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故事（八）媒体的维度及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兔主席 20210604
本系列前面几篇文章，把针对不同受众、不同维度和“版本”的中国故事梳理了一下。
源起于5月17日手绘的这个表格。
把这个手绘图变成表格：
表格中加粗的黄框部分（#2、#3、#5、#7）是笔者认为需要着力补充的，是“工作重点”。（这和笔者的手绘表格不同，手绘表格里包括了#4）。
笔者在2019年末写了一篇文章《升维才能反击——媒体和文宣的维度与格局》。将媒体归为五个维度，我们重温一下：
1.0为官方媒体，带有宣传性质；
2.0为非官方，或官方但带有可信独立性的新闻媒体；
3.0为民间自媒体（非机构的），主要在互联网社交媒体上运作；
4.0为官方秘密运作的民间自媒体（马甲），其在界面、内容、风格上与民间自媒体完全一样，看出来，但背后是为了推动特定的政治议程（譬如宣传）
5.0为政府在自己能够直接影响和控制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利用民间自媒体马甲进行运作。笔者之前即指出，西方可以在自己的平台上（Facebook/Instagram/Twitter）发展出5.0媒体（但有可能限于自由派/左翼），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平台，因此止于4.0，但西方会认为tik-tok有可能发展演变出中国的5.0，所以会希望打压。
我们可以结合这几个维度，再来检视一下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
#1 中国故事的正统主线话语——官方版本
官方是垄断这个话语体系的，这个话语体系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不是宣传，而是通过成文文字，传承当代中国的政治传统与秩序。在过去四十年以来，它还有一个特征即“加法主义”，严格遵循过去的传统，只做一些边际的改进和调整。时间长了，这个话语体系就变得非常厚重，也有些繁冗。它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传统，还有特有的格式、模式与风格。我想体制内基层人士理解起来都是有些难度的，更何况是体制外及海外人士。这个话语体系并不适合用作宣传（包括内宣与外宣）。
笔者还认为，正统/主线话语如此的严格与厚重，甚至会降低思想和理念在体制内的传播，虚弱传播的效能。体制内的人士（譬如广大基层党员）可能都需要一些“翻译”，帮助他们理解各种政治政策背后的核心思想。
如果要从宣传的角度去评估这个版本的中国叙事，那它当然只能是1.0。
#2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官方版本
这就是官方为了触及和影响大众，采用更加亲民、通俗的方法去阐释自己的理论与政策，讲述中国故事。官方版本最大的限制是不能脱离正统/主线话语，例如不能发明新的概念和提法，不可能用第三方的角度去解释正统/主线话语，也不太可能用第三方的角度去点评中国制度和模式（任何制度都会有优有劣，不会是完美的，官方是主体，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太可能对自己的制度和秩序做批判性分析）。
此外，官方版本最容易被视为是宣传（所谓的“propaganda”——请注意，这是一个贬义词），其可信性、客观性、中立性会受到影响。
针对“#2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官方版本”，我们会发现，如果官方话语印迹比较重，就很被视为是1.0媒体，其传播效能可能下降。又因为官方版本很难显著脱离正统/主线话语，所以辨识度很高，很容易被发现其实是1.0。
官方有没有可能升维呢？有可能，但这就需要最大程度的脱离官方话语体系，而且与官方立场保持距离，让人看上去完全是来自民间的叙事。如果这样，就可以达到4.0媒体。
#3 面向本国群众/大众的话语——民间版本
由民间去从自己的角度讲述对中国制度和模式的理解。
讲述者可以是企业家、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知识分子、普通工人、农民、自由职业者。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从创业企业家，到姚明，到李子柒这样的“手艺人”。
讲述的方式、体裁、题材都是多样化的、立体的。他们可以讲讲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自己的人生，对国家与社会的理解，对中国党/政府/制度/政治秩序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还有对自己、家庭、社会、国家、世界的期望。都可以。他们的叙事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不仅仅要对世界讲，首先要对中国人自己讲。
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培养发展起来的新的高知/专业群体，受西方影响比较大。他们对中国的体制以及最新的政治政策也有很多不理解。也要和他们做沟通，讲中国故事。如果这些国人都沟通不了，那可想对海外人士沟通会有多难。
而如果是面对中国的高知人群，那还不能只讲通俗的、诉诸情感的体验，还要有一定的理论化。理论化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是“#7学术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从媒体“维度”来讲，因为这类叙事都是来自民间的，与体制有所谓的“一臂距离”，因此理论上可以达到2.0至3.0。
