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羞愧的人遗忘了文革 | 一千零一夜
【我爱问道长】
入夜前，道长照例回答了网友的提问
Q1 圣经里的子弹
自己目前工资低，又喜欢一些有文化的东西：书、绘画、音乐、茶等等。应该要世俗一些想想怎么成功，还是继续初衷？
Q2 德赫瑞姆
我总觉得，哲学带有一种清冷的气质，让人有很强的疏离感，有些时候，甚至觉得有点精神胜利法的感觉，不知您对此怎么看呢？
“所谓的文化艺术，或者一切人类文化活动，都是为了把我们跟这个世界拉开一点点的“距离”，那个“距离”对我们绝对是有好处的。”
——梁文道
偷偷告诉你
昨晚探班时
道长说自己回答了太多严肃的问题
感觉自己快变成“人生导师”了
道长让大家不要拘束
关于文化艺术
关于私人品味
关于旅游美食
关于生活八卦
（好吧，最后一条是小编加上的）
反正就是不论关于什么
通通都能问
赶紧把你的问题抛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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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夜 干校六记（二）
在那非常的时期面对的种种困难的遭遇，苦中作乐，原是一种生存策略。
——梁文道
最该羞愧的人遗忘了文革
[一千零一夜 | 《干校六记》]
谁该感到羞愧？
钱锺书先生在为他的夫人杨绛先生写的这本《干校六记》里面有一篇小引，其实是个序言。在这个小引里面，钱锺书先生提到一点，就是说这部文集只有六篇文章，叫做六记。
但其实大可以加上一记，多记一件事儿。记什么呢？他说，在那个年代，凡是觉得自己受迫害、受委屈的人，有愤怒的人大可以记“屈”，而其他绝大部分人可能要记“愧”。怎么个惭愧法？我们看看这篇序言里怎么说。
《干校六记》小引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她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学部在干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搞运动，清查“五一六分子”。干校两年多的生活是在这个批判斗争的气氛中度过的；按照农活、造房、搬家等等需要，搞运动的节奏一会子加紧，一会子放松，但仿佛间歇疟疾病，始终缠住身体。“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不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
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作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
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
所以，惭愧是该被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
《浮生六记》——一部我不很喜欢的书——事实上只存四记，《干校六记》理论上该有七记。在收藏家、古董贩和专家学者通力合作的今天，发现大小作家们并未写过的未刊稿已成为文学研究里发展特快的新行业了。
谁知道没有那么一天，这两部书缺掉的篇章会被陆续发现，补足填满，稍微减少了人世间的缺陷。
钱锺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钱锺书在1980年写的这个序言里面就已经提到，当时那些真正干坏事的人事后多半会忘记了自己过去干了什么，此后绝口不提，假装一切正常，重新活过一样。
毒草《海瑞罢官》
那么到底“文化大革命”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大背景，大叙事？它跟《干校六记》是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个年代有很多人都应该惭愧呢？我们看它发动的起源就知道。我们说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五十周年、结束四十周年，这个爆发是怎么算的呢？
算的就是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而这个“五一六通知”之前其实是有段伏笔的。这个伏笔就必须从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做过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说起了。
吴晗在1959年的时候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写了很多文章，写了剧本，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就是《海瑞罢官》。这个东西为什么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呢？是因为当时是大跃进时代，全国上下一片弄虚造假的风气，到处上报、谎报说我什么亩产万斤，小麦啊，全都弄虚造假，搞得整个国家一大堆虚假数字，非常的有问题。
