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如何解救堂吉诃德 | 《乌云与金边》
这一周的一千零一夜，道长打开的经典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明晚继续。节目之外道长推荐大家阅读杨绛先生另一篇谈文革的散文“乌云与金边”。在这篇文章当中，她回忆了自己在文革中的遭遇，但这些“苦”在先生平淡的笔触中总是能渗出一丝丝调皮的“甜”来：被剃了阴阳头，先生就论起一顶好假发的制作；被“颠倒过来”分配去了厕所，先生却特别记住了一张“鬼脸”。
碍于篇幅，正文里我们只节选了这篇文章其中的一段故事“一个骑士和四个妖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文末获取全文继续阅读。
杨绛先生把文革中的劫数比喻为重重的乌云，她说即使乌云厚密蔽天，但从云缝中透出的那一点点人性，那一道道乌云的金边，却始终停在她的记忆里不易磨灭。而这些乌云的金边也时刻提醒着，乌云终将散去。
| 乌云与金边 |
杨绛 | 文
接西方成语：“每一朵乌云都有一道银边”。丙午丁未年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经过不同程度的摧残和折磨，彼此间加深了一点了解，孳生了一点同情和友情，就该算是那一片乌云的银边或竟是金边吧？——因为乌云愈是厚密，银色会变为金色。
常言“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我变成“牛鬼蛇神”之后，革命群众俘虏了我翻译的《堂吉诃德》，并活捉了我笔下的“四个大妖精”。
堂吉诃德是一位正派的好骑士，尽管做了俘虏，也决不肯损害我。四个大妖精却调皮捣蛋，造成了我的弥天大罪。不过仔细想来，妖精还是骑士招来的。“罪证”往往意想不到。我白白的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竟没有发现诺大四个妖精，及早判处他们火刑。
我剃成阴阳头的前夕，出版社的一个造反派到学部来造反，召我们外文所的牛鬼蛇神晚饭后到大席棚挨斗。（默存他们一伙挨斗是另一天，他们许多人都罚跪了。）我回家吃完晚饭出门，正值暴雨。我撑着雨伞，穿上高统胶鞋，好不容易挤上公共汽车；下车的时候，天上的雨水真是大盆大盆的泼下来，街上已积水成河。我赶到席棚，衣裤湿了大半，胶鞋里倾出半靴子雨水。我已经迟到，不知哪儿来的高帽子和硬纸大牌子都等着我了。
我忙戴上帽子，然后举起双手，想把牌子挂上脖子，可是帽子太高，我两臂高不过帽子。旁边“革命群众”的一员静静地看着，指点说：“先戴牌子，再戴帽子呀。”我经他提醒，几乎失笑，忙摘下帽子，按他的话先挂牌子，然后戴上高帽。我不过是陪斗，主犯是谁我也不清楚，觉得挨骂的不是我，反正我低头站在台边上就是了。揪斗完毕，革命小将下了一道命令：“把你们的黑稿子都交出来！”
“黑稿子？”什么是“黑稿子”呢？据我同伙告诉我，我翻译的《吉尔·布拉斯》“诲淫诲盗”，想必是“黑”的了。《堂吉诃德》是不是“黑”呢？堂吉诃德是地主，桑丘是农民，书上没有美化地主，歪曲农民吗？巨人怪兽，不都是迷信吗？想起造反派咄咄逼人的威势，不敢不提高警惕。我免得这部稿子遭殃，还是请革命群众来判定黑白，料想他们总不至于把这部稿子也说成“黑稿子”。
《堂吉诃德》原著第一、第二两部各四册，共八册，我刚译完第六册的一半。我每次誊清了译稿，就把草稿扔了。稿纸很厚，我准备在上面再修改加工的。这一大叠稿子重得很，我用牛皮纸包好，用麻绳捆上，再用红笔大字写上“《堂吉诃德》译稿”。我抱着这个沉重的大包挤上车，挤下车，还得走一段路。雨后泥泞，路不好走，我好不容易抱进办公室去交给组秘书。
我看准他为人憨厚，从来不“左得可怕”。我说明译稿只此一份，没留底稿，并说，不知这部稿子是否“黑”。他很同情地说“就是嘛！”显然他不赞成没收。可是我背后另一个声音说：“交给小C。”小C原是通信员，按“颠倒过来”的原则，他是很有地位的负责人。原来那时候革命群众已经分裂为两派了，小C那一派显然认为《堂吉诃德》是“黑稿子、该没收”。小C接过稿子抱着要走，组秘书郑重叮嘱说，“可这是人家的稿子啊，只有这一份，得好好儿保管。”小C不答，拿着稿子走了。我只好例抽一口冷气，眼睁睁看着堂吉诃德做了俘虏。那一天真是我不幸的一天，早上交出《堂吉诃德》译稿，晚上给剃成“阴阳头”。
