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读】他们搞团团伙伙，把大唐王朝整垮了
“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唐文宗李昂在绝望的峡谷发出无奈的哀叹，为困扰中国古代政治的“朋党”难题，留下了最为沉重的注脚。
李德裕与牛僧孺、李宗闵都是时代的精英人物，却陷入了水火不容的内部分裂。牛僧孺、李宗闵当权于前，凡是李德裕的奏章一概否决，凡是李德裕的朋友尽皆黜退；李德裕秉政于后，也开始了他的隐忍已久的复仇计划。
一个党派赞成的，必然遭到另一个党派的否定，朝廷已经无法选贤任能，更不能求同存异、凝聚共识，而是在党派冲突中接近于“否决型政体”的边缘。人才的提拔任用，不再取决于能力、才华以及政绩，而首先要看他所在的阵营、所属的门户、所站的队列。
如果与李德裕亲善，而这时又恰好是牛僧孺、李宗闵把持朝政，那么再有才华，也只能置之散地，既无以施展才华，也不能报效朝廷。唐文宗时，牛僧孺等人执政，不是“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么？到唐武宗时，李德裕夺回国柄，同样按照朋党界限排除异己，一位叫做苏涤的官员被一贬再贬，窝在地方就是起不来，而原因仅仅是他是李宗闵的人。
于是，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变成了“惟党是从”。比用人的门户之见更可怕的，是朝廷的大政方针和重大决策被严重扭曲。宰相议事，不再以朝廷的整体利益为旨归，而是以党派和门户为根据，凡是李德裕赞成的，牛僧孺就不问是非曲直地极力反对。结果，朝廷决策陷入朋党斗争的泥潭，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李德裕
李德裕在出镇西川时，曾有机会取得对吐蕃的战略优势，最后却因为牛僧孺的党派偏见而中途搁浅。
当时，吐蕃维州守将悉怛谋请以城降，这对饱受吐蕃侵略之苦的朝廷来说，正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大事喜事。
维州“南界江阳，岷山连岭而西，不知其极；北望陇山，积雪如玉；东望成都，若在井底”，极具军事价值，“一面孤峰，三面临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地”。这个得天独厚、易守难攻的城池，这个觊觎内地、威胁中原的桥头堡，吐蕃人称之为“无忧城”，而前代节度使韦皋镇蜀，经略西山八国，万计取之不获。这时，悉怛谋遣人送款，要把这个战略要地送给朝廷，岂非是从天而降的天大好事？
李德裕毕竟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不敢相信竟有这样的好事送上门来，于是派人带了一堆礼物过去，顺便察看是否有诈，而悉怛谋率领维州军民退居成都，以铁的证据证明投降属实。于是，李德裕吃了定心丸，便上书朝廷，请求朝廷允许受降、占据维州。
按道理，这样一件能够改变帝国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好事，朝廷应该欣然接受、玉成其事，但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由于牛僧孺与李德裕的门户之见，这件事竟被整黄了。
牛僧孺还是善于打太极，即便拒绝一个明智的决定，也能做到理直气壮、滴水不漏。他对皇帝说，朝廷与吐蕃“比来修好，约罢戍兵”，也就是在此之前就签订了和平协议，“中国御戎，守信为上，应敌次之，今一朝失信，戎丑得以为词”。作为泱泱大国，不能因为一城一地的得失，背负失信的骂名。
这一番言辞，迎合了皇帝的道德优越感，迷惑了皇帝的判断，成功把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打上了背信弃义的标签。不能不说，牛僧孺以门户之见异化朝廷决策，既显毒辣，又无胸怀，但是仅仅看他成功阻挠一个正确的决策，既把实际好处掩盖于无形，又让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暗地里还捅了李德裕一刀：“你这李德裕，给皇上出这么个馊主意，是想让皇上变成言而无信之人啊。”
这皇帝也挺狠，就指定李德裕把悉怛谋一部之人送还给吐蕃。可想而知，这些“叛徒”到了吐蕃手里，能有什么好下场？唐王朝为了这点脸面，其实是断了其他人的归化之心，从此，吐蕃再无将领投降朝廷，而只会血战到底！反过来看整件事情，天下岂有将敌人的降将又拱手让给敌人的咄咄怪事？造成这样荒天下之大唐、滑天下之大稽的丑闻，不是因为朝廷缺少判断的智慧，而是失去了做出正确决策的能力，这就是朋党斗争极化的结果。
凡是你赞成的我就反对，管你什么利国利民、有益社稷、泽被后世。
于是，朝廷就这样被利益集团绑架，一切以党派利益为判断标准，朝廷利益就这样被朋党的车轮碾成齑粉。
其实，纵览古今中外，很少有政治体系能够避免朋党的产生。晚唐时，朝廷官员最先由于共同的政策主张而联合起来，对内则合纵连横、结党营私，对外则步调一致、党同伐异，最后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党或利益集团。
其实，有朋党并不可怕，产生朋党也并不意味着政治的恶化。朋党之间的斗争，如果表现为建设性的“忠诚反对”，那么朋党斗争反而有利于促进进步。但是在朋党斗争极化的情况下，反对并不是出于维护公益，仅仅是因为门户不同、派别各异，是为反对而反对、为批评而批评。
外戚、宦官、权臣，这三者在中国的历史中结党营私，互相争斗，早已为世人所恨。除了唐末的牛李党争，宋代的元祐党祸、明末的东林党与阉党的争权，都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页。肉食者不以道义相谋，以利益、意气相争，都是以小团体的私利绑架了天下的公益。
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曾写下《国家的兴衰》一书，研究“利益集团”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书中的这段精彩论述，简直与晚唐时期的朋党斗争高度一致：
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它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它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政治机器，尤其是行政和法律，会越来越知道该怎样操纵，懂得在操纵时怎样找到好的理由。由于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娴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来越多。慢慢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国家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落。
唐末的牛李党争，给宋人很大的历史教训。欧阳修还特意写了篇《朋党论》，提醒皇上警惕朋党斗争，但是欧阳修的论述还是停留在君子小人的道德框架内，认为“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他并不知道，无论是小人“见利而争先，利尽而交疏”的伪朋，还是君子“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的真朋，只要朋党开始产生，就会具有维护派别利益的自觉，就会可能以派别利益异化整体利益。这与君子或小人没有关系，而是深植于人性。
中国古代的朋党政治，由路线之争演变为私人恩怨，而私人恩怨又在零和博弈的思维下不断极化。从李吉甫与李逢吉的斗争开始，到李德裕与牛僧孺的对立，双方无论哪一派得势，总是想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结果，朋党极化将利益集团的所有弊病都展现得淋漓尽致，直到耗尽晚唐的最后一丝气息。
所以，朋党要不得，历史不糊涂。
文/湖中客
以下是广告时间~
还有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