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的一次讲座 | 梁文道：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道长上一次独自在北京大学主题演讲，竟然是2009年3月。即便如我般记忆力萎缩，也还是记得那天晚上在座青年们的激动。“知识分子应该上电视吗？”这是当晚的主题。
彼时,《常识》刚刚出版，道长以书写者的身份首次走进校园。对比后来无数次公开讲座，道长这一场的立意之深，实在让人惊讶他的远见。而去过那次讲座的人，我想都会难忘结尾时他读杨牧长诗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时的眼神 。
六年后，道长在他自己策划的视频节目《一千零一夜》中再次读起：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
关于公理和正义
檐下倒挂着一只诡异的蜘蛛
在虚假的阳光里
翻转反覆
结网
许久许久
你怎能说这些不是一个轮回？
——看理想sun
照常规，今天的微信字数应该最多5000左右
但实在不忍删去那些闪光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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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识 人 的 社 会 角 色
演讲人：梁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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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道长将在北大再一次开讲，详情请点击：梁文道：如何找到你需要的书？ | [看理想]线下分享会005 无法来现场的同学，可以在明晚根据最新微信提示收看直播。
大家晚上好，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昨天才知道原来今天是海子逝世二十周年，那么恰巧他有一部全集出版，而且时间好像也是今晚这个时候。早知道如此，我是不应该安排在今天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去那边，真的，所以我觉得很抱歉。
其实我原来之前的这个题目呢，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这个是副题，原来有一个主题，叫做知识分子应该上电视吗。副题才叫做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可是呢，我不是纯粹要讲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电视的这个问题，而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课题，我们很难在这短短的两小时内和大家探讨的非常清楚。
我只想抓住一个主线来谈，抓住什么主线呢，就是知识人或者知识分子，他的自律性的问题。我讲的自律不是严格纪律这指的那个自律，而是哲学意义上的，autonomy那个自律，他律自律的那个自律，那么从这边呢，我就想，既然今天是海子逝世二十周年，我想先从诗人开始说起。
（一）
我们知道，阿多诺，有一句名言，他说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对不对，我们知道历史上常常出现很多类似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是在于，在追求所谓的艺术的神美的很纯粹的愉悦上面跟社会责任之间你应该怎么选择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亲身体验这个问题是在二十年前。那一年的夏天，香港是一个疯狂的城市，那么当时呢，我那时候刚刚十八岁。在做那个剧场的创作的时候，我有一帮朋友，一帮剧团的朋友，发生了很激烈的辩论，什么辩论呢，就是当时我们在想：我们应该上街游行，还是在剧场里面继续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实验艺术的创作。我们辩论了整整两天，那么有一帮呢就认为，这已经是什么时候了，都到了整个中国，或者至少是香港要炸掉的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兴趣，在你那个黑箱小剧场里面搞你自己这帮艺术家，这个很自命清高的，孤高的，这个很孤芳自赏的艺术吗？不行，所以有这么一帮我们剧团的成员，要上台演出的人就不见了，他们去游行了。你想想看这个剧怎么搞，是吧。
