论著作，了解中国的历史与实践，从其中获取有用的资源作为自己的指导或参考
2）讲述者
讲述者也是多维度的。笔者按照讲述的内容，将讲述者归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严格意义“官方的”，他们主要按照官方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传统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党/政府体系里的宣传及研究机构（典型如各种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基本上都遵循官方体系，并且负责延续和发展官方体系。
他们和这篇系列之前提到的“正统/主线话语体系”其实是一回事，即用我们正统理论去进一步阐释我们的政策。相比一般的官方文书和话语而言，学术化的正统/主线话语就更加的“厚重”和“繁冗”了，他们的价值，主要是在继续维护党在意识形态理论上的自洽，延续过往的框架与传统。中国共产党从最一开始，就非常关注理论和意识形态，直到1990年代摈弃“姓社姓资”的争论之前，理论及哲学在党的政治与政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任何政治和政策的提出都需要通过传统理论及意识形态框架加以论证。在过去，谁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掌握得好，运用得好，能够解释和佐证自己的政策，谁的话语权就大。毛主席在党内的地位除了军事上的成就之外，还有他对理论的理解、阐述和应用，远远超出同龄革命者。
对理论和哲学的关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与传统。今天的年轻人看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文件里的哲学用语，会觉得非常遥远。
这个传统现在还在保持，但笔者认为更多的是一种必要的仪式。之前那种在哲学层面真正较真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在提出的中国故事的几个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其实有很多的解释方法。官方学术派必须能够用正统的理论体系去解释这些问题。这是一种自我阐释和表达。是带有所谓的“主体性”的。
官方的学术化、理论化表述，其实并不考虑对外的，不一定用于传播，它就是自我传统的传承，是中国共产党自我意识存在的写照。
（当今大多数的普通人和海外人士对官方理论表述其实都会表示很难看懂）。
第二类是来自中国大陆背景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在公立学校、研究机构及其他事业单位任职，但表达的理论体系应该是非官方的，“第三方”的。
他们可以用一切有别于官方正统的理论来解释当下的中国。他们可以基于各种理论来源于基础，使用各种标签，甚至还可以有一定的主观价值倾向。譬如“新儒家”、“新左派”、“新保守主义”、“新权威主义”……什么都可以，无所谓的，只要提出一套相对自洽，能够解释中国模式、体制的理论框架就可以了。他们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去分析“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笔者以为，能够传播的理论化分析，应当具备几个特征：
一是要适当的抽离，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臂距离”），是“第三方”的，要把中国的模式、制度、实践作为一个客体/对象来研究。客观性、中立性非常重要。
二是要与西方主流的学术话语体系衔接。换言之，就是用一些已经在西方确立的政治话语概念去解释中国。这些概念是中国正统话语体系以外的一般学者能够看得懂的。有的人对此可能介意，好像认为按照西方的概念去诠释中国就是对西方让步了。笔者的看法，1）西方提出的政治概念从左到右是非常全的，中国的绝大多数价值观和实践在西方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概念。2）应用西方概念解释中国，其实就是个翻译工作。翻译肯定不能完全精确，但能够大抵表示一个相近的意思，使得跨文化的传播成为可能。我们现在对外沟通也是用英文的，只不过很多意思是直译，对方看不懂，为了传播，需要做一些意译。没有必要抗拒使用西方的概念，就好像没有必要抗拒我们用英语和老外沟通一样。目的是为了介绍中国。
三是可以对中国模式表达疑问，甚至还可以有所批评。不用完全讴歌赞美。没有批评的话，赞美也无意义。中国体制的能力就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往往也有一定的周期，可能付出代价。没有任何的制度是完美的。不需要去论证一个完美的制度，那就是宣传/propaganda了，这样的理论就丧失了客观和中立性，在传播效果上会打折扣。
