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各自拼凑着自己想要相信的真相，不再仅仅等着官方公布信息，也不再将官方信息当作唯一可靠的来源。但问题是，我们该如何分辨所得信息是真是假，是谣言、传言，误导信息还是事实真相？学者刘海龙从传播学的角度为我们讲述了传言为何会愈演愈烈，事实上，在一个后真相时代，人们对真相的需求，远没有对自我的立场、观点佐证的需求重要，所以往往“自己相信的才是真”。传言真假难辨，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也展现了“另一种事实”，即“反权力的事实”，表达着一种潜藏的集体意识和愿望。一般人会认为，谣言无疑是错误信息，我们现在也的确生活在谣言四起的时代，但谣言概念却存在被误用和滥用的现象，由此所导致的危害是，它加剧了公共话语的撕裂和混乱。真话可以被贴上谣言的标签，虚假信息却可能得到认可，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相信的是什么？应该如何区分信息的真假呢？这些问题，落实到学科研究里面，就是概念及边界之分。在传播学和社会学里，大家说到上述现象，一般用的概念比较简单，英文叫rumor。这个词，指的是信息来源不明的、广泛传播的讯息，它可能真实，也可能虚假。所以rumor没有褒贬，是个中性词，用来客观地描述现象。而rumor所指代的现象，到了中文里却往往被称作是“谣言”。“谣言”在中文的语境里，是个贬义词，它指的是，信息有明确的信源，并且内容虚假，通常传播者有恶意。除了有恶意地制造出来、为了达到损害他人权益的信息，可以称之为“谣言”之外，由不明真相的民众传播的、即便是虚假的信息，最好用中性的“传言”来代替。传言是中性的，它可以用来对应英文rumor所指代的那些情况。人们为什么总会相信传言呢？最早对这个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是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和波兹曼（Allport & Postman），他们在上个世纪40年代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传言传播公式，那就是：传言传播的机会=个人的关注程度×事件证据的模糊性。这个公式虽然简单，却提出了传言传播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个人主观的关注程度，二是事件的不确定性，也就是信息是否足以让人的关注与好奇得到满足。所以，按照这个公式，传言之所以会产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缺乏可以解决自己疑惑的可信的信息。所以，不能只怪大众缺乏判断能力，由此简单地封堵传言，这种做法只会让公式中的“事件证据的模糊性”增加，反而使传言传播得更为广泛。要减少传言，首先要反思的，应该是权威信源是否提供了足够透明的、解决大众疑惑的信息。阿尔波特和波兹曼除了提出传言传播公式外，还进行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们向实验对象提供一张日常场景的图片，要求后者根据记忆向下一位实验对象描述图片内容，以此类推。这个很像我们小时候做的传话游戏。这等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言的传播链条。研究者发现，实验对象对图片的描述，在线性传递的过程中变得更加简短、清晰、方便记忆，且朝着实验对象既有信仰与偏见的方向发生了扭曲和夸张。他们把这个变形的过程描述为三种机制的作用：一是削平（leveling），就是信息会在传播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短，很多细节会被传播链条上的人丢掉。第二个机制是锐化（sharpening），是指信息在传播过程中，一些内容会被信息传递者突出。第三个机制是同化（assimilation），指的是有一些内容会被传递者改成自己更习惯的表达方式。阿尔波特和波兹曼的这些研究虽然经典，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实验室环境中的传言与现实情况不符。实验模拟的是单一链条的传递，一个人传下一个人，但是现实中的传言是网络式传播的，可能有多信源告诉你同一个传言。而且实验中，一方描述图片内容时，另一方只能单向接受，不能像在现实生活中那样质疑或提问。同时，实验室传递的信息缺乏必要的重复和冗余，而它们在日常的传播常常出现，所以实验室的传言链条失真比较严重。总之，实验中描述一个图片的链式传播和现实中传言的传播还是有很多差别。更重要的是，阿尔波特他们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传言进行研究，他们有一个前提假设，那就是将传言传播视为一种病态的（pathological）非理性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受了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他们把传言视为人们焦虑、仇恨等情感的投射，认为传播传言，是人们通过发泄内部张力净化情绪，从而实现低成本的自我安慰。而传言传播者在这个前提下，则被描绘为缺乏批判思维、易受暗示、受教育水平低、抑郁多疑的低能者。可见，阿尔波特和波兹曼对于传言的研究有开拓之处，但在前提假设上也存在着偏见和不完善。后来社会学家的研究，对早期心理学将传言视为社会病态的看法做了纠正。