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文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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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唐史研究（一）

国史在，则国不亡

本文节选自 看理想 [一千零一夜 ] 第191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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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果然是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就算做再详尽的考证、再真实的历史研究，他都不能够完全摆脱现实的关怀。

——梁文道

“大师”的四大标准

最近二十年我们文化界、传媒界有个大师热，要不就忙着发掘过往的学术、文化大师，但是今天一般人不太清楚的，要不就是赶紧封一些今天还在台面上的人物，把他们说成是大师。

到底我们怎么评断一个人物是不是大师呢，尤其在学术上。

据说有人曾经这么总结过：第一，大师必然多半是搞国学的；第二，大师多半得留个大胡子；第三，大师必须得年高德劭，老得很厉害；第四，大师要会多门语言。

有这四大标准都符合了，那就能够叫做大师了。

这让我想起来了，就在二十年前的时候，陆键东先生写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版之后就有过一股热潮，就是“陈寅恪热”。

一时之间很多人都在讲这位人物，就说他是民国时代以来中国绝无仅有的一位史学大师、一个史学大家。

直到今天很多人都当然已经很熟悉陈寅恪先生的名号了，关于这个名字怎么念我再重申一遍，我自己把它念做Chén yín què，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比较赞成把他这个字念成Chén yín kè。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为什么陈寅恪是大师？

陈寅恪先生为什么是一个大师呢？一举起例子来就有人说：他会的语言多，你比如说连吐火罗文、巴利文、梵文都会，会十七种语言，那还不叫大师吗？

可是各位，会的语言多就必然是大师吗？最重要的在我看来不是你会的语言多或不多，很多人都会很多门语言，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问题是你做学问的话，最重要的是那些语言你用不用得上。在你做的这个专门的学问领域里面，你会多几种语言是不是有帮助？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陈寅恪先生留学在外，在日本、在法国、在德国、在美国、在瑞士的时间加起来总共有十五年之多。那么在那十五年之间掌握了很多种的语言，并且用这些语言来做学问。

要不然光会语言当作一种嗜好，像集邮一样去收集是没意义的。

他做的学问，用清朝嘉庆之后的讲法，就是西北舆地之学。

清朝从嘉庆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关心一个问题，西北边境很长时间不算太平，尤其清朝在中叶之后，开始衰弱了，英国、俄罗斯在中亚地区展开“大竞逐”，所以对清朝的西北边疆地带很形成威胁。

当时的中国学者也有一点现实的关怀，就开始关注西北问题。一关注西北问题，你要从它的史地材料下手。

到了清末的时候，这一门学问已经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再也不是咱中国人自己研究、中国人说了算了。

因为那个年代，像法国的汉学界、东方学界、像伯希和、沙婉等等，我们熟悉的在敦煌拿走我们很多经卷的斯坦因，还有日本很多有名的大牌学者，他们都已经极大地扩充了这个领域，甚至是扩充了对整个中国学问研究的领域。

我们过去中国做历史，来来去去就是针对我们已有的最标准的史籍，你比如说《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等，加上很多别的中文材料。

二十四史

但是，那个年代大家发现，要搞懂中国不能够只用中文材料，尤其当你牵涉到我们四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会满文、蒙文、藏文、吐火罗文、突厥语等等。

再加上当时新发现的材料越来越多，所以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中国研究或者中国史地研究出现了一个材料大爆发的现象。

有这么多的材料，你需要掌握很多种语言工具，才能够搞通它、才能够做各种各样时髦的比较研究。

那个年代，我们中国学术界，可以说真的是比不上国外，做中国史的研究反而最权威的都不是中国人，不是日本人就是法国人、德国人，甚至俄罗斯人、意大利人跟英国人，这怎么办？

所以当年跟陈寅恪先生有“南北二陈”之称的陈垣先生他就说过：“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再过几十年之后，研究我们中国学问的，我们就不是到东京就是到西京了。”

