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与中国载人航天
6月5日10时44分，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577秒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飞行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经过6次自主变轨，于6月5日17时42分，成功对接于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7小时。
按程序完成各项准备后，航天员陈冬成功开启天和核心舱舱门，6月5日20时50分，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依次全部进入天和核心舱。
后续，航天员将开启为期6个月的在轨驻留，期间他们将经历9种组合体构型、5次交会对接、3次分离撤离和2次转位任务。此外，航天员还要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与照料、机械臂操作、出舱活动、舱段转移等工作以及空间科学实验、技术试验。
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实施以来的第二十三次飞行任务，也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三次载人飞行任务。
搭载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四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 来源：新华社
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航天界曾有个不成文的“默契”——神舟系列飞船每次发射成功后，航天员都会上门看望钱学森。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杨利伟成为第一位造访太空的中国人。回到北京后，杨利伟专程到钱学森家中报到。
2004年元宵节，杨利伟探望钱学森
从此直到钱学森逝世，每位从太空凯旋的中国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告好消息！
航天英雄归来为何会有这个默契呢？这还要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开始讲起……
中国载人航天开了一个好头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就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同时，他已经开始思考把人送上天的事了。
上世纪60年代初，美苏分别实现了载人航天，这深深触动了中国的科学家。
当美苏航天员先后安全返回地面的时候，时任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就说过：“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他建议我国应该发射载人飞船。
有着古老飞天梦想的中国，开始萌动着续梦的计划。从后来解密的资料得知，1961年我们国家的航天科技也在准备搞“新型”试验。只是因为基础薄弱无力支撑，有关上马航天工程的设想未能通过。
1966年3月底至4月初，在国防科委主持下，在京西宾馆召开了一次极为秘密的制订宇宙飞船规划的会议。当时，卫星系列规划有了，而宇宙飞船的计划还是白纸一张。中央专委认为，现在上马宇宙飞船是时候了，应该逐步开展起来。
宇宙飞船规划会议结束后，在安徽的603基地秘密发射了三次火箭试验后，1966年7月28日，一枚试验火箭将箭头生物舱安全回收，一只叫“珊珊”的小狗与大白鼠活着返回了地球。
动物试验的成功鼓舞了科学家，他们认为，能将动物安全回收地球，也能将航天员送上天并活着归来。
1967年7月，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共同进行了中国载人航天途径和步骤的研究。
转眼到了1968年，我们的人造卫星紧锣密鼓即将上天。这时，宇航的工作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
1968年1月8日，“651”筹备处501总体部召开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在会上，钱学森建议将我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
钱学森为中国载人航天打下一个良好的技术基础。
创建并保存了一个重要的科研机构
为了发射“曙光一号”，1968年4月1日，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的专门科研机构“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简称507所，也就是现在的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前身。
507所归属由钱学森任院长的“第五研究院”（即现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被誉为“中国航天员成长的摇篮”。
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507所）成立
1970年开始选训宇航员和进行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从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选拔出19位，被列入了预备航天员的名单，成为早于杨利伟等人的中国首批待训航天员。
可是，他们最终未能上天。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内照
“曙光一号”是初级飞船，中心论题是确保安全航行与返回，国防科委确定以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的研究为主体，“曙光一号”飞船的生命保障系统和环境控制系统，由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承担，先制订研制方案及相应计划。希望1973年能成功。
宇宙医学及工程研究所讨论第一艘宇宙飞船的设想时，钱学森要求各系统提出分系统的设想方案。
上“一人”“两人”还是“更多”，争论得非常激烈，上５人和上一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一个人可以用氧气瓶，５个人就需要在飞船里创造一个“地球环境”，这就提出了关于人上天的医学和生命保障问题。最后拟定了载人飞船上５人的方案，由此才能开始设计飞船图纸。
