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翠容：与卡普钦斯基一起旅行
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要报道，因为他们说除非你找到以色列哪一方面可以平衡一下你的报道，我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加沙地带，我说我现在人在加沙我怎么去找以色列的官员叫他们回应呢？因为现在实实在在就发生这种惨剧，然后这些受害者这些家庭怎么难受。然后他就说不要，一定要平衡，所以说我就很生气。这件事就让我思考什么叫做客观？什么叫做中立？什么叫平衡？是不是我问你三句话，再去问对方三句话就叫平衡、客观了？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华人角度，1994年年初，我建议报道一位波斯尼亚女童Zlata，她成功逃到美国，把她在萨拉热窝写下的日记结集出书，日记里呈现了孩童眼中的战争世界，从家庭到学校、从邻家的小狗到军人叔叔，动乱中的日常生活细节，惶恐里不失天真。总编辑很快把书退回给我，一脸严肃，说：“谁会知道萨拉热窝在哪里？会有共鸣吗？”这或许是对的，波斯尼亚战事在华人的经验中牵动不起一丝涟漪，正所谓：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华人新闻观点，大概就是从华人的利益角度去看问题，凡是与华人利益无关的，便不需要深究了。
我们可能应当返回新闻学最基本的一个命题：新闻应否有观点？在大陆，传媒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所共知，新闻的角度当然要反映党和政府的观点。另一方面，作为自由世界护舰的美国传媒，对于国内的新闻事件以至政府的国内政策，可以呱啦呱啦，态度十分尖锐，但一触及美国的外交政策，却似乎要统一口径，例如美国在中南美洲的角色、波斯湾战争、北约的“人道干预”。记得1999年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接受一项广播新闻训练课程时，导师指出报道海外新闻必须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并明确写在采访守则内。因此，当我们谈论新闻观点，其实就是利益价值的判断，美国观点就是从美国利益出发、欧洲观点就是欧洲利益出发、中国观点就是从中国利益出发，如此而已。新闻真相变成了只是按某一利益价值重新塑造事件的表象，甚至简单化事件而已。
而这种简单化事情本质的企图，是一种对历史的失忆，又或逃避，逃避历史的杀伤力，然后再用某一种价值观的美丽外衣包装起来，去合理化、去让人相信，这姑且称之为“隐藏的议程”（请参考John Pilger，Hidden Agendas）。其实，记者的职责就是把这些隐藏的议程挖掘出来，拨开云雾，让读者更贴近真相，无需执著于华人的观点，或是美国的观点。
我希望将一切都归零到“人的观点”，而且没有预设立场，即使有，也是基于事实基础上的立场。
雷沙德•卡普钦斯基（Ryszard Kapuscinski）
卡普钦斯基是我的启蒙，我的前辈。我是受了这个波兰记者的影响，而开始上路的。他的报道迥异于官方媒体，以人性的角度出发，不带任何预设的观点，不作主观的判断，他只对人、事、物静静观察，采取抽离的态度。他曾说过：
“当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我通常都很审慎，几乎不错过任何一个记者会，但是我从来不问问题，情愿让别人去问那些问题。有时，我会在一些城镇走上一整天，但决不主动与别人交谈，我只是去看、去听、去感觉。在一般情况下，我宁愿让别人来与我谈话，这由于我不想去强迫或改变外间的情况，对方也许会说一些话，也许什么都不说，不过这不会让我觉得失望，因为他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好说。”
卡普钦斯基的采访手法明显与那些西方明星记者不一样，他不会提出尖锐难缠的问题，也不会只顾埋首奋笔疾书记录答案，他相信只要用眼睛和心去看，就能看清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他的作风虽然不符合西方新闻工作者的标准，但具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方式，并且绝对是一个负责任的记者，堪称新闻工作者的典范。事实上，他冷静客观而又富浓厚人文色彩的报道，已令他在国际上享负盛名。他在萨尔瓦多的一篇报道，一篇有关该地早期游击队领袖哥梅兹遭枪决的经过，一如其标题：“让我们看，让我们思考”。如果采访要有角度的话，那就是广阔的人文关怀胸襟，一针见血地抓到问题的核心，让读者看，让读者思考。
卡普钦斯基也有他的启蒙，影响他的是“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他在自己半自传色彩的《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中讲述了两个相互交错的旅行：即作者本人环绕世界的旅程，和他对古希腊历史地理学家R.希罗多德足迹的追寻。希罗多德面对历史，面对纷繁的世界，他没有埋头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逐字逐句地考究，他选择走出去，用自己的脚去丈量每一段历史。也许他不像修昔底德那样冷静地分析权力政治，像旗语一样清晰扼要，冰冷，直接。他那充满故事的报道里，是他自己感受到脚下的土地和世界带给他的温度、诗行和影。
《另一片海：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与新自由主义之殇》
我向友人笑说，做一个背囊旅客已够艰苦，再加上繁复的采访工作，真是难上加难，我姑且称此类记者为“背囊记者”。但我更喜欢称为“独立记者”。
我没有受雇于任何大媒体，就以自由身的身份，背着背囊，孤身奔赴各新闻热点以及受冷待的地方。这意味着旅途上一切事宜（包括经费）都得靠自己一人打点，个中滋味不足为外人道。国际新闻的第一线记者多风险，但大媒体的全职记者至少还有较多的紧急援助管道，而作为独立的自由记者，遭遇到任何情况，都必须自行设法解决，有时需要机警，有时需要拿出勇气，危险加身时则必须夺命狂奔。
有的时候，他们说我“独立”，因为我总是不怎么和其他的记者朋友一起，我怕被他们知道我其实什么都没有，没钱，没资源，一无所有。我去一个地方报道，住民居，挤公交，很大的原因是住不起Continental Hotel。在踏上征途之前，我会一如其他背囊旅客，首先收集有关目的地的基本资料：衣、食、住、行，特别在住宿方面，必须在预算之内，以确保不会超支。换言之，在旅途上，我也得是一位善于理财的管家。
即使这样困难重重，但我总是抑制不住地想上路。
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说过：“旅程，与电影制作，都应该将我们引领到从未到过的地方。”这句话启发我背起行囊，开启了我的第一次国际采访。
波兰同行面对卡普钦斯基，经常慨叹：“真要命，不知他现在又到哪个地方去了？”上路对于卡普钦斯基来说：“我必须要旅行，这是我唯一可以活下去的方式，只有在路上，我的脑筋才会转动，一旦坐下来，我的脑袋就变得一片空白。”
也许你会问，我一无所有还敢上路，怕不怕？
怕！所以我随身带着钱穆老师的一段话：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
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