当然了，笔者《升维才能反击》主要讲的是外宣，是从国际视角下的评估。在中国的内宣环境里，很难这样去界定。人们看看环球时报、刷刷学习强国就挺高兴的。在大陆，对于大多数人群，1.0媒体是可以发挥效能的。
所以，2.0、3.0媒体主要还是针对那些想法比较多、受西方影响更大的所谓高知人群。
#4 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官方版本
#4就进入了外宣范畴。官方版本，即便表述十分的通俗化，但也多少会有官方印迹，包括它使用的措辞，呈现的对中国政府和立场的态度，发布内容的渠道，包括发布内容的具体的人，等等。在外宣环境里，只要被认为是来自中国官方，就会被降维打击，视为“1.0”的宣传（propaganda）。
所以，在海外舆论场上发布信息的体制内人士通常都需要声称，言论是代表个人观点的，希望藉此与中国官方保持适当的距离，增加“可信性”，防止被降维。然后，twitter之类的媒体会迅速给他们标上一个“China state-affiliated media”（中国政府关联的媒体）之类的标签，对他们实施“降维打击”。
因此，官方媒体及人士很难摆脱1.0的“境地”：除非能够不拘一格，完全摆脱官方的印迹和束缚，化身为4.0进入西方舆论场。这个难度是很大的。无论对于管理者，还是对于具体执行的一线人员来说。
#4的工作固然要做（而且有大批的人正在做），但由于中国体制与西方体制及话语的鸿沟，通过#4，可能很难破局。
#5 面向港澳台及国外的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这就是从非官方和民间的角度，针对港澳台及海外人士，讲中国故事。
如果使用的话语足够的国际化，与中国官方叙事能够拉开一定的距离以表现出可信的中立性和客观性（无论是身份、措辞，还是立场），那这样的叙事和宣传就可以属于3.0媒体，传播效能大大提升。
做这样工作的人，当然是对中国模式、制度、故事抱有认可和热爱，且具备与西方/国际交流能力的民间人士。
3.0媒体是独立的，他们不需要对中国全盘赞美，只要提供一定的视角就可以了。他们是更大中国故事叙事里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有个美籍教师何伟（Peter Hessler）。他曾在1996—1998年在四川涪陵志愿服务两年，其后成长为有一个影响力的知名作家，出版了“纪实中国三部曲”——《奇石》《江城》《寻路中国》，在中美民间享有较高的声誉，被人们视为沟通促进中美两国民间相互理解的标志性“桥梁式”人物。这些年来，何伟用他温和而乐观的叙述，呈现出了一个崛起中的中国——尤其是聚焦市井人文生活。当然他也会触碰政治话题——这是很难避免的，但是有边界，极少会涉及任何的极端主题。曾获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张彦承认：“何伟的作品挑战了报道中国的惯例”，呈现了“使美国人感到熟悉——霍肖雷·阿尔杰（ Horatio Alger ）式普通人的奋斗故事”。
近日，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美籍教师何伟因校方拒绝与其续约而可能离开中国的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里引起广泛关注。
COVID-19疫情以来，何伟在《纽约客》杂志（西方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高知杂志）上发表多篇来自中国的报道。虽然肯定是有偏颇之处的，但整体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中国的抗疫成就，是整个疫情期间西方主流媒体里极少数的理性涉华声音之一。他也因此被攻击为”中国的宣传工作者”（旨在对他降维打击）。
何伟就是非常典型的海外人士写作的3.0媒体。对讲述中国故事非常关键。今天，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难能可贵。
不过，这几天，四川大学匹兹堡学院拒绝与其续约，使得他可能被迫离开中国。这个消息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特别是关心中美关系的人士）里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发挥各种力量。对何伟这样的人士，一定要尽量挽留，否则将是我们事业重大且不必要的损失！
引用总书记的讲话：
——“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不断扩大知华友华的国际舆论朋友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2021.5.31）
说得何其的好啊！要广交朋友，团结和争取大多数，要鼓励、发展、激励、挽留这样的国际友人，要培养能够讲述中国故事的“3.0媒体”。
这里，我们再谈谈4.0媒体。笔者的理解，以我们的国情，有多种多样的限制，所以不太容易在体制内直接发展出4.0——即直接受雇于政府单位，将自己的活动完全向上级公开，同时在海外以民间身份“潜伏”活动。
比较实际的办法是：培养和发展一批民间爱国人士（含港澳台人士），或者对中国有好感的外国友人。他们不是体制中人，不收受体制的好处，与体制保持一臂距离。他们是出于情怀和价值观，为中国做事情。他们对海外的舆论场需要非常有意识，他们是表述自己的观点，也绝对不会简单复述官方的话语和叙事，更不会披露自己与中国政府/体制的任何联系。
前段时间，若干“老外”运营的youtube账户被英国媒体“降维打击”，称他们收受中国政府的好处（资助他们进行某些考察）、为中国政府说话。Youtubte也对若干账户进行了限流。这就是旨在把他们降维为中国的1.0或1.0的衍生品。这与前述何伟的情况一样。