我属于剩下来那一批人。剩下来这一批人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这么说，即便是到了任何时候，都不能让政治成了凌驾性的理由，去凌驾艺术的创作。艺术永远有他自律的一个领域。Autonomy， 它不应该屈服于一个外在的压力。
没错，艺术家也好，一般的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也好，我们把他们普遍称为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这些知识人是要有社会责任的。但是，什么叫社会责任呢？如果一个诗人，他常年的躲在家里面只是写诗，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就没有尽到它的社会角色吗？那是二十年前我第一次经历这个问题，我们就天天辩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如果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阴暗，要我们去做很多的事情之后，我们能不能够容忍自己，只在自己的画室里面去画自己喜欢的画。而且更严重的是我的作品说不定是不反映社会的。假如说你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而你在你的作品里面去完成一个社会使命感，或者说你直接去批判社会的某些现象，或者说去介入社会行动，在这个意义上你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但是假如，不，你只写抒情诗，那你该如何自主呢，这是一个在很多文艺人很多作家都面临的一个问题。
（二）
我们知道契诃夫是十九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他是短篇小说之王。契诃夫一辈子写的小说，都是有很强烈的社会关怀在后面，他冷静地去描绘它所看到的种种的社会问题，而且契诃夫有一点很特别，他跟鲁迅一样，他不止和鲁迅一样都写短篇小说，而且他还是一个医生。但是契诃夫一辈子都被这个问题困扰，哪怕他还是一个医生，他医治别人的的身体之余，他还透过他的小说，想办法去医治俄罗斯人的心灵，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觉得良心不安。他仍然觉得自己有罪，他仍然觉得为什么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到了这个地步，还能容忍我在这个地方写小说，做那么奢侈的一种行为，那是不对的。
于是，在1890年代，我不记得是哪一年，他决定要来一趟旅程，这趟旅程是到库页岛，当时是萨哈林岛，而且萨哈林岛有一个绰号叫做魔鬼岛，为什么呢，那么大一个岛，整个岛就是用来流放犯人的。契诃夫就决定，要去萨哈林岛，去探访那些囚犯，然后就要把那些囚犯的故事写出来，后来果然写成一本书，他觉得这么做才算尽到社会责任。
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库页岛，在当时要六个月的时间，他刻意选择最艰苦的道路，用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就是他想折磨自己，他觉得对不起这个社会。他觉得身为一个小说家这个时候从事艺术创作就是一种原罪。他要赎罪，这是他的一趟赎罪之旅。
他行前在莫斯科有一件很好玩的事情，他一些亲朋好友来送行，送了他一瓶顶级的法国兰地，这个白兰地非常昂贵，用了很精致的水晶瓶装起来，这个瓶子和里面装的酒和他将要前去的这个岛屿还有他这个行程的目的，你会觉得实在是矛盾的。你想想看，就我们现在有很多同学都说要关心社会，我们在假期呢要跑到农村探访山村，做义务教育，或做志愿者，你想像你带一个LV的包，去探访再灾区，是会被人骂的，对不对？他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带着一瓶这样的酒，去一趟旅程，赎罪之旅。他就去了，六个月之后，在他踏上沙领导的的第一天晚上，他把这个酒瓶打开，就给自己喝了一杯酒。
然后就那个大诗人，西尼，他写了一首诗，描述这个事件，有句话是这样的：
作家正在享受琥珀色的白兰地，在周遭弥漫着迫害气息和残酷的音乐中，他品尝浓郁的醇酒，享受奢华的放纵。
西尼写这句话写这首诗，是因为他觉得刚刚我说的那个动作，那一霎那，太神妙了。你周围你是听到那种脚镣拖在地上的声音，甚至你能听到有呻吟吼叫，在忍受虐待。同时你把这瓶高级的白兰地扭开了，赏一杯这么纯美奢华的享受给自己，这是什么状态，根据西尼的描写，大家想想看契诃夫喝这杯酒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他为什么要喝这杯酒？告诉大家，他喝这杯酒的时候他心安理得，依然自在。为什么？
