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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 一千零一夜

2015-12-03 看理想

钱穆到台湾后,蒋家父子为他盖了一座“素书楼”,让他在里面读书、教书。到他生前最后一年,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陈水扁,他就提出来说:钱穆这个老不死的,非法侵占政府财产,要把他赶出去。

——第七十四夜:《国史大纲》(二)



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原名恩鑅,字宾四,江苏无锡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家,儒学学者,教育家,香港新亚中学创校人。


今年是钱穆诞辰120周年,也是其逝世25周年。钱穆一生颠沛流离,也遭受诸多争议,同辈学者批评钱穆保守,甚至有人说钱穆根本不算史学家。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钱穆的一生?今晚我们继续跟着道长重新认识钱穆。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一千零一夜 | 梁文道]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学,是当年港英殖民地时期,把三家学院合并起来组成的一家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这个名字就是钱穆取的。


当时在港英殖民地底下,已经有一家用英语教学的“香港大学”,所以钱穆坚持这个学校的名字要叫中文大学。而中文大学三家最初的创始书院之一,则是钱先生在1949年流亡到香港之后创办的新亚书院。


在我念书的那个年代,我们常常笑话新亚书院的同学,他们的校歌有一段开头是这样的:“手空空,无一物”,我们就嘲笑他们说:你们的校歌已经让你们命中注定,毕业出来就得穷。还不只是一时穷,还得是穷一辈子。为什么呢?因为“手空空,无一物”,接下去那一句叫做“路遥遥,无止境”,这辈子都穷。


但是你再听下去,这个校歌后面写着:“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这个歌词就是钱先生的手笔,你能够感到里面有一股儒家的气派。什么叫做“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钱穆先生的大弟子余英时先生,曾经在追悼他恩师的文章里提过这么一段事:有一年夏天暑假期间,钱穆因为胃溃疡发作很痛苦,天气又热,就躺在一个教室的地板上休息。


余英时看到了很担心,就问老师:“我能为你做点什么?”钱先生居然回答:“我想读王阳明文集。”于是余英时就去帮他找了一本王阳明的集子回来给他看。


听起来你会觉得好笑,但是再想你就会觉得,一股让人尊敬的情绪就会油然升起,这就是所谓的“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新亚书院深水埗桂林街旧校舍1949年,张其昀南渡香港决定创立学院,随后由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学者办理,当时名为亚洲文商学院,后于1950年3月改组并易名为新亚书院。1963年,新亚书院、崇基学院、联合书院联合组成香港中文大学。


晚年被陈水扁赶出“素书楼”


钱穆先生,看起来好像得到蒋介石父子的礼遇,但仔细想想,他这一辈子真的是“乱离中,流浪里”。


他年轻的时候,刚刚踏入学林没多久,就遇上了中国的乱世,到了抗战,他到了大后方。抗战结束后,国共内战又开始打了,他就流亡到香港,他不能不走,为什么呢?1949年毛泽东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做《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里面点名批判了三个人:胡适、傅斯年跟钱穆,说他们是美帝的走狗,被他们操纵的。


于是钱穆到了香港,寄居在英国管制的政府的篱下。晚年,钱穆到了台湾,好像好点了,在台湾蒋家父子为他盖的那座“素书楼”里读书、教书。但是到了他生前最后一年,那时的台湾已经民主化,当时有一个“立法委员”,叫做陈水扁,他就提出来说:钱穆这个老不死的,他占的那个地方是政府用地,他非法侵占政府财产,要把他赶出去。


当时这事儿其实还没定,但是钱先生怎么能受这种侮辱,于是他拖着病躯,那么大的岁数,就离开了素书楼,下一年他就病故了。



1990年,钱穆故居“素书楼”被时任民进党“立法委员”的陈水扁等人指控侵占公产,病中的钱穆不愿背负罪名而搬出,抑郁难平,不久辞世。


中国会不会亡?


钱穆这一辈子真的就是整个现代中国的写照,但是最让他担忧、最让他难过的恐怕还不是自己的身世,而是他那一代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一种悲情,用新亚书院另外一位联合创办人唐君毅先生的话讲,叫做中华文化的“花果飘零”。


四九年之后大陆就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就开始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清洗,到了“文革”的时候是极尽摧残之能事。这些东西,看在那一代,大家认为保守的、守望国粹的这些海外的,有儒门气质,或者干脆就是新儒家的知识分子眼里有什么感受?