于是，毛主席就说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就是因为有人明知道真相而不敢说实话，他就号召大家，应该学一下明朝的清官海瑞，海瑞敢于直言上谏，最后不惜被皇帝罢官。
于是，当时很多文人都必须像吴晗这样很识时务，主席一说什么，我们立刻响应，发动自己的灵感文思才学写东西，他就写了历史新编剧《海瑞罢官》。当时毛主席很赏识、很鼓励，还把自己的毛选签名寄回给他，以示嘉奖。
但是后来，到了1965年11月的时候， “四人帮”之一的姚文元忽然在上海发动媒体出了一篇评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说这个《海瑞罢官》不要看它表面芬芳，实质上是棵毒草。怎么它又变成毒草了呢？
后来到了1966年，这事就闹大了，毛主席也亲自批示，他回过头来又说吴晗这个东西有问题，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原来这时候大家对他的读解变了，就是说，他说这个海瑞敢于直言上谏，不惜犯上，最后被皇帝罢官，这事是影射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面不听老将彭德怀的话，反而把彭德怀给斗下去了。所以，这时候吴晗又从一个好朋友变成敌人了。
这么一搞起来，接下来就有所谓的“五一六通知”了，“五一六通知”里面提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要小心当时有很多人在学“苏修”——苏联修正主义，要小心当时我们的革命队伍里面埋藏了很多的阶级敌人，要阴谋篡夺党中央的权力，我们要把这些人全都揭发出来。于是，启动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小组，从此之后，中国就步入了“十年文革”的阶段。
196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从这个“五一六通知”的源起，你就大概看得出来，这十年里面会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事，一个人昨天站队站对了，明天忽然发现自己的立场又错了。
就是一帮人，原来以为自己出来搞革命，第二天发现原来自己是革命的敌人。如此这般一直搞下去，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就出现了我们所说的五七干校。钱先生或者是杨先生，他们都得下干校劳动。
大时代中的小插曲
我们看看杨先生如何回忆这段五七干校的历史。她不像当年“文革”结束之后冒起的一批文学作者，他们写“文革”是怎么写的呢？他们就真的是一来就针对那个大背景、大故事来写。这是当年的流行写法，也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伤痕文学”。而杨先生的写法又是什么呢？写的是大背景底下的小插曲。
“伤痕文学”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情绪上的控诉，觉得自己当年受委屈、受伤害，今天需要被安慰、被治疗、被清洗，有很多的反省跟自我批判，以及更多的某种义正词严的对他人的、对当时局面的批判。
当时大家写的感情模式都非常接近，而《干校六记》在这个情况下就显得相当特殊了。为什么呢？因为《干校六记》你听名字就知道，明显是灵感来自于清朝沈复的《浮生六记》。
《干校六记》和《浮生六记》一样带着一种好像苦中作乐的情绪，明明才讲完自己女婿怎么死，讲完自己的老公怎么变形，但杨绛先生笔锋一转，就把那个苦事写得好像也都能够琢磨出一种趣味。
为什么她会这么来写呢？这种写法到底下面想表达些什么呢？其实她不是为了要美化那个大背景、大时代，恰恰相反，她写这些边角的插曲是一个局部，影射出了一个全局。
因此，她这本书之所以难读，或者说表面好读，实质上很值得咀嚼的地方，就是因为她站在很多一点一点的角落片段里面，只言片语，就点出了一个很复杂的大时代的人的心里的复杂的情况。
我们搬家那天，乱哄哄的，谁也没看见小趋，大概它找伴儿游玩去了。我们搬到明港后，有人到“中心点”去料理些未了的事，回来转述那边人的话：“你们的小狗不肯吃食，来回来回的跑，又跑又叫，满处寻找。”
小趋找我吗？找默存吗？找我们连里所有关心它的人吗？我们有些人懊悔没学别连的样，干脆违反纪律，带了狗到明港。可是带到明港的狗，终究都赶走了。
默存和我想起小趋，常说：“小趋不知怎样了？”
默存说：“也许已经给人吃掉，早变成一堆大粪了。”
我说：“给人吃了也罢。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
这段文字，其实就是整本《干校六记》里面，唯一一次着重讲“情”的文字。这篇文章就叫做《“小趋”记情》。 “小趋”是条小黄狗，也就是他们干校不晓得哪儿弄来的一条小狗。他们养的这条狗是从小跟着他们养到大，很喜欢跟着这个杨绛先生。这个小狗，小时候就特别可爱，走路一滚一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他们也没什么好东西喂它吃，狗不是吃粮食的，得吃点肉。他们就光给它一些剩余的粮食，还不敢给好粮食，要不然会给一些政治正确的人批判他们，说这个人吃的东西你们居然还给狗吃，所以这个小狗常常得去抢人的屎来吃。
再说下去，你就会看到，它既然篇名叫“情”，可见杨先生、钱先生对这个“小趋”是有很深的感情，他们真的很喜欢它，可是里面就有这么一段很奇怪的话。她说，尽管如此，她是从来不敢对它表示出任何的深厚的爱意跟感情，她从来没有好好地抚摸过它的。