西尼在诗里形容这瓶酒是朋友们送给他的，是一个礼物，是一个gift。英文礼物——gift，这个gift的另一个意思是什么，是天赋。这个一字双关的gift就是这首诗，是当时的契诃夫，在魔鬼岛上的第一天享受白兰地的精髓。什么意思呢，朋友送给他的礼物，他这时候打开来喝，表示到了这一刻，他踏上这个岛了，他来赎罪了，于是他心安理得的去喝这个礼物。而且打开这个gift，表示他开启了自己的天赋。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个作家，作为一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王乃至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天才，在魔鬼岛的第一个晚上要开始享受自己的才华，打开自己的才华。
这一霎那，一个艺术家在审美上的追求跟他要回应的这个恐怖的可怕的周遭的社会气氛时代达到了一个完美的平衡。艺术家能不能放纵自己，躲在小楼层里头，就创作自己的诗放纵自己的艺术天赋，而不顾周遭的环境呢？不能，但是，他有找到这个平衡，就在他经过六个月的赎罪之旅之后，他要开始他认为是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工作之后，他觉得我的天赋出来吧，就喝这杯酒，就是这个gift。
艺术的创作的能力和艺术的享受永远是奢侈的。人连温饱都还无法达到，你居然去谈艺术，因此艺术史奢侈的。但是这种奢侈的享受恰恰在这个时候是最值得享受的。
（三）
所以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我所说的自律问题呢？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像我刚刚讲艺术讲诗，什么叫诗的自律性呢，我们用一个最粗俗简单的讲法来这么解释，一个诗人是不是好诗人，一首诗是不是好诗，由谁来决定，是由这个诗歌圈里的人来决定。是由内行人评选出来，或是内行人会公认，这个诗人真的了不起，这首诗真的是首伟大的杰作。
它内部有个评判标准，这种评判标准是自律的，所谓的自律就是排除对其他领域的依赖，比如说不可能有一个诗人因为她很有钱就被认为是好诗人。不可能因为一个人是政权认同的就说他是一个好诗人。好诗人必须是你能写得一手好诗，而好与不好是界定于这个圈内的一套审美判断标准。这时候我们说诗歌这个领域是自律的，这个领域有自己的一套判断规则，有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这就是所谓的自律。
同样的数学也是自律的。比如说什么样的数学家是好数学家呢？你不是搞数学的，能不能是你说了算？大家总认为上了电视的人就是了不起的人，我们电视最喜欢吹捧一些大师出来，说这个人是大师。数学大师能否是因为上过锵锵三人行，然后我跟大家说他就是大师啊，然后他就是大师了呢，是不是鲁豫有约亲切地访问过他之后他就是大师了呢？不是，数学不是这样子来的，他有其自律性，数学这个领域有其内在的规则来决定里面的地位，里面的身份，里面的排序，里面的种种要求。
而知识人也有自己的自律，比如说你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你就面对我刚刚描述的那种困境。一方面是你艺术上的追求，一方面是社会上的责任，有时候他们很容易是矛盾的。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是一个作家，你觉得你的社会责任就是要帮助政府，引导舆论，譬如说地震的时候你或许含泪劝告大家，或许你告诉大家那些死者做鬼也幸福，你认为这是你的社会责任，但是很可惜，在一个文学的领域里面我们不是这么来看问题的。我不会因为你去含泪劝告大家，你动了真感情，或是你真心相信做鬼也幸福，你恨不得自己也死在那里，我们就会认为，哎呀，他真是一个大文豪，你果然是一个大师。如果我们是行内的话。
但是问题是你怎么样去鉴定在社会责任与艺术追求之间，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找到这么一个平衡点呢？怎么样去寻找一个恰当的角度，能够让你达到像刚才的契诃夫，在一个充满痛苦呻吟的夜晚打开那瓶白兰地，给自己一杯琥珀色的放纵的奢华的香醇的液体，让它下口呢？这个完美的一刻如何可以达到一致呢？从这里我就可以开始将知识分子上电视的问题了。
（四）
知识分子上电视到底应不应该呢？
答案是：是，同时也是不是。