钱穆很年轻的时候在想的问题就是:中国会不会亡国。他非常忧虑,但是他很有信心地告诉你:中国是不会亡的!终于到了抗战的时候,我们国家显露出一片残破的景象,日军如狼似虎,你哪知道中国会不会战败,你哪知道中国会不会亡国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底下,钱穆写《国史大纲》,来回答这个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看今天这个局面怎么造成的,中国怎么会走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日本人敢来侵略,那当然就是我们国家当时本身,很乱,积弱,有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历史的智识


钱穆所处的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过去的历史,都呈现出一种否定的态度与观感。这在某方面来说是很西方的。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中国其实是个没有历史的国家。中国的历史仿佛像是静止了一样,没有运动,没有变化,总是王朝的循环往复。


这样一种看待中国史的方法,其实当时被大部分中国人接受,而钱穆反对的就是这整套观念,他说我们把现在中国的问题往回追溯,那是对的,因为中国的确生病了,所以要找出病源,但是找病源的同时也要找到生源。


什么叫生源?那就是中国历史里,自有一股生生不息的气,这股气早些时候,我们中国的叫法把它叫“国魂”。用现代一点的学术语言,也就是钱穆先生他的语言,就叫做“中国历史精神”。


而中国历史精神,又该从哪儿开始说起呢?那就要从头讲起了。所以当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他其实带着一个问题意识,这个问题意识就是要问:中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就仿佛你看一个人,他有什么样的性格,有什么特殊的个性一样,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恐怕也有它的一套独到的个性,那么这个个性从哪儿看得到呢?从历史中找。


因此钱穆特别强调,历史更重要的是要上升到大体的局面,看到贯穿在整个中国历史里面的东西,而那个东西总是随着时代更新,你越来越有了新的认识。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体例、不同观念的史书,这些史书其实就因应那个时代演化的需要,从过去的历史里读出一些东西,来回应我们当下的问题。这样的一种见解,就叫做历史智识。


钱穆就认为,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二十世纪初到中叶的时候,中国明显需要一套新的历史智识,一套新的史观来回应当下的问题。因此也需要一本新的中国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写《国史大纲》是一个很有气魄的事情。


他觉得在这个时代需要一本,几乎像当年《史记》因应它那个时代一样的史集出现,那就是《国史大纲》。所以他要回应当下的问题,中国怎么会搞到这个地步?会不会亡国?然后回头看我们的病,病在哪里?再回头看,我们那股生生不息的力量又在哪里,那个力量能不能够把它复活回来,拯救我们当下的问题?


钱穆与其弟子余英时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的弟子余英时有一篇追悼钱先生的文章叫做《一生为故国招魂》。抗日的时候钱穆怕的是亡国,但是抗日结束之后,他怕的却是亡天下了,两者的分别在哪里呢?中国历史上,亡国亡过好几次了,但是天下没亡,因为我们文化的底蕴还在,文化背后的历史精神还在,所以整个中国才能够绵延不绝地活到现在。


但是为什么现在会有亡天下的危机呢?因为1949年后,我们开始更进一步地破坏过去,终于到了“文革”,我们是怎么样摧残掉过去,从父母对待子女,子女对待父母这种最传统的人伦关系,一直到我们的庙堂里面的知识分子,一直到整个社会的伦理价值体系,几乎全部陷于崩解,这个时候钱穆怕的就是要亡天下了。


我记得在我念书的那个时候,新亚书院每年的开学礼,都还要在礼堂里悬一幅孔子像,全体师生要向他鞠躬敬拜。当年念大学的时候,我们觉得那很可笑,但是仔细想想,大陆还在闹“文革”,说孔子是“孔老二”的时候,钱先生在香港创办这么一家学校,开学典礼让大家敬拜孔子像,那个时候他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是什么?如何不会有一种寂寞的,客观的悲情呢?


那么到底这本书里所说的中国生生不息的原生力量在哪里?中国历史,难道真的像他讲的那么美好吗?很多人批判他,说他的史学是为过去的中国传统的帝王专制做辩护。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下一夜见!


作者: 钱穆

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副标题: 錢穆先生全集

出版年: 2011-7

定价: 138.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钱穆先生全集



“一千零一夜”








本文为节目文稿删减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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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集预告

第75夜《国史大纲》(三)

12.6 晚上线



“中国历史的精神,就是一个讲究血缘和身份的贵族,地位不断下降,讲究知识与才德的士人,不断上升,终于形成了一个以士人贯穿全国上下的一套精神。”

——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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