所以，中国政府要做的是，留意和观察这样的潜在人群，可以与他们建立某些联系，给他们提供一些素材和必要的支持（譬如参观访问的条件），但仅此而已，不需要去影响他们观点的发布，更不要设想去设定他们的议程。让他们自由发挥就可以。
有了无数这样的人，才能构成我们的3.0~4.0媒体，对海外受众讲述多维度、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
#6 学术话语——官方版本
《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这是#1的衍生和发展，主要是中国体制意识形态体系的延续与传承，但对于宣传的作用和效能不大，就不阐述了。
#7 学术话语——非官方/民间版本
《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非官方/民间的学术话语（也包括类学术、准学术话语）尺度就大了，特征就是更加严谨、抽象、有逻辑，延续学术或知识界的概念和表述，试图构建更加宏大的体系。
学术话语既是升华，也是沉淀，学术话语可以留位永恒，向当代和后代的世人传播。学术话语对热衷理性思考的高知群体有吸引力，帮助他们形成认知。
当代人的知识和信息世界非常的碎片化，不爱读长的文章。尤其是那些身居要职、十分忙碌的人士。所以，在各类学术话语里，类学术/准学术写作的影响力更大，参见：《讲述中国故事（七）丰富中国故事的“叙事版本”（3）学术话语》
一个独立学者或知识分子对中国故事的带有知识性、类学术性的写作和讲述，对于高知群体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他其实可以同时属于#3（面向海内人士的民间话语）、#5（面向海外人士的民间话语）、#7（民间学术话语）。通俗化的的#7，既适用于#3，也是用于#5，能够触及广泛的高知人群，有高质量的传播效能。
这样的讲述与传播，可以属于“3.0+”媒体。
如果与体制发生“秘密”联系，则可以属于“3.5+”或“4.0+”媒体。
结语：讲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现在我们说，要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但还有一个问题，大家一般不会提，许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就是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这么“难”。
笔者之前写过若干文章，分析过这个问题。譬如《西方对中国认知偏见的十个方面》。类似的观点散见于笔者其他的文章。
有机会的话，我再单独写写，讲好中国故事为什么“难”。
一方面的原因是地缘政治的：“因为中国强大，西方就要打压”。“这是第一超级大国与正在崛起的第二超级大国之间发生的必然斗争”。
这些东西能够解释中美关系，但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故事、中国制度、中国模式并不那么容易为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及“五眼“国家以外的西方国家）所理解、接受。
地缘政治并不能用来解释一切现象。那太简单、太肤浅了。
意识形态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核心，还是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主流政治体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
一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传统与西方（以及其他国家）的不同；
二是当代中国吸收接纳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在当代西方已经式微，甚至实际上已经消亡，而且它与20世纪初的极左政治以及美国/西方经历的冷战相关。
中国保留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传承，又做了极大量的本地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内生发展，已经迭代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全球政治上的“加拉帕戈斯群岛”。
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制度是两个不理解、两个陌生的叠加。
对中国政治文明的不理解 及 对马克思政治不理解 的叠加。
这就是不理解的“平方”。
不理解之外，还有对共产主义政治的敌视——从理性与感性角度的双重敌视。
华人社会里，最擅长讲故事的地方是新加坡，他们把华人/亚洲模式讲成了一个西方人可以接受和理解的模式。
中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中国有非常复杂、外人难以理解的政治传承与“包袱”。
只有先意识到“讲中国为什么‘难’”，才能理解为什么讲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变成了一个挑战；
也只有理解了“讲中国为什么‘难’”，才能在国际舞台上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这也是我们需要结合不同的人群和受众、构建和讲述多样化、多维度、立体、全面的中国故事叙事话语体系的原因。
今天写到这里。
（全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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