从是的方面角度讲，如果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他觉得他能够接受报纸的采访，譬如说，想我非常佩服的，刚刚从贵校去了新疆支教的贺卫方教授。贺老师也会在报纸上面写东西，也会接受采访，那么他是不是也应该上电视？我觉得应该是。有很多必要的时刻，他是应该要出现的。他代表了一种声音，他需要介入，这是一个社会责任。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我又说电视又跟纯粹的传统的平面媒体不一样呢？
布尔迪尔当初提出了电视这个行业的很多很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在电视台混饭吃的人，是深有体会的。
首先，我们电视节目里面，有很多的潜规则。这个潜规则不像所各位想象那种啊，我一说潜规则就听到有人笑诶，不是你说，诶，这个女的长的不错呀，怎么样？想上节目吗？啊？（笑）不是这个啊，各位。我所说的潜规则指的是什么呢？举个例子，电视台做节目，做记录片，它总是试图让你感觉它是客观的，客观用什么方法来达成呢？就是谈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要有两边不同的观点来平衡。好吧，问题就来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所谓的用两边的观点来平衡，这其实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规则，但是它能够造就一些现实上的扭曲。
我今天下午去新浪，正好碰见《中国不高兴》这本书的二位作者。那么，我们亲切地交谈了一下（笑），没有，他们不大理我，是我，我试图亲切。然后呢，假如说今天有个电视节目要就《中国不高兴》展开一场讨论，然后做一个特别节目，那么它要平衡两边的观点，它如何平衡呢？比方说，他可能请制作人（制作人是我的朋友）宋晓军上来讲他们的观点，作者的观点，他讲他说讲完了，这是一套观点。按照传统的理论，你要两边都要有人嘛，可是电视台可以通过一个很诡异的方法达到所谓两边都平衡：
假设，我们说它是一本左派的书，宋晓军很左，然后宋晓军啪啪啪讲了一堆言论。电视台为了平衡它应该找谁呢？啊？找右派？不，错。它可以用另一个方法，它找个更左的来。（笑），比如说司马南，那么一上来你就发现这个节目平衡了，就是一个左跟更左的人一起出现，于是宋晓军变成一个右派。懂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电视常常搞这种东西，各位，（我们）看电视节目，千万不要被它骗了，哎哟，这是两边观点。它两边观点就是，一个左跟一个更左，右跟更右，因为左右本来就是相对的观念，在一个非常左的人面前，一个原来也很左的人就显得是右派了，对不对？其实电视常常有这种潜规则，它可以供这种形式的规则去遮盖了很多真正的现实上面有的各种观点。
又比如说，电视为了让大家我们社会充满了一种民主辩论的气氛。全世界各地的电视台都喜欢做一些辩论的节目，但是这些辩论节目呢，重视喜欢呢，制造一些双方截然对垒的状态，让双方辩论，让我们觉得这两边呢观众要举牌决定谁对谁不对，这里只有正、反，是、非，正、邪两种立场，而容不下任何中间的空间。那么这个东西对于知识分子来讲会造成什么问题呢？要推论，我们要argument,推论是个漫长的详细的过程，你需要思考，你如何可能把对于问题的本来是要经过一连串思考才能够推导出来一些想法，这么快地简化为双方的对垒呢？辩论节目其实还算不错，因为它还有足够的时间给大家说话，更严重的是什么呢？更严重的地方是它有时候不是要你长篇说话，而是要你说的短。
于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人上电视的就是尽量说出一些很精简，一听就很刺激，很有味道的话，就是所谓的“精句”，（笑），或者格言，于是一篇本来要用长篇的论文去容载的想法，被浓缩成一两句很刺激的，充满味精的调味品的精句。然后我们就觉得，太好了，这个人太有才了，太有学（问）了，我们都听了很受教，很高兴。
这就是电视，电视它的时间那么紧迫，它逼迫每一个人都要很迅速的去说话，要把长篇的想法浓缩成很短的句子，不止如此，它甚至要求你成为快速的思想家，也是英文常用的说法叫“fast-thinker”。Fast-thinker是什么人呢各位？也就是我们中文里面常常讲的知道分子。有这么一种人，这种人呢，他似乎什么都晓得，于是媒体呢，都爱讲他，你跟他谈什么问题他都马上给你答案，你请他讲什么，写什么，他立刻给你做出一件东西出来，思考速度真的这么迅速吗？一个那么广博的知识领域，一个人就真的能都这么简单地掌握，然后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去回应出来吗？
