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们通常只是说说而已 | 一千零一夜
忘了你是谁@道长：梁老师斗胆问一句，您那么推崇佛教，既然修学佛法那么好，可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却为什么那么多灾难，那么贫穷呢？常听到印度现在对出家人都很尊重，很多人都信奉佛教，为什么却得贫穷与多灾难的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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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夜 | 乡土中国（二）
讲述 | 梁文道
你有为陌生人扶推门的下意识吗？
我们中国人，从费先生所在的那个年代到现在为止，一直常常被人批评的一点是什么呢？说我们没有公德心。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我们个体，有时候在这个社会上、在工作、在生活当中，没有太注意到我跟所谓的“公家”，或者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群体之间该有的分界线在哪里，不太在意到他人的存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近几年已经好点了，但前几年这个问题还真的挺严重。比如说大家出入商场写字楼推那个门，有许多的外国人，比如说尤其是日本人，他们要是推门的话，他们一定还会往后瞧一瞧，或者甚至瞧都不瞧，本能地把这个门扶一扶。因为他随时准备好后头还有人要进来，我们中国人比较不太会这么做。我们不太会这么做的理由是，我们不太意识得到他人的存在。
但是反过来，假如我今天跟我亲戚出来。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人，在我讲的五伦关系之内的人，哟，那可不得了，我不只给他扶推门，我还得要考虑先进后进，我进去之后该怎么样，这门该扶多久都还挺讲究，以显示我的礼貌、我的规矩、我的懂事……这就是一种中国特殊的现象。
因此，中国人不太容易去出现“五四”以来很多的知识分子、很多的爱国志士要求我们要有的那种公德心。
到底什么才叫“公”德
我还记得一九九零年、八九年那时候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难免要参加一日五游那种大巴团嘛，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上了车，那个大巴师傅就知道我香港来的，就喜欢跟我聊。他怎么跟我聊的呢？他就说到，哎呀你看，这中国人怎么太没公德心了，多脏啊！东西扔车上扔得都是，果皮、瓜子壳，他回头大骂，跟那个导游，叫车上我们那天同游的乘客们游客们说，你们别那么没公德心好不好！吃了香蕉，吃了水果满地扔，别扔车上，扔外头去！
我听到就乐了，怎么扔外头去就是有公德心呢？！你看，它到底什么叫“公”？那个概念是很模糊的。我们不太容易形成一个关于“公”的观念。
费孝通先生他就有解释。他说，就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就像我们昨天讲的是个差序格局。那个“家”的概念是可以伸缩的，跟我友好的那个关系网，那个圈子里面也是可以不断伸缩来回的。因此，在这样伸缩来回的状态底下，我们什么叫“公”，什么“私”那就是相对的了。
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
在这种相对地来界定“公”、“私”的情况底下，我们其实有时候会显得特别自私。比如说，他就提到，儒家说，我们做人要从自己推出去，先克己、修身，修养好自己，一层一层往外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是，这个东西你完全可以想象一种反向的秩序。反向的秩序是什么呢？如果我没有做到这么圣人般的修养，君子般的功夫的话，我完全可以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去牺牲我的家庭，为我的家庭牺牲一个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牺牲天下。这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所以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这个社会跟西方讲个人主义不一样，我们是自我主义，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网——小石子扔在湖面上，扔在水面上一圈一圈的波纹，我们都是那个中央点，我们都是以我为主！以我为主来决定我要对谁好，对谁不好，一圈一圈推出去。所以，我完全可以做到为了我个人利益而牺牲大家，为了一个党派的利益牺牲国家，为了一个家庭牺牲一条街道的肮脏，或者是牺牲它的秩序……我们都做得出来。
这么讲，会不会使得我们中国这个传统社会，听起来好像很糟糕呢？却又不尽然。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说说罢了
由于我们中国传统社会里面，特别喜欢讲人情，讲关系，又要讲面子，因此那些规矩里面就包括了很多不言自明的东西，包括了很多我们叫“礼”的东西，这是一种礼治。我们不太需要讲契约，我们就讲信用。