与此同时，钱学森作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直接领导编制了《我国人造卫星、宇宙飞船十年规划（草案）》，制订了载人航天的设想，试图在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后，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
20世纪60年代以来，钱学森就在跟踪国外的飞船技术，并根据空间技术发展总体规划，进行概念性研究和前期方案论证等工作。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在钱学森等航天科学家的建议下，“曙光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全面启动。
1971年4月24—3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聚集了全国80多个单位的400多名专家学者。
专家学者们正在讨论着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曙光一号”的研制方案，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七机部八院还展示了他们设计的载人飞船样图和模型。
载人航天必须要有各方面的科研来支撑。终究因各方面科研在当时无法保证，“曙光一号”计划被搁浅。
这一停，就是10多年。但中国科学家对载人航天的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
钱学森深信中国总要走载人航天的路子，他坚持对载人航天要进行探索性研究，坚持航天医学研究的班子不能散。
所以研制队伍只相应进行了缩编，有的预研工作保存了下来，为日后重新上马打下一定基础。
1989年，钱学森与国防科委同事谈话照
1985年，因经费问题，507所被列入撤销名单。但钱学森表示，“坚决反对解散507所，从长远来看，载人航天肯定是要搞的。”国防科委听取了钱学森的意见，同意保留507所，但编制缩小为几百人。
此后，507所又面临数次撤销危机，但在钱学森的一再坚持下得以保留，直至1992年1月载人航天工程重新上马。
507所主要以确保航天员安全、健康和高效工作为目标展开各项应用航天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在发展航天飞船的整体规划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6年1月，杨利伟、费俊龙、聂海胜看望钱学森
培养了一大批科研人才
开创事业人才是关键。
王永志院士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首任总设计师。1964年，他第一次走进导弹发射场，参与“东风二号”导弹的试射。
由于温度太高，出现燃料舱加不满燃料的问题，而这会直接导致导弹的射程不足，难以完成试验计划。
王永志提议，可以把燃料卸出来一部分，减少自身重量后就可以实现预计目标了。在场的专家听后觉得他的想法太过异想天开，拒绝了他。
王永志直接去找现场技术负责人钱学森，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钱学森仔细听了他的公式演算后认为，公式已经考虑到各种条件，非常周密，当即拍板：“那个年轻人的想法有科学根据，就按他的意见办！”
随着导弹点火升空，发射圆满成功。这也是王永志第一次正式进入钱学森的视野，两人从此结缘。
2005年12月，王永志夫妇探望恩师钱学森
王永志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深有感触地说：“上个世纪70年代，作为中国航天事业技术负责人之一的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建议第二代战略火箭，应该由第二代人挂帅，于是也就是根据这个，当时40多岁的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开始当总设计师，在这之前，都是一些老前辈们，那些老总们当总设计师，我们顶多是个副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干脆就提出来，干脆人也换代，把总设计师都换成年轻的，所以就是非常信任，大胆使用。”
2003年10月15日，随着王永志和全体航天人的齐心协力、集智攻关，中国人的脚步终于第一次迈进太空。
10月16日早6时23分，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成功返回地面后，王永志当即打电话向恩师钱学森汇报：“您给我的任务完成了！”
钱学森在电话里连声说：“好呀，好呀！我高兴！”
几十年后，钱学森还提起这件事说：“我推荐王永志担任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没错，此人年轻时就露出头角，他大胆逆向思维，和别人不一样。”
神舟五号飞船发射成功后，92岁高龄的钱学森亲笔题写贺词
戚发轫院士是中国著名空间技术专家，神舟号飞船首任总设计师，也是一位深得钱学森器重的航天科技帅才。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时，钱学森力荐戚发轫主持研制工作，但曾因为他太年轻而遭到其他专家的质疑。
为了搞好项目研制论证，戚发轫苦心研读国内外文献典籍，虚心求教，将一份完美的方案呈现给评审专家。戚发轫在质疑中前进，在实践中成长，最后成就了他“神舟之父”的美誉。
戚发轫院士曾讲过：“除了在科学上、工程上、管理上做出很大贡献之外，钱老还有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培养出一大批学生和航天人才队伍，我作为接受过他教诲的一分子，永远怀念钱老对我们这代人的关怀。”
戚发轫（右二）等看望钱学森
1956年10月8日，在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的当天，钱学森倡导并亲自主持的导弹技术训练班开课。
他拟定了导弹概论、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自动控制、电子线路、计算机等有关专业的教学计划并亲自授课，他还聘请了任新民、梁守盘、庄逢甘、朱正等担任授课任务。
参加的学员是第一批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这样的训练班，连续举办了3期。这些学员后来成为了开创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先驱。
2004年12月，孙家栋探望恩师钱学森
钱学森数十年坚持不懈，围绕航天科学技术开展的学术活动，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深远的学术影响。