这当然都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刚才所描述的一切的电视的（规则），这才是我说的潜规则，这些规则都是违反了我们正常情况下对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我所指的品格是学术品格跟思想品格的基本要求，它在扭曲我们的知识心灵，扭曲我们的知识分子群体。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不应该上电视呢？布尔迪厄在电视台上面做节目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布尔迪厄的答案在我看来是略显粗糙的，他的答案是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上电视。当这些客观条件你是可以掌握的时候，当你可以掌握这些条件，比如说我可以拒绝用三十秒去说一段话，我可以拒绝按照你的选题的方向去走，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当时你真的就这么拒绝大众电视台的潜规则之后，结果是什么？你根本不会上得了电视，没人会找你。
（五）
而电视台或者媒体表面上可以很繁荣，实际上可以很枯萎很贫瘠，此话怎讲呢？
我们喜欢抢独家新闻，要竞争。抢独家新闻，大家知道最荒谬的结果是什么吗？到了最后是每一家的新闻都一样。如果我是一个报纸的总编辑，我看了一份报纸，发现这家报纸竟然做了我们家没有的新闻。我就会骂那些记者：为什么我们没有？你看人家都做了。我完全没有考虑这个新闻本身的意义何在，它到底有没有价值，我放弃了。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当我们知识分子要求要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说法，不一样的理念要出来，留个多元文化才是一个完整的公共领域跟公共空间的时候，它如何可能达到呢？它怎么可以形成呢？是很困难的。
那么我们（的）结论是不是可以说——
本来知识分子踏入媒体是为了履行他的社会责任，但是由于这个媒体必然的伤害到了知识分子或者知识人这个领域本身的自律性去拒绝呢？
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个类似一开始我讲的类似艺术家跟他的社会责任。
如何在自律与他律之间找到平衡，如何进入大众媒体，又不至于被大众媒体的这些逻辑还有刚才我说的这些潜规则完全牵着鼻子走呢？
同样的这些矛盾我认为存在于所有类型的知识人当中。每一个知识人，真诚的知识人，都必然要感到类似的矛盾。
在这里，我不认为有一个很系统的，可以回答所有类似困境的一条方程式跟公式。但是我真诚的认为，在这里面，唯一帮的了你的，唯一能够让你达到那种在库页岛那样残酷的环境底下喝一杯葡萄酒，喝一杯白兰地的那种完美的平衡境界的只有你凭你的把握、度量，是一个存乎一心的，分寸之间的问题。
（六）
什么时候叫做妥协，什么时候叫做抗拒，什么时候叫做平衡？
这是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没有一天不面对，哪怕你在大学做研究，你在做学术研究，你非常清楚你做这个学术研究的成果是你的。从学术的内在我们的行规来讲，如果要发表论文的话，你就是它的冠名作者。可是呢，这时候你的上级近来了，然后呢说：“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你要不要妥协呢？我们每一个知识人天天在面对类似的问题。
这些自律与他律的问题，规则于潜规则的问题，你只能够自己每天把握。
重点知识分子不是在这上面做对比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永远选对边的人，知识分子是肯承认自己一直碰到这种问题，而且为它痛苦、为它挣扎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一个知识分子应该是安逸的，是舒适的，起码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自己，不敢说是什么知识人知识分子，虽然另一方面我又认为知识分子，他像一个教徒一样，他不是一个职业，它是一种身份的主动的承担与召唤。就等于我们说天主教神父，他必须等待神的召唤。
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在天主教学校念书，住在神父宿舍，我那一阵子非常想当神父。每天晚上祈祷呢，就在祈求，主啊，召唤我吧。然后尤其我看了一些电影纪录片，看到一个圣人，片子里面有圣方济各，非常感动。我天天在等待天主召唤我，让我当一个神父，派我到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去。然后，那就要等什么？等calling，就calling。
