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祖国 | 道路之幸

道路之幸

熊红久

嘈杂的客运站，我费力地爬上车顶，将手里的铺盖塞进行李架的网兜里，再挤进班车内。走廊里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挤到最后一排，对号入座。票是3天前购的，虽然靠后，也算有了座位。与站票的人相比，幸福许多。

汽车启动，车厢摇摆不定，像打摆子，排气管重重地放了两声炮，终于颤颤巍巍驶离站台。这是从边城博乐通向首府乌鲁木齐的班车，一天一趟。车站是一排土房，脱落的墙皮上钉了几个木板站牌，常年暴晒，木板龟裂。

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又仔细看了一遍。没错，是我的名字，鲜红的印章盖在新疆司法警官学校的落款上，报名日期是1985年9月10日，内心的欢愉也让18岁的我暂时忘却了车辆的破旧。

拐上312国道，车轮换了一种叙述方式，颠簸成为了主题。身体像随风扬起的麦粒，抛起又落下。整车人大呼小叫，只有驾驶员处变不惊，不时回过头来发几句牢骚：这破车！只要不散架，能到乌鲁木齐就谢天谢地了。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十几个小时的行程，在反复做两件事：擦汗和为下一次擦汗做行为准备；颠簸和为下一次颠簸做心理准备。

中暑和昏睡共同涵养着“奄奄一息”这个词，在忍耐力即将耗尽的时刻，车子终于拐进了一个停车场。司机下车，用擦汗的毛巾不慌不忙拍打着裤脚，再挨个踹着车轮，大喊一嗓，今晚住这儿了，明早9点再出发。

翌日一早，司机拿着摇把发动车。转得满头大汗，车子毫无反应。又招呼几个乘车的青壮男子，轮番上阵。半个小时后，在劳动者大汗淋漓中，车子终于突突冒烟，艰难启动。发动机声音滞重而混杂，像哮喘的重症患者。怕再熄火，司机不敢轻易下车，不停按喇叭，尖锐的声响，把人们一个一个赶上车。

4小时的煎熬，终于到了首府碾子沟车站。又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学校。只有三四幢楼，一个铺满煤渣的体育场。从宿舍楼门口朝东望去，荒郊野岭，杂草萋萋。高高低低的山冈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坟茔。离宿舍最近的，不足百米。

能从偏僻的农村，考进首府的学校，内心早已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感激，这样的读书环境构不成对情绪的影响，就像过年穿了一套新衣服，不会在意款式和格调的。

经过3年的锤炼，大家无论面对环境还是生活，都已淡定自信。毕业后，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作用。

25年后，我从博乐调往乌鲁木齐工作。还是炎热的夏末，还是那个车站，却早已气象一新了。候车室宽敞明亮，候车椅柔软舒适。LED大屏清晰地标注着地名和站点。广播员声音柔美圆润，奔驰牌大巴鱼贯而入。半小时一趟，车发首府。走进车内，座位干净整洁、舒适宽敞；空气通透凉爽、芳香弥漫。即使车子在飞驰，也像坐在自家的沙发上，宽阔的高速路，笔直朝天。

人们对一条路的幸福感，来自于它的快捷和顺达。同样是这条路，同样是前往乌鲁木齐，生活所带来的变化，甚至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迅速。

“吃饭啦！”售票员嘹亮的嗓音，把我从岁月的冥想中拉回来。一人一盒抓饭，刚从保温桶里取出来，还有热度。饭后，打了个盹，车子就停靠在了碾子沟车站，全程仅用了6小时。

选择周末，去母校看看。当年栽下的垂柳，该成材了吧。下了站台，四周环顾，却找不到学校的影子了。校门口正对着的山包哪里去了？光秃秃的东山公墓哪里去了？只通一条路的校区哪里去了？除了站牌，眼前的景象与记忆完全不符。四通八达的道路，高楼林立的小区。一排矮矮的院墙，林木拥围、花团锦簇。终于在绿树掩映中，找到了被遮挡的校牌。心情顿然轻松了，母校还在，那些有温度的往事就不会无家可归。

找到了当年我们栽下的那片林子，每一棵树早已根深蒂固、枝繁叶茂了，两只手勉强可以合围。校园的林荫小道、亭台楼阁，彰显着幽静浪漫的情调。教学大楼、体育场馆，展现出现代科技的力量。当年的黑煤渣跑道，已变成翠绿的塑胶，平整、宽阔、富有弹性。

眼前铺陈开的，不仅仅是惊叹，更有自豪和对未来的眺望。

遐思之中，接到母亲电话，这个75岁的老太太用洪亮的声音告诉我，家门前的高速公路已经修通了，从村里到市区只需要半个小时。说新楼房也快完工了，下个月就可以搬新楼了。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生活的变化会这么大，真的赶上了好时代。母亲用爽朗的笑声，作了幸福的注解。

10年前，村里通了柏油路。5年前，村里盖了抗震房。现在，高速路通了，新楼房又要竣工了。生活的前景，看得见，摸得着；内心的期待，有方向，有目标。

支撑着一条公路变迁的，引领着生活向好的，其实是我们所坚持的那条道路，那条被全国人民认可又让外国人惊羡的中国道路。

道路之幸，是百姓之福，是国家之本。它连通着亿万个家庭，也连通着幸福的归宿。（自治区文联《西部》杂志“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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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新疆日报

责任编辑 / 陈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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