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读周末┃商王朝：从传说走向信史---八十七载殷墟发掘
作者：孙妙凝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洹水，一条在甲骨卜辞中便有记载的河流，她从太行山的怀抱中淌出，蜿蜒而行，最终注入卫水。商朝晚期的都邑遗址——殷墟便坐落在洹河中游一个箕形盆地的口部，往东是一望无际的豫北平原。
洹水无言，曾见证了一个王朝的繁盛与倾覆。千百年来，山河变易，那些瑰丽与沉痛都已随着岁月烟消云散。这片广袤的土壤将文明的密码深埋于地下，等待千年后的有缘人解读。7月中旬，记者来到位于洹河之畔的殷墟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聆听来自三千年前的历史回音。
┃殷墟发掘开创中国田野考古先河
徜徉于殷墟博物馆文字展厅，一片片甲骨仿佛在诉说三千年前逝去的历史。展厅中最为醒目的是一片1973年出土于殷墟小屯村南地的甲骨，其上有93个字的甲骨卜辞，所记为商王田猎之事。仔细端详甲骨上的文字，它们细小而灵动，当年祝祷的巫师和国王早与宏伟的都城一起灰飞烟灭，而这文字的舞蹈却被定格，成为千年后探寻文明起源的密钥。
殷墟的发现，还得从甲骨的出土说起。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被称为“龙骨”的中药中发现了一些特别的符号，他辨识出是与上古金石文字类似的文字，这便是人们现在熟知的甲骨文。1908年，罗振玉查明甲骨的出土地即安阳小屯村，并通过考索辨明，安阳小屯村即为“武乙之墟”，安阳殷墟遗址从此为世人所知。
这一发现在学术界可谓石破天惊。1928年，“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所选择的第一个发掘点便是出土甲骨的安阳小屯，并在此后的十年先后开展了15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发掘面积近5万平方米，发掘工作主要由李济、梁思永主持。通过发掘，研究者找到了商王朝的宫殿区和王陵区，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关于商代晚期都邑地望的记载。不仅如此，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被发现，包括甲骨文、陶器、铜器、人骨、兽骨等。这些实物资料与文字资料共同描绘出一幅商代晚期高度发展的历史文化画卷，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邑的事实也被确证。
殷墟发掘之始，正值西方近代田野考古开始影响中国学界。殷墟是由中国考古学家主持发掘的第一处重要都城遗址，与以往金石学家对甲骨文的探寻不同，李济将西方考古学的知识与中国的田野实践相结合，也更注重对殷墟出土的文字、器物进行系统的整体性研究，他曾表示“古学知识，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有学者认为，由李济主持的殷墟发掘与研究形成了中国田野考古学技术与方法的传统，他也因而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殷墟的发掘由此被迫中止。
┃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渐清晰
新中国成立后，殷墟考古工作揭开新篇章。1958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队成立，并于1959年设立工作站，开始有计划地进行殷墟的发掘和研究工作。
这一阶段的发掘可谓硕果累累。1950年，郭宝钧主持发掘了武官大墓，对于其中人殉与人祭的研究，推动了50年代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76年，郑振香在小屯村西北地主持发掘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妇好之墓，这是可与甲骨卜辞相印证且能确定墓主人身份的一座王室墓。
经过多年发掘，如今，殷墟的范围和布局已经越来越清晰。殷墟的面积约30平方公里，东西长约6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其中心是洹河南岸的宫殿宗庙区，在这里发现夯土基址60多座。宫殿宗庙区以外，则是大量的居民点和手工业作坊。宫殿区东北部的洹河及西南部的壕沟将王室成员的居住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并起到防御的屏障作用。洹河北岸的西北冈是殷王陵墓区，王陵区东西长约450米，南北长约250米，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在这里共发现带墓道的大墓13座，还发掘了1400多座祭祀坑。祭祀坑多集中在王陵区的东部，可能是商王祭祀祖先的公共祭祀场所。
目前，就殷墟的发掘和研究而言，无论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都取得了进步，一项重要成就是利用地层关系和类型分析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期研究，确立了殷代陶器分期标准和组合特征，并找到了其发展序列。依据陶器形态的变化，考古工作者将历时270余年的殷墟文化分为四期，碳十四测定年代方法也为确定殷墟文化的绝对年代提供了依据。殷墟文化发展的时空关系逐渐清晰起来。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唐际根介绍，随着考古发现的不断丰富，殷墟研究的课题也不断拓展，从殷墟文化分期到环境；从人种、人口、家族组织到建筑业、手工业；从农业到埋葬制度、祭祀制度；从文字到艺术以及晚商社会性质等，都有所突破。
┃以殷墟为“支点”探中华文明起源