西京指的是欧洲的巴黎，东京指的是京都，因为京都的汉学做得很牛。

陈寅恪先生呢？他学这些语言，证明了他在参与的是当时整个国际潮流，那个年代，你觉得要研究通中国，你就要掌握这么多门语言。

掌握了这么多门语言之后，要做的就是跟国际学术界最潮流的东西一样，是一个标准的、综合的比较研究。

陈寅恪历史研究的转向

可是很奇特地，从1933年之后他兴趣慢慢转移。尤其是到了抗战前后，差不多日本开始侵华的时候，他整个学术上面有个大转向。

一来是因为他发现在中国做研究，材料有问题，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只能靠图书馆。而今天我们中国的大学图书馆你也知道，外文材料其实还不是那么多，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让每个学生都借得到。

当年就更加凄惨，我们国家那么穷的时候，清华要靠庚子赔款。那么你需要的很多研究材料、文档都不在中国，都在国外。

那你要怎么样找那些东西回来呢？你要复印什么全部都要钱，但是当时我们就没有钱、没有资源。

所以陈寅恪先生发现，他有这么多的武器在身，但是这时候派不上用场，因为那些材料不在我们手上，所以他就决定可能要转移一下学术研究的范围。

于是他就转向了所谓的“中国中古史”的研究——也就是魏晋南北朝到隋朝、唐朝这段时间。

为什么他要这么转？为什么他特别关心这个课题？除了刚才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不如从他的这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序论里的其中一段话，开始谈起。

又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为什么制度这么重要？

刚才我们讲的这段话是出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的序论。在这里，他要谈一个问题，就说隋唐它的所有的制度，兵制、政治、经济，种种的制度，是怎么来的呢？

它不是地上莫名其妙长出来的，它一定是有源有本，它有参考过以前别的朝代，继承了别的王朝的一些制度的办法。

为什么陈寅恪要研究隋唐的制度？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现在一天到晚有人说：这个东西是体制问题、那个东西不能说是体制问题，这么吵来吵去。

可见体制跟制度再再地影响着我们所有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研究过去的中国，你不能够绕开制度。那个时候人是怎么活着，他们的经济、政治之间的权力、势力的关系又是怎么样？你一定要从制度下手。

可是谈制度，陈寅恪先生有个大格局，他谈隋唐制度的来的时，背后还关注着另一个问题，就是种族跟文化的问题。

此话怎讲？很多人都说唐朝的皇帝李家，他们出身有点怪。

比如说李渊，他来自于隋朝，但是在隋之前，他已经是大人物。在隋朝建国之前，他早就是当年北周——魏晋南北朝之中北朝的北周里面的一号人物。

而他家更是一直在北周跟西魏还有北魏，这整个北朝系统里都是有家世的，都是像军阀带着部队一样的将领，这么一个家门。

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会说，他这一家人因为一直在北朝，北朝那几个王朝多半都是鲜卑人建立的，所以我们就说唐朝的制度就跟着隋朝，而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也当然是那个系统来的，也都是从北朝鲜卑人那儿来。

大家又关心，整套制度是不是从胡人建立的王朝那儿传过来，而不是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汉人建立的中华正统呢？

陈寅恪先生在这本书里面开宗明义就先说明了：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要注意到，隋唐的制度其实有三个源头，你不能说隋唐这帮人全部都是从北周或者说是西魏那边来，就说只从那条线来。

不，它还同别的两大势力范围都有借鉴。哪两大势力范围呢？

简单地讲是这样子：南北朝到了，隋唐之前那段期间，北朝是分裂了。分裂了一边是北齐，一边是北周。

北齐、北周分别是篡位而来，篡的就是东魏跟西魏的位，而东魏跟西魏原来是一个王朝分裂的结果，那就是北魏。

所以，在隋唐建立之前，中国大概有三大势力范围：一个就是我们中国北方的西边这一边，是北周；东边山东、河北这些地方就是北齐；整个长江以南就是梁陈。

陈寅恪认为三个制度、三套王朝的体制其实都对隋唐有影响。

他特别关心的是隋唐的体制并不是像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直接从北朝的鲜卑那边过来的。而是有相当深的传统汉文化的影响。

这个汉文化影响，他特别提出了刚才那一段话。他说西晋末年的时候，天下大乱，五胡乱华，很多中原的人士，包括世家大族、文人、一些家里面有点根底的人，他们要逃亡，怎么逃呢？很多人往南逃，但是也有一批逃到了凉州。