比如1966年社会学家涩谷保（Tamotsu Shibutani）就从传播者的动机与传言的功能的角度，认为传言是传播者觉得有用的陈述或假设，而人们在传播过程中产生和抒发的焦虑、仇恨等情绪，则是人在应对不确定的、具有威胁性的情境的正常反应。而不是像阿尔波特和波兹曼认为的病态。这种观点来自于他的亲身经历。在珍珠港事件后，罗斯福政府曾经把日裔美国人集中起来关在“安置中心”，也就是变相的集中营。这是一个非常不讲人权的措施。由于涩谷保是日裔，他也被关进其中。在安置中心，涩谷保从内部目睹了混乱困惑的日裔社群传播传言的过程。后来又通过分析60个现实案例中的471则传言，涩谷保发现，传言并非真实内容在连续传递过程中不断失真的个人创造物，而是普通人试图解读、界定模糊环境的集体传播过程。他认为：“传言是一个被持续建构的事物，一旦传播过程终止，传言也就不复存在。”因此，他没有把传言盛行的责任推给个人的失察，而是看到了传言的积极功能。那就是，人们需要获取新闻以作出行动决策，当来源于体制性渠道的可靠新闻出现短缺时，就需要依赖熟人之间的辅助渠道甚至陌生人的小道消息，对情境作出即兴解读。由于情境模糊性是现代社会的常态，在这种情境中，认知层面的不确定性带来情感层面的焦虑，人们也就产生缓解焦虑的需求和期望，于是就产生了传言。所以传言的集体交换是重复出现的常规行为，而不是病态心理下的社会越轨。后来，涩谷保写了《临时新闻：对传言的社会学研究》（Improvised New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umor），并在书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传言就是临时的新闻。涩谷保把“传言”定义为“临时的新闻”，这意味着，接受者其实知道这个信息并不来自于官方，只不过由于缺乏来自权威信源的信息，他们就用这种小道消息来建构现实，填补官方信息与现实之间的裂缝。不过，涩谷保这种“传言是代用品”的观点却遭到了法国学者卡普费雷的反对。卡普费雷认为，这种看法意味着，如果改变条件，也就是如果官方发布了充足的信息，传言就是可以消除干净的。但是实际情况是，传言作为补充的传播媒介，传播的是另一种事实，即反权力的事实。大众传播媒介是官方发布的、自上而下的交流形式，它的传播过程是信息从知情人传到不知情的人。公众获知的是官方想对他们说的信息和观点。但是传言却是公众自己的想法和秘密，因此问题的关键，其实是在于传言是不受控制的。卡普费雷对传言的理解，是从反面提出了一种价值观，那就是，只有不受约束的信息交流才是好的，哪怕其可靠性受到影响。或者说“虚假”的传言是有根据的传言（也就是官方的新闻和公告）必须付出的代价。关于这个观点，卡普费雷有一个经典的表述是，“传言揭露了人们丝毫未产生怀疑的某个事实和某些隐藏的真相，增加了政权的透明度，并孕育了反权力。传言起到了一种干扰作用，是第一自由广播电台”。也就是说，在压迫性的环境中，传言为大众提供了表达不满的社会空间，他们通过生产有别于官方说辞的底层叙事，形成集体性的抵抗形式。这种抵抗形式因为具有匿名性，也就是传言的开头往往是“我听说……”“有人说……”而不是直接指出信息来源，所以难以追踪，这种传播方式对于不拥有任何权力的、希望获取信息和表达想法的普通人而言，极具吸引力。因此，在卡普费雷看来，要彻底消灭传言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有着特定的社会功能，也就是反权力。到这里，通过涩谷保和卡普费雷对阿尔波特和波兹曼的纠正，我们就明白了传言并非病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不必谈起传言色变，从而也可以对某些危害不大的传言保持一定宽容。纠正了对传言的偏见之后，那具体而言，传言满足了人们的哪些动机呢？关于这一点，卡普费雷有一些总结。首先，他认为传言就是一个新闻，无论是接受传言和新闻，背后的逻辑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外界信源的信任。因为对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平时接受的所谓真相，比如源头来自权威机构的新闻，绝大多数也是道听途说，我们也没有亲自检验过。新闻的实质就在于它报道的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同时又是完全无法预测的事。新闻是人们早有心理准备，不是害怕就是期待它发生的事。同时新闻又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信息，可能带来巨大变化。既然新闻和传言是同源的，这些新闻的特征也正是传言的特征。而且有意思的是，要是看新闻史，我们就可以知道，早期的“新闻”就是“传言”的同义词，新闻其实就起源于酒吧和水手们的闲聊、水井旁的街谈巷议。因此，问题的关键不是信息的真与假，而是我们相信的才是真的。也就是说，从认知论的角度，传言是让我们看到真与假的辩证法。第二，传播传言是为了求知。传言是社会协调一致的有效媒介，参与传言也是参与群体行动。卡普费雷观察到，人总是要等到知道了其他人的看法之后，才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其次，除了总是想知道别人的观点，人们往往还期待看到比表面现象更复杂的层次，而传言还会促进人们对于显而易见的事件背后的事实的挖掘，这也是阴谋论吸引人的地方。同时，广泛传播的传言还会倒逼官方信源，提供透明的信息，满足公众的求知欲。第三，传播传言是为了说服他人。通过传言，群体可以实现有效动员，让大家都接受某种现实。比如在群体性事件中，常常伴随传言，正是传言在引发进一步的集体行动。第四，传播传言是为了自我解放。传言是被压抑的好斗性以社会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的一种发泄。