你比如说你平常喜欢一个小狗吧，就哪怕街上走过一条小狗，我们喜欢的都摸一摸嘛。她不会！她为什么不摸？是因为她怕学校里头有人会批评，批评什么呢？就是说养狗是资产阶级太太小姐的玩意儿。那你又不是资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你养个什么狗，养狗是讲实用，你要不就养来吃，要不就养来看房子、看家，谁叫你那么爱护它，摸它的。
因此，我们今天很多人觉得很平常的人跟狗的这种感情，在那个时代底下，它不能正常地得以表现出来。那么这恰恰就是这一篇讲情的一个核心点。
再说下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运动在干校里面我们所见到的场景，尽管杨绛先生一直想从这种小情小趣、苦中作乐的角度来写干校。但是，往往其实它会有一个很深沉的大的悲哀，在那个背景底下，会缓缓地往上浮出来，渗出来，像气泡在湖底下冒出来一样 ，是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住的。
无法改造的私心
到底这干校干了这么久有用吗？意义到底在哪里呢？杨先生就说，这个干校其实最后什么也没干成，也都干不了。
起码从她的经验来看。比如说当年几十万的干部，学有专才的一些专家、大师们，通通送去，荒废了自己原来干的事一段时间，天天做一些自己本来不擅长的事情，比如说种地。
这么搞，你说是不是能够产生一些学习的效果，让他们灵魂得到改造呢？
杨绛先生就说道，这场运动到了后来，她发现，她这个改造是白改造了。经历了两年的干校，十几年的运动，她发现她自己整个人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她自己，仍然是那个有私心的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们要知道，“文革”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做“斗私批修”，就是要斗人的私心。而我们的私心往往是各种各样的坏的思想，比如说修正主义造成的，这正是一句口号能够总结的，叫做“狠斗私字一闪念”嘛，对不对？“灵魂深处闹革命”。
我们天天背口号，天天搞运动，天天斗别人，斗自己，检讨自己，就是为了要把我们身上的那种人类与生俱来的劣根性，那种为了生存、为了自我保存而有的那股私心抹除掉。我们应该效法的是什么呢？是雷锋！我们要专门利人，毫不利己，最后弄成是满街皆圣贤的一个理想境界。
但是，你看在干校里面，杨绛先生就说了，整个过程里面，他们会不断地区分出“咱们”“我们”与“他们”。“他们”是坏人，“我们”是好人，或者是“他们”是幸运的，“我们”是不幸的，“他们”是领导，“我们”是遭殃的，“他们”不用日晒雨淋，“我们”在吃苦！运动里面，由于这种运动总是要标签，总是要揭发，总是要打击，所以总会区分出各种各样的人群。
在这个时候，大部分人要想的就是，我怎么样不要成为被揭发、被批斗的那群人，我怎么样不要成为遭殃的那一群，我怎么样成为“安全的我们”。而在这个过程里面，也许，我要想的是我怎么样想方设法让自己活得更好，或者想方设法让自己安全。
在这个过程之中，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很过分的事情，出卖我的老同事，出卖我的老师，出卖我的老领导，出卖我的家人，以达到自我保全的地步。那这样子，我就不会遭殃了，我就能够活得好一点。
比如说，到这书的最后的时候，杨绛先生就说，当时她最想的事情就是钱先生能够进入老弱病残名单，早点送回北京。即使她一个人留下来，不要紧，这样子他就能够回去有女儿相伴，她偶尔也能够回北京跟他们相会，再来想的，当然就是我们一家人都平平安安地回到北京城。
可是你这么想，这难道不就是个私心作祟嘛？你正确的想法难道不该是我们在这儿接受改造，我们在这儿劳动，我们很快乐。或者至少，你说我们在这儿劳动改造，没那么高兴，大家很辛苦，你盼望的是大家一起结束这个让人痛苦的局面，你怎么可能想的是你一家子的快活呢？这么想起来，你难道不是私心很重吗，也就是说这个运动好像是白搭了。
其实，这么一小段文字正是整个《干校六记》的整本书的一个象征，它就是以小观大，以一些小节让我们看到“文革”的那个大背景，那个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个没有在书里面正面写出来的大背景，透过这样的局部折射出来了。这个运动在最后刚才我说的那段文字里面，它折射的是什么？
整场运动想要改造人性，想要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让我们都变成更伟大、更崇高的人。它改造的结果，却是使我们每个人也许都变得更加自私了，更加想着自己了。
为了要想着让自己安全、幸福、快乐，或者至少不遭殃，我也许在这个过程之中需要伤害很多的人，也就是钱先生所说的那些必须让你惭愧的事。而事后又由于我们都想自我保存，活得好，那些种种让我们惭愧的东西我都忘了，我都丢掉了，那我今天就活得很高兴，自由自在，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作者: 杨绛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5-4-1
装帧: 精装
丛书: 杨绛著译七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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