中国商人信用好到什么程度？费先生这就举出过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跟他讲说，有一天我忽然之间收到你们中国寄来一批瓷器，那个瓷器是我爷爷那时候订的货，没来，这时候来了。然后，送来瓷器那个货箱里头还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这个货堆了这么久，拖了这么久才给你寄，很抱歉，是因为我们怎么怎么样没弄好，我们要重弄如何如何。你看，那是隔了两代人的一笔买卖，他都还记得。收了人家的钱，订了这个东西，我就得把它做出去寄给人。这就是以前中国商人，就是这样的人，非常讲信誉，非常讲信用。
那么再谈下去，你又要发现它还是有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儿？假如这个社会，什么都是讲规矩、讲礼治、讲面子、讲关系、讲人情，那法律在哪里呢？费先生就说了，他有朋友一天到晚大骂，这个社会太不像话了，贪官太多了，贪污得太厉害！但是一轮到他爸爸也贪污了之后，他就会帮他爸爸护短。
“舜”，他的爸爸瞽叟杀了人了，然后被人问到，他身为天子，他治理天下，你父亲杀人了，那你该怎么办呢？国有国法，那要不要抓你爸爸回来治罪，判他死刑呢？我们的圣人怎么讲呢？不行！圣人建议，他应该背着自己的父亲逃亡，丢下王位不管，逃到东海之滨，以后在那儿逍遥快活。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处理这种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这种道理里面，我们没有什么那种西方式的“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我们没有那种“就算你国王犯法，也真的要与庶民同罪”，这个在我们中国通常只是说说而已，从来当不得真，因为我们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我们讲关系，讲礼。那种普及的、对人人平等的法律观念没有，相对地，我们每个人平等的政治权利义务这种观念也没有。
在这个情况底下，你怎么去讲法治，怎么讲法律呢？
讲法律，还是讲教化？
在讲现代化的时候，当然需要一套法治建设，但是传统中国社会最讨厌就是律师，以前中国我们叫讼师，状讼，那种人没好人，都是挑拨是非的。
那万一以前中国这种乡土社会有纠纷有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很简单！找乡亲父老们来开会调解。那么这个村里头、这个镇里头，要是有一个声望特别高、辈分特别高的老人，懂的事儿多，他就出来教训大家。
同样，我们放大到一个国家，为什么中国古代皇帝讲究要当圣王？如果一个国家，一个君主，他只靠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我们都不会觉得他是好皇帝。
什么叫好皇帝？他要德范天下，教养百姓，就跟一个家长要教养好要自己的子女一样。所以，古代中国的法律为什么要有连坐呢？就是因为你这个孩子不乖，孩子杀人什么的一定是爸爸妈妈的错。孩子固然有错，爸爸妈妈也有错，所以连坐。接下来还有谁有错？老师有错。
这种社会讲的不是法律约束，讲的是教化。
但是现代终归是现代，法律来了，这时候会出现什么矛盾呢？让我们看看费先生在六七十年前所讲的这个生动的案例，也许直到今天还能够让我们深有感悟。
有一位监司法官的县长曾和我谈到过很多这种例子。有个人因妻子偷了汉子打伤了奸夫。在乡间这是理直气壮的，但是和奸没有罪，何况又没有证据，殴伤却有罪。那位县长问我：他怎么判好呢？他更明白，如果是善良的乡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坏事绝不会到衙门里来的。这些凭借一点法律知识的败类，却会在乡间为非作恶起来，法律还要去保护他。
我也承认这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实。现行的司法制度在乡间发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坏了原有的礼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地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单靠制定若干法律条文和设立若干法庭，重要的还得看人民怎样去应用这些设备。更进一步，在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上还得先有一番改革。
——《乡土中国》
当乡土社会遭遇法律
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段非常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在一个传统的农村那样的乡土社会里面，你要把法律弄到乡里面会产生什么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土地出发去看，中国要现代化，那个现代化如果是西方意义下的现代化的话，的确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跟难局。
那么即便如此，刚才我念的那段话的最后一句，你也看到了费先生说，“中国如果真的要迈入一个现代法治国家”，他有个暗示，“仿佛是需要做一个社会改革”。
而这样的一个社会改革，的确是当年许多关心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谈的一个事情。由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这种以“家”为模型扩大化的一种想法，一种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结构，会使得我们出现讲法律搞不好，讲公民社会也很难建立，大家也没有公德心。