传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不知名的他人那儿得来的，这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允许人们最为自由地表达其被压抑的、不可明言的冲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传言在道德检查最严厉的地区和情况下最为盛行。在这个角度上，也许我们可以说，传言就是一封匿名信，人人都可以书写而不受惩罚。第五，传言是为了取乐或者是获得刺激。许多都市的无稽之谈是这样沿袭下来的。它们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集体精神口香糖。2018年《科学》杂志刊登了一篇论文，作者们分析了2007年至2017推特上的传言转发链条，发现，共三百万人转发了超过四百五十万次的12万6千条消息。他们还发现，虚假消息在任何种类的消息中都明显比真实消息散布得更广、更快、更深入，这一现象在政治消息方面尤为突出，甚至超过了恐怖主义、自然灾害、科学资讯、都市传说、金融消息等方面的传言。研究者发现虚假消息比真实消息更加新奇，这说明人们更加倾向于分享新奇的消息。因为虚假的故事激起人们的恐惧、憎恶与惊讶，而真实的故事则激发人们的期望、悲伤、喜悦与信任。前者显然更容易让人有分享的冲动。第六，传言是为了建立和增强社会联系。由于人们对谈论自己常常会犹豫不决，于是便谈论他人。从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出发，人们大加发挥，于是就初步形成了传言。在这个意义上，传言也是一种感情交流。传言提供的不是一个交流信息的机会，而是一个在交流中各自表现的机会。或者说，传言是完成社会联系，加强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和亲人之间关系的跳板。除此以外，其他人的研究中还发现了卡普费雷没有提到的原因和功能，比如传言还有自我形象提升的功能。如果我知道你不知道的真相，我消息灵通或者看得更深，他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就能极大地满足自我的优越感。传言还有一个功能是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这一点在近年的网络上曝出的各类丑闻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而且，从接受者心理的角度，传言的许多特征也具有让人接受的理由。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帕斯卡尔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有关信仰的赌注理论，用来解释人为什么会信仰宗教。他认为，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信上帝，那么会受到奖赏，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信上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如果上帝存在而我不信上帝，那么受到惩罚，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不信上帝，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综合这两个结果，信上帝的人要么受到奖赏，要么没事，而无神论者要么下地狱，要么没事，怎么看都是信神比较好。传言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传言是真的，相信了没错，不相信要受惩罚；如果传言是假的，相信了也没什么损失，无非就是浪费了些时间，如果不相信，什么也不会发生。因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除了这个大原则外，传言往往会有貌似可靠的信息来源，反正一般人也不会去仔细核实，只要冠上科学家、教授、知情人士，好像就是煞有介事。其次，传言本身具有一些似是而非的可能性，甚至表达了我们的集体意识和愿望。另外，还有研究者发现，传言还遵循着一种特殊的伪逻辑形式，例如在传言传播者看来，如果当事人沉默，就等于证明确有其事，如果当事人澄清，就说明急于洗白。而且愿意相信传言的人还会自动过滤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语气，把它们归结为有人希望洗白或搅浑水。这种伪逻辑就会让传言不可证伪，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总而言之，基于种种需求，以及如上所说的各类动机，我们基本已经相信，要彻底消灭传言基本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想减少传言，通过删除等行为，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传言的公式决定了，它越模糊，大家越喜闻乐见。唯一靠谱的办法，就是增加信息透明度与可靠信息，通过真实的信息，来解决人从传言中感受到的不确定性。
*本文内容整理自看理想音频节目《生活在媒介中：传播学100讲》第44、45讲，内容经编辑整理，完整内容请点击“阅读原文”，移步至看理想App内收听。配图：《社交恐惧症》《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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