自20世纪初至五四运动期间，史学界曾掀起一阵疑古之风。疑古派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攻击，否定了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体系。那么，新的古史体系当如何重建呢？甲骨及殷墟的发现为茫然的求索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甲骨文发现以后，王国维通过对甲骨卜辞的考证，写出《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辑出了一个与《史记·殷本纪》相类的商王世系表，并验证了古本《竹书纪年》中关于“自盘庚徒殷至纣之灭，七（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徒都”的说法。
而自李济、梁思永以来的考古工作者则通过对殷墟的科学发掘，用丰富的遗物与遗迹印证了《史记》等文献的记载，并复原了商代晚期都城的真实面貌。商代的历史由此成为信史。回顾殷墟发掘的经验与启示，李济曾说：“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的构成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寻。”
安阳殷墟的发掘不仅把中国的信史上推到商代，而且为进一步探源中华文明提供了重要线索，为重建中国上古史的架构与体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李济认为，通过殷墟的发掘，“我们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它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系”。殷墟也是考古学上一个可用于比较的标杆，用傅斯年的话说，“因为这个时期，是史前的一个最后时期，以这个时期的人骨做标准，去比较其他地方所发见的人骨，来定他们的时代先后，可以知道人类的演进是怎样；同时以殷墟发掘的陶器做标准，推出其他地方的陶器变更情形，及其时代关系，可以断定其时文化是怎么样”。
总的来说，殷墟发掘将商代晚期的文化遗存揭露出来，并可与古史相印证，这就构成了一个“已知点”，研究者便可在此基础上追溯更早的中国文化，依据新的考古材料重建中国上古史。新中国成立以后，考古工作者先后发现了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等，其年代、性质的判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三代文化体系的构建，可以说都是建立在殷墟这个“支点”上的。
┃殷墟发掘与研究走向细化
如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工作站已经悄然走过50余个年头。虽是盛夏，工作站的小院却显得很是清凉，这方雅洁的小院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院落四周花木扶疏、绿意盎然，一阵风吹过，两边修竹簌簌作响。
在院落右侧的一方大石上，刻有郭沫若先生的题诗：“我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赖此人。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这是1959年郭沫若在参观小屯殷墟遗址及安阳工作站后即席题就的。18年后，当赵朴初来到殷墟看到这首诗时，又挥笔写就《访安阳殷墟见郭沫若同志题诗有作》：“郭公翻案话殷辛，不说盘庚与武丁。何事迁殷复祖亳，待凭文物重研寻。”这首诗也被刻在院落左侧的大石上，二石相映成趣，见证了两位先生的隔空对话。
在工作站的食堂里，挂着一幅硕大的毛泽东画像，每有新人来此，唐际根总要让人猜一猜为什么挂它。真实的原因是，这画像也与小院一样见证了历史。
事实上，这方小院曾留下无数前辈学者的足迹，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考古人。他们开拓榛莽、钩沉索隐，共同开拓了殷墟发掘与研究的新局面。如今，以唐际根为领队的安阳考古工作站的队员们还在这个院落里辛勤耕耘着，他们接过前辈们的接力棒，继续这一薪火相传的事业。
经过学者孜孜不倦的探索，殷墟的发掘与研究正不断走向细化、走向综合化。在院落一角，记者看到，几位学者正与技工一起制作白陶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岳占伟介绍，正在进行的是一项殷墟白陶的复原实验研究，即通过实验复原了解殷墟陶器的制作工艺和烧制技术。岳占伟的另一项研究重点是殷墟的青铜铸造技术，这也是殷墟灿烂的青铜文化的重要标志。近年来，他和同事通过陶器岩相学﹑扫描电镜显微结构分析和复原实验的方法，对殷墟出土的陶范和原生土进行了较系统的采样和分析，以期了解殷墟青铜器的铸型分范技术、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型的制作工艺、殷墟陶范的施纹方法等，目前已初步推测出商代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工序及场景。
尽管已经走过了80余年的历程，殷墟的发掘却只完成了总面积的很小一部分，殷墟都邑布局始终是殷墟研究的重点。2006—2011年，安阳工作队在位于殷墟南部的刘家庄北地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现了殷墟时期的道路、沟渠数条，这些发现加深了对殷墟道路，特别是与宫殿宗庙区有关联的交通要道的认识。此外，工作队在刘家庄北地还发现了大量与制陶相关的各类遗迹、遗物，综合数次发掘结果，基本可以将制陶作坊连接到一起。制陶作坊区与东部的苗圃北地铸铜作坊以及铁三路制骨作坊共同构成了殷墟宫殿宗庙区南部的“手工业园区”，对于殷墟手工业生产和布局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此外，洹北商城的发掘也为了解中商、晚商都邑布局的变化提供了可能。“洹北商城发现以后，我们把相关发现输入数据库，在网格状的空间关系里观察遗址分布的变化，发现在中商时期，安阳的遗址分布较少，但在殷墟的核心区已经有了一个小的居民点，在后来的殷墟王陵区埋葬了一个国王。到了晚商，洹北商城被废弃后，王陵区被继承下来，而小屯变成了整个王都的核心区。”唐际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