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六）——“第二个30年”：“共同富裕”概念溯源

兔主席 20210910

今天聊一聊“共同富裕”概念的提出。

一、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共同富裕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共同富裕，先引一段习总书记的讲话。

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也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

——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习总书记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价值（“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这段讲话里，他将现当代中国通过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希望实现的政治目标与传统价值联系起来了。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但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在中国受到欢迎，在一百年前被一群爱国志士视为拯救中国的手段？——正因为它契合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及愿景，在中国是一种人人都能感知和认同的普适价值。近代从李自成到太平天国，大多起义与革命都有均田均富的主张，藉此获取大众的支持。

但在一百年前，很多青年爱国者对中国传统制度与文化是持批判态度的，不希望回归过去，而希望在西方（或东瀛）找到拯救中国的新的药方。

马列主义是来自发达的西方文明，其既有复杂精妙的理论支持，又有在俄国的革命实践，因此尤其能让人信服。一个世纪之前的青年们，通过这个当时前卫的舶来理论，为一些朴素的传统信仰与理念找到了新的支撑与发展。

当时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是“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也得到国人的响应。其中“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socialism）——应该是为了便于宣传、通俗易懂，再要靠上一个“民”字，就译为“民生”。民生解决的正是老百姓的生计和福祉问题。在之后的二十年，伴随俄国革命的成功，共产主义学说的兴起，以及孙中山的联俄容共，他对民生主义又再做过诠释：“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非但不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显然，这是希望通过概念上进一步靠近共产主义，获取中国进步左翼及大众对民生主义的支持。

可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念对中国大众是有先天吸引力的。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理念能够在中国成功，因为它契合中国的一些传统理念与精神。

二、对共同富裕的定义、理解

究竟何为“共同富裕”？其实是缺乏清晰的定义的。

中国古代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说法——其实并不怕穷，就怕不均等，有的人富了，有的人没富。如果这样，就觉得不公平。这是一种均富的思想，均富所要追求的是经济结果的平等（equality of outcome），其与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ies），或者基本权利的平等，都是不同的。

在西方政治光谱里，追求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结果的绝对意义上的平等，属于非常“左”的主张，处在政治光谱的最左端。这个最左端，支持者寥寥，因为它违反人的直觉：有的人勤劳、刻苦、努力，难道就不应该获取多一些么？还有的人懒惰、不努力，相当寄生虫，为什么大家的经济结果要一样？如此一来如何奖励勤劳的人？还有什么公平可言？

笔者以为，“不患寡而患不均”并非完全追求结果平等——如果所有人都能达到一定的基本水平，即便不求所有人都非常的富裕，但都过得相当不错，可以满足生活各种所需，那也可以。所以，这个理念追求的应该仍然是“相对均富”，而不是“绝对均富”。

“相对均富”即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大家都能达到一定的绝对富裕水平；二是社会的基尼系数也不要太高：不要两极分化、头部和底部落差太大。满足此两条，就是“共同富裕”。

但只要第一个条件满足得好，大家的绝对富裕水平都很高，第二条的压力也就小了。我举个例子：那些非常殷实的大城市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并不会特别羡慕收入更高的人群（譬如企业家和明星）。财富超过一定数量后就是“数字”了，额外的财富对提升人的幸福是有边际递减效应的，到了一定量级，再多的财富可能也不能使一个人更加快乐。

在2021年这个时点，大多数人所能理解、接受并认同的“共同富裕”，应该就是上述这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但肯定不是“绝对均富”。今天，那些对“共同富裕”概念表示不理解或担忧的人，主要担心这是否是在主张“绝对均富”。

笔者的理解，邓小平时代所提出来的“共同富裕”概念，就是一个“相对均富”的概念，不是“绝对均富”。

如果硬要把“共同”和“富裕”拆成两个概念，那么先富裕，后共同。

同时要看到，即便是，“相对均富”，也会有一个所谓的程度问题：即在大多数人相对富裕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均等。对不均等容忍度越低，越希望所有人富裕水平接近，是为越“左”；容忍度越高，可以容许富人之间再拉开一些距离，是为越“右”。

中国社会的文化是，一方面注重“大同”，但一方面又鼓励个人奋斗，相信人需为自己的成功或失败负责，而厌恶懒惰、寄生。这就使得“福利主义”在中国没有市场（这点，中国和美国颇有相似之处）。所以，中国人其实能够在共同富裕的基础上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均等。

三、对共同富裕理念的追溯

先说说马克思的共产主义。

一直以来，“共产主义”被认为处在西方政治光谱的最左端。

其实主要来源于理论与实践的偏差。

从理论上看，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的愿景是，在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社会上的所有劳动者将共同掌握生产资料（means of production）并进行生产。这也是劳动者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为自己（而非资本家或其他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如此一来，他们也将共同享有生产资料所产生的劳动果实。同时，在共产主义之下，生产力应该是极度发达的，物质极大丰富，可以满足人们的各种所需（按需分配）。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了。共产主义的“共同富裕”，按照笔者理解，是一个在绝对高水平下的绝对均富。

但这个距离现实世界很远。共产主义革命与理论是有出入的。理论相信历史是线性发展的，共产主义最终会到来，是时代的大潮，不可避免，但不会强调个人及团队在特定时期里发挥的作用。理论也无法预测生产力究竟什么时候足够发达了，应该去推动生产关系的转变了。