知识人也是一种召唤的回应。跟一个教徒一样，跟一个神父一样，你会听到召唤，然后你回应他。在这个召唤底下，你的职业是不重要的，你或许是卡车司机，你或许是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记者。反过来，一个大学教授未必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农民却很有可能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他回应知识人的召唤，他对知识充满热情，并且以他的知识，做一个合理的推断跟想法出来，想办法去介入社会的时候，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他是一个知识人。
在这个意义上面，我常常觉得我生活在非常大的痛苦之中——虽然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但是我的工作带给我很大很大的痛苦。因为我觉得，当我在回应我的召唤的时候我力有不逮，常常有很多事情我觉得我是做不到的。
（七）
从这里就要讲到，所谓电视，并不像平面媒体的一个地方。这是什么地方呢？就是电视是一个比报纸、比杂志更加充满幻觉的一个场合。
我有个电视节目在凤凰卫视，叫做开卷八分钟，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没有什么开场白，结尾就马上就走。很多人就问这是不是一个特别的设计，我说这恰恰是没有设计。
设计是这样，节目开始的时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又来到我们开卷八分钟啦！”（笑）然后，过了这个节目之后，再跟大家说：“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明天接着见，拜拜！”这个叫设计，为什么呢？因为对这个节目主持人来讲，在录影棚里面，除了两个摄像，跟他之外，没有任何人在场。你在跟谁说亲爱的观众朋友呢？你是对着镜头说话，这些观众是你的朋友吗？不是。他们对你亲爱吗？更加不是。所以每一个主持人，当他说亲爱的观众朋友的时候，他都在说谎，他都在说谎（掌声）。
这就是电视的潜规则，这就是一种设计。你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不，你不认识他，但他好像认识你，他好像很了解你，很知道你是谁，他对你有很多的盼望和想法。那么这时候，他或许对你会有很多的看法、要求跟意见。那么你应不应该满足这些我刚才说的不是你朋友还不亲爱的人呢？你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话，你算不算是不善良不诚实呢？因为那不象是一个对待朋友该有的态度。他们都把你当朋友，那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出现在一般节目主持人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比较好一点，但是假如，你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的时候，你会怎么办？
我每个月都收到很多很多的观众来信，这些观众来信都有特点。跟我这些同事，我有很多女主持同事，她们都有要么就是花啊，要么就是收那些求爱的信啊，我从来都没有收过这些。我每次收到的呢，我每次收到的呢，都是：
梁文道先生，然后附一封法院的通知信（在）后面，就是，你看，我被冤枉，你要帮我伸冤啊。或者说我家的地被征了，只有你能帮我说话了，我妈重病，看不起大夫，你能帮帮我吗？
我每天都收到这些信。因为他们认为，我既然在电视上面显现出来是这么一个大家看起来好像很有良心的人。我就应该去照顾您那位重病但是看不起大夫的妈妈，去帮你骂你那个村里面征了你家的地的村官，在你的单位里面很不公平的苛待了你的那个上司，你的那个勾结了官府来没收了你们企业财产的（指使了）那个贪官的竞争对手。如果我真的去满足了所有这些信的话，我基本上每天还要再多二十四小时，我该怎么办呢？
同时我又收过很多年轻人的来信，这些年轻人写信给我，一写六七页，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让人非常困惑的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你知道这些信背后有个很真诚的灵魂，他信任你，他希望你解答他的问题，那我应该怎么做呢？
这是一个，你作为一个知识人、知识分子，你要负社会责任的时候召唤来的，你回应得了吗？刚刚开始我说今天是海子逝世二十周年，我之后想念一首诗，请大家有耐心一点，一首很长的诗，这首诗不是海子的诗，是我很喜欢的以为台湾的大诗人，叫杨牧的一首经典诗，这首诗叫做《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写在一封缜密工整的信上，从
外县市一小镇寄出，署了
真实姓名和身分证号码