四是把重点放在解释和呈现中国制度模式上，但未必是宣传中国制度。这个和前面几点一贯。很多东西点到即止，受众自己是可以体会的。中国文化讲究中庸、谦虚、低调，是有道理的。如果初心是为了介绍中国故事而构建一个理论体系，那就要注意“度”，不用过度吹捧。尤其当这个理论说法是由中国人自己提出来的时候。
第三类是海外的学者知识分子（可以包括海外华人，但此处笔者主要指西方世界的“老外”）。他们不仅是从学术/理论类/或准学术角度构建中国故事的重要人群，而且因为他们的身份和视角，可能是比中国学者更重要的人群。
——他们必然是“他者”、第三方，受制于西方的社会及政治文化生态圈。在西方/海外的受众看来，他们肯定比中国学者更加中立；
——他们是在西方学术体系里培养出来的，会用西方的理论视角去看待与诠释世界，在整个话语体系上天然与西方相通；
——他们能够精通应用西方的表达方式；
——他们能找到、看到东方人可能看不到的西方的跨文化/文明的独特视角
笔者在十多年前帮助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从事邓小平时代的研究。傅高义教授就是这样一个讲述中国故事的海外学者。他的研究成果对于在国际视野下构建中国当代故事的叙事极为重要。不过，傅高义并不是一个构建抽象、宏大理论与叙事的人。他非常的特殊，是一个“后宏大叙事”、“后理论”时代的学者，他所做的工作更多的是还原历史，同时有意识的拒绝构建宏大叙事及理论。但最重要的是：他的研究方法是学术的。笔者会按他的研究方法，将他的成果归结归为学术/理论话语体系。
海外学者用学术化、理论化的方式介绍中国模式，能够触及西方的知识界和社会精英，会有巨大的传播效果。应该是重点“培养”和“发展”的对象。
“发展”老外困难，也可以“发展”在西方体系里教育长大的海外华人。
3）受众
推广中国故事（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需要能够触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而且恐怕不仅仅是一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还是里面的“精英”（虽然笔者不太愿意使用这个字眼）。是的，学术话语的受众就是“精英”。在任何一个当代社会里，这批人也都是各个领域的主导者、管理者。
反过来，中国故事要能面向不同受众，如果要向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人群传播，也一定要做学术化和理论化，因为学术化、理论化的东西代表更加高阶、更加系统的认识，更加有质量的认知，其在传播上的深度与效果与一般讲故事是不同的。
4）点评
将中国故事学术化、理论化，是在高阶、高维宣讲中国故事之不可或缺部分。只有学术化、理论化，才能触及精英受众群体。
在此需要提到，可以有学术写作，也可以有类学术/准学术写作。参见：《非学术写作（non-academic writing）知识性写作的奢侈与好处》
何为“准学术写作”？即学者/知识分子在公共媒体/公共空间上发表的非学术型评论文章与讲话，这些文章与讲话可能会援引一些学术概念，遵循学术话语体系，使其与“学术共同体”及知识精英/知识界所接受的“知识素材”能够实现一定的“链接”及“互通”。
美国顶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不是学术论文，甚至不是书籍，而是在报刊上的评论文章。
笔者不在学术界，是学术共同体之局外人，因此，只能在业余时间做“非学术”但“类学术”的尝试。在对外沟通时，我发现效果很好。在之前的文章里我也有提过，后面会再写写。举例，我在twitter上给自己拟的标签：
“cosmopolitan patriot | progressive communitarian | socialist traditionalist | environmental humanist | secular spiritualist”
我把一系列具有反差，但都是西方人很容易理解的标签汇集在一起，以此表明我的（中国）价值，同时展示了这些价值的多样性、立体性及复杂性。我在未来后面会撰文解释我的标签。
我在twitter上还尝试对满大街皆可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了一些非官方话语的诠释。没写完，还待完成。这个以后我也会再总结一下。
这些都是微不足道的努力。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也应该为讲述中国故事做出自己的努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