革命政治是不同的，要解决的是现实的社会不公的问题，不能等待一个抽象理念（“共产主义一定会到来，但是几百年上千年的事情，和我们这一代人没关系”）。革命政治更加相信在特定的时代下，个人与团体的理论。革命政治亦更加相信，即便没有任何其他因素的变化（譬如没有科技的发展），仅仅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释放生产力。而马克思所采的辩证法的特征就是“正说反说”，为这种可能性也提供了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但反过来生产关系又可以影响生产力，发生反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的核心：更多的旨在通过改变生产关系（合作化/集体化），改变生产力。

但实际上，改变生产关系并不一定能促进生产力，反而有可能削弱生产力，导致没有进入共同富裕，反而进入共同贫穷。

现在为“共同富裕”溯源的时候，除了马克思以外，一般都会尝试追溯到毛泽东主席。但毛主席其实很少讲“富裕”这个概念。富裕往往和富裕农民（富农）联系起来，在当时的话语体系里，并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概念。所以，为了和毛主席联系上，就找到了五十年代他的一些讲话和文章，譬如1955年会见工商界人士的讲话，以及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但仔细一看，他当时所讲的，和邓小平时代的“共同富裕”并非一个概念。

“我们要使全国大为发展大为富强，我国是大国，但不富强。飞机大炮都不能自己造，谈不上繁荣富强，但按照我们计划办事，可以富强。这是大家的富，大家的强。”

——在工商联执委座谈会上的讲话（摘录）（1955年）毛泽东

这一段时常会被引用。但可以看出，毛主席侧重讲的是国家的富强。国家总体的富强，和每个个人的富裕，还不完全是一回事。我们每个人看到国家富强这个字眼，大概也会有点“间接感”：我们作为爱国公民，当然都祝福国家的富强，没有国家的富强，可能不会有我们大多数人的富裕（是“必要条件”）。但国家富强也不一定就能解决我们个人的富裕问题（不是“充分条件”）。个人的问题还要靠个人解决。

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观，而非放在社会或公民层面。与“富强”这个词对应的一个通用成语是“国富民强”。虽然历史上也有民富国强的说法，如：

“《吴越春秋》：越王内实府库，垦其田畴，民富国强，安道泰”。

“民”置在“国”之前。但这是少数。有尝试用“互文”修辞解释该等表述的，即无论国富民强还是民富国强，都是指民和国的富与强。但按照中国传统政治秩序与文化，还是要让民让渡予国，个人对集体做让渡和牺牲的。所以，富强终归是和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看到这个词，不会有联系自我的太强感觉。

下面我们看看，另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毛主席关于“首次提出‘共同富裕’”概念之说法。我提供了上下文，并将“共同富裕”黑体标黄。

“大家已经看见，在最近几年中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新富农已经到处出现，许多富裕中农力求把自己变为富农。许多贫农，则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地位，有些人欠了债，有些人出卖土地，或者出租土地。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失去土地的农民和继续处于贫困地位的农民将要埋怨我们，他们将说我们见死不救，不去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那些富裕中农也将对我们不满，因为我们如果不想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话，就永远不能满足这些农民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人和农民的同盟能够继续巩固下去吗？显然是不能够的。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这就是在逐步地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逐步地实现对于手工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逐步地实现对于整个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的联盟才能获得巩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这个联盟就有被破坏的危险。劝我们“下马”的那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想错了。”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收录于《毛选》第五卷）

这里，毛主席首次使用了“共同富裕”四个字，但理念与邓小平时代是不同的。他将富农经济/个体经济/资本主义与共同富裕对立起来，认为需要在农村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通过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将生产资料掌握在农民集体手里，以实现共同富裕。这种理念，源自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的做法：专注于改变生产关系，认为仅靠改变生产关系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释放生产力，创造更大的物质/经济产出，并让所有劳动者处于一个更高的生产与收入均值（数学公式：在社会主义改造后，人均生产产出及收入中位数应当均大于社会主义改造前）。

退一步，哪怕生产力没有得到极大释放，总产出并没有提高，但仅仅由于人们收入更加均等，不公的恶现象得到铲除，就算达到了重要目的。

在农村问题上，苏联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还有其他一些不同。苏联体制不尊重农民，认为农业总体是落后的经济，希望通过农业集体化及“工农业剪刀差”，，用农业经济支持工业的发展。毛泽东则不同，作为农家子弟，对农村问题有极大的关注，希望解决不公问题；认为解决农民/农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关键，中国在经济模式上也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有别于苏联的道路。

但无论如何，毛泽东希望解决的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的各种弊病：土豪劣绅问题，下中农面对的不公问题。生产力未必就能够实现飞跃，但至少扫除恶现象，让大多数人能够过上一个比较好的日子。

在政治光谱上，毛泽东所指的“共同富裕”，较今时人们所理解的同一概念，要更加的“左”。在“共同”与“富裕”两个字眼上，他更强调的是“共同”，这是第一目标。

当然“富裕”也是要大力追求的目标：农业集体化有可能发挥人的各种主观能动精神，帮助全面释放生产力，改善所有人的生活。这是改革者乐见的结果。戎马一生，掌握天下，自然希望在晚年实现青年时的愿景，服用一剂能够解救中国的药方。

而即便使用同样的概念，内涵也是可以有不同，有演进和发展。本文前面已经提到，就“共同富裕”这个概念，如果说邓小平是“先富裕，后共同”，则毛主席是“先共同，后富裕”。侧重不同，过程和手段也不同。

官方话语里，将“共同富裕”追溯至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与理念、毛泽东在建国后的提法，也都是为了维护和尊重中国党的政治秩序与传统，非常必要，但外人又未必读得懂。

这也是笔者写作的原因。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