现代国家，我们讲究的是这个团体跟个人之间，保持一个很清晰的界限。国家也好，社会组织各种团体也好，我加入进去，我有义务，我有责任，但相对的我也有权利。这个权利是国家或者社会其他人不能侵犯的，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你也不能侵犯我，我也不能侵犯你，大家要尊重隐私，这些观念都相当重要。
在新中国建政之后，我们中国的确经历了一场翻天动地的大改革、大变化，根本连这个社会最核心的家庭都几乎要拆散掉，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生产队，变成人民公社。那是一个最乌托邦的、最理想化的，对我们中国社会脱胎换骨的一次改革。
但那个改革后来我们也晓得，问题重重，甚至酿成一场大灾难，那么现在又该怎么办呢？
费先生得出刚才我说的《乡土中国》这样的结论，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凭空想象，是他真的走到土地上，走到农村里面得出来的一个结果。这本书一开头，他就为中国人常常讲的乡下人土气去辩护。他甚至觉得传统中国农村文盲多也都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不需要识字，他讲出这样的一种话。
但是，即便是这样，费先生也还是没办法提出一套方法去说，这样的一个社会过渡到现在，它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如何，它又该怎么样去面对这种种的，旧社会遇到新时代挑战的种种问题，怎么回应。
但是，接下来我们看到，现在中国这种传统乡土农村，它的结构也已经变了。
既无传统，也无现代的乡土社会
在近十年来，有许多做社会科学的人，就沿着费先生在这本小书里面所开拓出来的路线谈差序格局，谈以“家”为核心结构的中国社会，看看它有什么新变化。
中山大学的吴重庆教授，他就说今天我们中国这个社会，还是像书里面讲的那样是熟人社会。一个村里头，一个村一个村，真的是大家都熟，都认识。但是这个熟人社会它说是一个无主体的熟人社会。
什么叫“无主体”呢？就是经历过刚才我说的那些大运动、大改造、大革命之后，传统中国农村有些东西已经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了。首先，老人的权威被打倒了。这个村里面的权威是谁呢？是新生一代的青壮年。
我在九零年代的时候，曾经有很多年，每年都会到河北的一个村子里头去看，去看我外公，甚至在那儿过年。接下来这十年，我目睹着整个中国农村，至少是我熟悉的那条村，整个空心化的现象——就是所有能干得起活的那些男子全都到外头去了。家里头村里头平常剩什么人呢？剩的就是老人跟孩子，或者一些女人。
那么，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吴重庆就说了，在这个社会里面，主体力量出去了，但村子还是个熟人社会。但因为人已经少了太多太多了，没几个人了，因此传统这种乡土社会讲的那种面子、人情、礼制的制约能力就完全没有了。
比如说，以前你在那样的一个社会里面，你不敢干坏事是因为你怕被人说，你丢了面子，你没了面子以后，你什么事儿都干不好，你走什么路都走不通。
但现在不一样，村里没人了。没人之后怎么办？我再伤天害理也都没关系，你管得着我吗？没人理你，就是村里头剩下那十几二十个人，你瞧我不顺眼那又怎么样，我就干这个事儿，哼哼哼，你能怎么样！传统这些道德尤其容易丧败。
这，就是今天中国乡土社会，已经走到这个地步。
我们如何呼唤传统道德的回归？
近几年，我们常常讲要重新推动国学，推动传统文化，要讲传统道德。而这个传统道德，过去最主要的资源就是儒家思想。可是行得通吗？
我们过去讲儒家道德，它是有社会基础的，它正好是你这个社会，是这样的一个格局。所以，你必须孝顺，你必须友爱，你必须夫妇相敬如宾。否则的话，你受到舆论谴责，这村里的熟人看你不顺眼，你丢了脸，你就什么事儿都做不成。
这个教化都是有社会土壤的，但是，假如今天，城市不是这样的乡土社会，农村更加也不是这样的乡土社会的时候，那这个儒家伦理下来，它就纯粹是一套抽空现实环境的教条，那又该怎么办呢？
所以，对现在重新倡导儒家的人而言，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种种问题，都很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而这思考的起点，就是几十年前，费孝通先生在这本小册子里面所提出来的一些核心概念。
（本文为文稿节选，完整节目请在文末“阅读原文”）
作者: 费孝通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3-9
页数: 120
定价: 24.00
装帧: 精装
丛书: 新版中学图书馆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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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的北京街头，依然是众生百态
拍摄时，已经有不少人在回家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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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九夜 | 烛烬（一）
2.21 晚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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