不久以后，一个星期日，不知哪个革命团体派人来我家没收尚未发表的创作稿。我早打定主意，什么稿子都不交出去了。我干脆说：“没有。”他又要笔记本。我随手打开抽屉，拿到两本旧笔记，就交给他。他说：“我记得你不止两本。”的确不止两本，可是当时我只拿到两本。我说：“没有了”。那位年轻人也许本性温和，也许有袒护之意，并不追问，也不搜查，就回去交差了。他刚走不久，我就找出一大叠整齐的笔记本，原来交出去的那两本是因为记得太乱，不打算保留的，所以另放一处。
我经常失眠，有时精神不振，听报告总专心做笔记，免得瞌睡。我交出去的两本是倦极乱记的，我不便补交，干脆把没交的一叠笔记销毁了事，这件事就置之脑后了。
“四个大妖精”
一九六七年夏，我所的革命群众开始解放牛鬼蛇神。被解放的就“下楼”了。我是首批下楼的二人之一。从“牛棚”“下楼”，还得做一番检讨。我认真做完检讨，满以为群众提些意见就能通过，不料他们向我质问“四个大妖精”的罪行。我呆了半晌，丈二的金刚摸不着头脑。哪里跳出来四个大妖精呢？
有人把我的笔记本打开，放在我眼前，叫我自己看。我看了半天，认出“四个大妖精”原来是“四个大跃进”，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笔记本上，前后共有四次“四个大跃进”，只第二次写成“四个大妖精”。
我只自幸没把粮、棉、煤、铁画成实物，加上眉眼口鼻，添上手脚，画成跳舞的妖精。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可是严肃的革命群众对“淘气”是不能理解的，至少是不能容忍的。我便是长了一百张嘴，也不能为自己辩白，有人甚至把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也搬来应用，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做报告的首长。
假如他们“无限上纲”——也不必“无限”，只要稍为再往上提提，说我蔑视的是“大妖精”，也许就把我吓倒了。可是做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我只好再作检讨。一个革命派的“头头”命我把检讨稿先让他过目。我自以为检讨得很好，他却认为“很不够”。他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我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他不答理，我不服气，不肯重作检讨，自己解放了自己。不过我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并没有不了了之。后来我又为这事两次受到严厉的批评；假如要追究的话，至今还是个未了的案件。
“妖精”乘虚而入
我说四个妖精都由堂吉诃德招来，并不是胡赖，而是事实。我是个死心眼儿，每次订了工作计划就一定要求落实。我订计划的时候，精打细算，自以为很“留有余地”。我一星期只算五天，一月只算四星期，一年只算十个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二百个工作日，我觉得太少了，还不到一年三分之二。可是，一年要求二百个工作日，真是难之又难，简直办不到。
因为面对书本，埋头工作，就导致不问政治，脱离实际。即使没有“运动”的时候，也有无数的学习会、讨论会、报告会等等，占去不少时日，或把可工作的日子割裂得零零碎碎。如有什么较大的运动，工作往往全部停顿。我们哪一年没有或大或小的“运动”呢？
政治学习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也知道应该认真学习，积极发言。可是我认为学习和开会耗费时间太多，耽误了业务工作。学习会上我听到长篇精彩的“发言”，心里敬佩，却学不来，也不努力学。我只求“以勤补拙”；拙于言辞，就勤以工作吧。这就推我走上了“白专道路”。