保留中原文化的凉州

凉州是什么地方？它差不多就是今天整个甘肃加宁夏，加一部分的内蒙古、青海跟西藏交界的地方。这个凉州按照我们今天的讲法，已经是中国西北了，很边缘。

照那时候人来讲，那是更加边陲的地方，应该是胡人住的地方。

偏偏这个地方因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很多中原人士迁过去，反而保留了很多中华文化。

尤其是保留在它的首府姑臧这个地方。姑臧就是今天甘肃的武威市。

后来北魏并吞了这个地方之后，整个地方的中原、汉、魏晋以来的文化就顺着吸收到北魏里面了，包括他们所制定的制度。

陈寅恪先生在这里面特别强调，说“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接着下来，他果然用了好几十页来论证他这个观点。

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这是因为有一个现实关怀：

隋朝、唐朝，都是一些很胡化的汉人建立起来的王朝，有的甚至认为李家是胡人。

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王朝里始终有一些汉文化正统的东西在里头，而那个汉文化正统的东西怎么进来的呢？

其中一个源流，竟然就是在甘肃这样的地方留下了一些西晋灭亡时，一些中原人士带过去（的东西）。

等于为当年的古老的中原文化继承了一点点的香火保留在那里。终于到最后，能够在隋唐时代里面保存下来，并且发扬光大。

陈寅恪特别在这本书的序论要强调这一点，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

这两部书是战乱期间，陈寅恪先生南逃，先到过香港，后来最后又到了昆明。在这个罹难的过程当中，手边什么参考材料书都没有，就全凭记忆力——他那惊人的记忆力，一条一条史料这么整理出来、写出来的。

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

国家都在抗日了，一个历史学家还在研究唐朝的历史，有意思吗？这时候难道不应该投笔从戎吗？

但是假如你是一个认真的学者，你就知道，这个学问还是要照做的，特别做的是中国学问。

因为中国是把历史看得很重的一个国家，历史之所在，就是国魂之所在。

特别是在当时，你觉得大半个中国都被日寇侵占了，你觉得这是个国家可能快要亡国的时候，怎么样透过历史保住我们国家乃至于文化的命脉，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陈先生屡次说过：国家可亡，国史不可亡。因为国史不亡，我们还能够有恢复天下的可能性。

他在那个情况下继续做这个研究，他特意指出，当年的中国西北，凉州、甘肃、宁夏这一带，莫名其妙在这么边陲的地方保留了一些中原正溯，意思是什么呢？他叫我们注意什么呢？

注意的是今天大半个中国，原来的中原腹地，好像也都在日本人手上，可是我们仍然还有西北。日本人没打过去西安，更别说西北其他地方。

我们仍然保有西南，比如说像是昆明、广西一带，还有四川盆地一带。我们现在在中国的这西北、西南边陲，要努力做的就是大家要为中国续命，这是他的一个现实关怀。

历史的重要转折阶段

哪怕在那么危难、慌张的时代，他一方面带着很深重的现实关怀跟紧张感，忧国忧民；另一方面，又带着一个专业的历史学家的认真态度，要继续著史，才会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但是，研究唐史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他不够材料做别的事了，被迫要用回中国传统的《史记》来研究中国的历史。

也不只是因为你觉得国家在危难兴亡之际，要想办法，要研究一下过去的中国的文化命脉怎么保存。

更重要的是因为隋唐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阶段。

陈寅恪先生在另一篇文章叫《论韩愈》里面，他就说到，他说唐朝整个王朝我们分中后期，前期等于是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的纷争、破坏、冲突、还有交融。

到了后期之后，则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才有了后来的宋朝——赵宋这些朝代。

唐朝所以被他定位为是一个中国中古不可绕过的一个时代，从那之后，我们今天意义上的中国才能够在宋朝开始出现。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汉文化，其实在宋朝才总结定型的。

而宋朝之前则是唐朝这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阶段有各种各样的外来的宗教、外来的民族、外来的文化冲击碰撞。

这几乎就像是陈先生所处的那个时代，清末民初的时代，是一个中国忽然之间有一些外强入侵，从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一直到抗日战争，忽然之间涌入了各种各样的新思潮、新文化，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像唐朝一样，终于把它们慢慢的融合为一体，但是仍然保留国魂呢？

本文为节目文稿节选，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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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目用书 

作者:  陈寅恪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01-4

页数: 358

丛书: 陳寅恪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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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周四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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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 | 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