年龄（窗外在下雨，点滴芭蕉叶
和围墙上的碎玻璃），籍贯，职业
（院子里堆积许多枯树枝
一只黑鸟在扑翅）。他显然历经
苦思不得答案，关于这么重要的
一个问题。他是善于思维的，
文字也简洁有力，结构圆融
书法得体（乌云向远天飞）
晨昏练过玄秘塔大字，在小学时代
家住渔港后街拥挤的眷村里
大半时间和母亲在一起；他羞涩
敏感，学了一口台湾国语没关系
常常登高瞭望海上的船只
看白云，就这样把皮肤晒黑了
单薄的胸膛里栽培着小小
孤独的心，他这样恳切写道：
早熟脆弱如一颗二十世纪梨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对着一壶苦茶，我设法去理解
如何以抽象的观念分化他那许多凿凿的
证据，也许我应该先否定他的出发点
攻击他的心态，批评他收集资料
的方法错误，以反证削弱其语气
指他所陈一切这一切无非偏见
不值得有识之士的反驳。我听到
窗外的雨声愈来愈急
水势从屋顶匆匆泻下，灌满房子周围的
阳沟。唉到底甚么是二十世纪梨呀——
他们在海岛的高山地带寻到
相当于华北平原的气候了，肥沃丰隆的
处女地，乃迂回引进一种乡愁慰藉的
种子埋下，发芽，长高
开花结成这果，这名不见经传的水果
可怜的形状，色泽，和气味
营养价值不明，除了
维他命Ｃ，甚至完全不象征甚么
除了一颗犹豫的属于他自己的心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这些不需要象征——这些
是现实就应该当做现实处理
发信的是一个善于思维分析的人
读了一年企管转法律，毕业后
半年补充兵，考了两次司法官……
雨停了
我对他的身世，他的愤怒
他的诘难和控诉都不能理解
虽然我曾设法，对着一壶苦茶
设法理解。我想念他不是为考试
而愤怒，因为这不在他的举证里
他谈的是些高层次的问题，简洁有力
段落分明，归纳为令人茫然的一系列
质疑。太阳从芭蕉树后注入草地
在枯枝上闪着光。这些不会是
虚假的，在有限的温暖里
坚持一团庞大的寒气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关于
公理和正义。他是班上穿著
最整齐的孩子，虽然母亲在城里
帮佣洗衣——哦母亲在他印象中
总是白皙的微笑着，纵使脸上
挂着泪；她双手永远是柔软的
干净的，灯下为他慢慢修铅笔
他说他不太记得了是一个溽热的夜
好像仿佛父亲在一场大吵闹后
（充满乡音的激情的言语，连他
单祧籍贯香火的儿子，都不完全懂）
似乎就这样走了，可能大概也许上了山
在高亢的华北气候里开垦，栽培
一种新引进的水果，二十世纪梨
秋风的夜晚，母亲教他唱日本童谣
桃太郎远征魔鬼岛，半醒半睡
看她剪刀针线把旧军服拆开
修改成一条夹裤一件小棉袄
信纸上沾了两片水渍，想是他的泪
如墙脚巨大的雨霉，我向外望
天地也哭过，为一个重要的
超越季节和方向的问题，哭过
复以虚假的阳光掩饰窘态
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关于
公理和正义。檐下倒挂着一只
诡异的蜘蛛，在虚假的阳光里
翻转反覆，结网。许久许久
我还看到冬天的蚊蚋围着纱门下
一个塑胶水桶在飞，如乌云
我许久未曾听过那么明朗详尽的
陈述了，他在无情地解剖着自己：
籍贯教我走到任何地方都带着一份
与生俱来的乡愁，他说，像我的胎记
然而胎记袭自母亲我必须承认
它和那个无关。他时常
站在海岸瞭望，据说烟波尽头
还有一个更长的海岸，高山森林巨川
母亲没看过的地方才是我们的
故乡。大学里必修现代史，背熟一本
标准答案；选修语言社会学
高分过了劳工法，监狱学，法制史
重修体育和宪法。他善于举例
作证，能推论，会归纳。我从来
没有收到过这样一封充满体验和幻想
于冷肃尖锐的语气中流露狂热和绝望
彻底把狂热和绝望完全平衡的信
礼貌地，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有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写在一封不容增删的信里
我看到泪水的印子扩大如干涸的湖泊
濡沫死去的鱼族在暗晦的角落
留下些许枯骨和白刺，我仿佛也
看到血在他成长的知识判断里
溅开，像炮火中从困顿的孤堡
放出的军鸽，系着疲乏顽抗者
最渺茫的希望，冲开窒息的硝烟
鼓翼升到烧焦的黄杨树梢
敏捷地回转，对准增防的营盘刺飞
却在高速中撞上一颗无意的流弹
粉碎于交击的喧嚣，让毛骨和鲜血
充塞永远不再的空间
让我们从容遗忘。我体会
他沙哑的声调。他曾经
嚎啕入荒原
狂呼暴风雨
计算着自己的步伐，不是先知
他不是先知，是失去向导的使徒——
他单薄的胸膛鼓胀如风炉
一颗心在高温里熔化
透明，流动，虚无
作者：杨牧
也许有人问一个问题，这首诗就是我能想到的关于我刚刚提出一连串问题的我能够给自己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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