“白专道路”是逆水行舟。凡是走过这条道路的都会知道，这条路不好走。而翻译工作又是没有弹性的，好比小工铺路，一小时铺多少平方米，欠一小时就欠多少平方米——除非胡乱塞责，那是另一回事。
我如果精神好，我就超额多干；如果工作顺利，就是说，原文不太艰难，我也超额多干。超额的成果我留作“私蓄”，有亏欠可以弥补。攒些“私蓄”很吃力，四五天攒下的，开一个无聊的会就耗尽了。所以我老在早作晚息攒“私蓄”，要求工作，能按计划完成。便在运动高潮，工作停顿的时候，我还偷工夫一点一滴的攒。
《堂吉诃德》的译稿，大部分由涓涓滴滴积聚而成。我深悔一心为堂吉诃德攒“私蓄”，却没为自己积储些多余的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我做了牛鬼蛇神，每夜躺着想这想那，却懵懵懂懂，一点没想到有妖精钻入笔记。我把这点疏失归罪于堂吉诃德，我想他老先生也不会嗔怪的。
解救堂吉诃德
我曾想尽办法，要把堂吉诃德救出来。我向没收“黑稿子”的“头头”们要求暂时发还我的“黑稿子”，让我按着“黑稿子”，检查自己的“黑思想”。他们并不驳斥我，只说，没收的“黑稿子”太多，我那一份找不到了，我每天收拾女厕，费不了多少时间，同伙还没扫完院子，我早已完事。我觉得单独一人傻坐在办公室里不大安全，所以自愿在群众的办公室外面扫扫窗台，抹抹玻璃，借此消磨时光。
从堂吉诃德被俘后，我就想借此寻找他的踪迹。可是我这位英雄和古代小说里的美人一样，“侯门一入深似海”，我每间屋子都张望过了；没见到他的影子。
过年以后，有一次我们牛鬼蛇神奉命打扫后楼一间储藏室。我忽从凌乱的废纸堆里发现了我那包《堂吉诃德》译稿。我好像找到了失散多年的儿女，忙抱起放在一只凳上，又惊又喜地告诉同伙：“我的稿子在这里呢！”我打算冒险把稿子偷走。出门就是楼梯，下楼就没人看守；抱着一个大纸包大模大样在楼梯上走也不像做贼，楼下的女厕虽然不是我打扫的，究竟是个女厕，我可以把稿子暂时寄放，然后抱回家去。
当然会有重重险阻，我且走一步是一步。监视我们的是个老干部。我等他一转背，就把稿子抢在手里，可是刚举步，未及出门，我同伙一个牛鬼蛇神——他是怕我犯了错误牵累他吗？那可怪不到他呀；他该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吧？他指着我大喝一声：“杨季康，你要干什么？”监视的干部转过身来，诧异地看着我。我生气说：“这是我的稿子！”那位干部才明白我的用意。他倒并不责问，只软哄说：“是你的稿子。可是现在你不能拿走，将来到了时候，会还给你。”我说：“扔在废纸堆里就丢了”。我没留底稿，丢了就没了！”我不记得当时还说了什么“大话”，因为我觉得这是吃了公家的饭干的工作，不是个人的事。他答应好好儿保藏，随我放在哪里都行。我先把稿子放在书柜里，又怕占了太好的位置，别人需要那块地方，会把稿子扔出来。所以我又把稿子取出，谨谨慎慎放在书柜顶上，叹口气，硬硬心，撇下不顾。
军工宣队进驻学部以后，“牛鬼蛇神”多半恢复人身，重又加入群众队伍，和他们一起学习。我请学习小组的组长向工人师傅要求发还我的译稿，因为我自知人微言轻，而他们也不懂得没收稿子的缘由。组长说：“那是你的事，你自己去问。”我得耐心等待机会。工人师傅们一下班就兴冲冲地打球，打完球又忙着监督我们学习，机会真不易得。
几个月来，我先后三次钻得空子，三次向他们请求。他们嘴里答应，显然是置之不理。直到下放干校的前夕，原先的组秘书当了我们组的学习组长。我晚上学习的时候，递了一个条子给他。第二天早上，他问明我那包稿子所在，立即亲自去找来，交给我说：“快抱回家去吧！”
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本文节选自杨绛的散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阅读完整文章可扫描下方二维码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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