1961—1965年期间，钱学森参加指导了由郭永怀主持的高超声速讨论班，参加的学者有北京地区许多老、中、青力学工作者，开展了许多前沿领域重大课题的研究，为我国高超声速方面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60年代前期，在钱学森的积极创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星际航行讨论会，3年间共举办了12次，为我国航天事业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从1983年3月到1989年9月，钱学森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为依托，每周一下午举行学术讨论会，他在讨论会上作了上百次报告和总结发言，后被汇集成《人体科学与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
从1986年1月开始，在钱学森的倡导和指导下，以航天科技集团710所为依托，举办系统科学讨论班。系统学讨论班一直坚持到1992年，钱学森坚持参加活动时间长达7年，举行讨论会近70次。
2001年，他的学生把钱学森在这段时间所发表的有关讲话、论文和书信编辑出版，书名为《创建系统学》。
通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到钱学森的系统科学思想发展历程、许多原始创新思想以及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指明了正确方向
上世纪90年代，退出航天科研一线多年的钱学森，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方案论证和决策中依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神舟五号升空
1986年初春，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联名上书中央而有的“863计划”，对中国的第二轮载人航天探索起到了直接的催产作用。
载人航天是航天界众多专家、学者和单位十分关注的课题，国防科工委、航天部、中科院纷纷组织战略研究组，召开各种研讨会，聘请屠善澄院士为国家高技术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首席科学家。
“百家争鸣”的焦点是中国以载人飞船还是用小型航天飞机作为载人航天技术突破口。
要建设空间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采用何种运输人员和物资的交通工具。航天专家选取了五种方案进行深入论证和对比分析，分别是宇宙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两级火箭飞机和空天飞机。
1988年7月20日至31日，上百位航天专家汇集哈尔滨，根据五种方案的主题报告，讨论决定最终“机型”。在会议专家的评审打分表上，多用途飞船方案和小型航天飞机方案的得分非常接近。
是上飞船还是上航天飞机？
“飞船方”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就安全可靠而言，飞船的结构相对简单，无需复杂的空气动力控制面，也没有着陆机构及相关装置；就成本而言，飞船生产成本低、生产周期短。而航天飞机的造价、维修费用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当时连支线飞机都造不了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航天飞机生产的条件。
返回舱在再入地球大气层
“航天飞机方”则认为，航天飞机集火箭、卫星、飞机的优点于一身，既能像火箭一样垂直发射，又能像卫星那样在太空轨道绕地球飞行，还能像飞机那样再入大气层滑翔着陆。无论是从技术发展的角度还是从航天飞机可重复使用的性能方面看，它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的潮流，多次重复使用也是比较经济划算的；而飞船技术迟早会被淘汰。
会后，钱学森在听了论证的情况汇报后说：“假设要人上天，飞船作为第一步可以是这样。如果说要搞载人航天，那么用简单办法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是可以的。”最后，他在报告上写下了自己的意见：“请把飞船方案也上报中央。”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钱学森积极倡导从飞船起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载人航天战略。
他在《总结“两弹一星”工作的经验是有现实意义的》一文中指出：“我们千万不可目光短浅，拼死拼活，花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到21世纪初，搞出个像今天美国和苏联都在搞的什么‘航天飞机’，效率很低，那将是远远落后于下世纪世界先进水平的东西，或者说人家要淘汰的东西，那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都支持航天飞机方案，但在综合考虑了自身的技术基础和经济能力后，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即利用我国现有的“长征-2E”运载火箭发射一次性使用的宇宙飞船，作为突破我国载人航天的第一步；在2010年或稍后再建成载人空间站大系统。
中国空间站
经过4年载人航天概念研究，从任务和要求的适应程度、技术基础情况、配套工程项目规模、投资费用、研制周期5个方面进行比较，航天系统所属各单位一致表示同意以飞船起步，对中国载人航天技术发展途径取得了共识。
1991年1月，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了“载人航天联合论证组”，经过3个多月的论证工作，提出了载人飞船工程总体方案和载人飞船工程的技术指标和技术要求。
1992年1月，中央专门委员会决定开展中国载人飞船工程可行性论证工作。
创造了系列“中国味”的航天名词
钱学森一贯倡导规范学术名词，同时，他也是一位创造学术名词的大师。
比如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航天、航天员、星际航行以及导弹等中国味、中国风格的科学名词都出自钱学森。
上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在参加学术会议时思考问题
在钱学森提出“航天”一词之前，国内把航天器在大气层以外的航行、探测等活动，称之为 “宇宙航行”，简称“宇航”。由于国外“space”一词包含“宇宙空间”的意思，所以也有人称之为“空间航行”。
曾有人想将“宇宙航行”合在“航空”里，钱学森并不赞同：“航空是在空气里飞，火箭已经在空气上面了，怎么还能叫航空呢？”
他后来在给《航空知识》1964年第1期写的《祝<航空知识>复刊》一文中提出，大气层内的航行是“航空”，而大气层外的航行是“航空间”。
根据人类科技的发展水平，钱学森也意识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的空间活动只能局限在太阳系内，“宇宙航行”不免夸大。
经过多方面综合考虑，钱学森在1967年9月11日举行的返回式卫星方案论证会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提出了“航天”一词。他说：“人类在地球大气层之内的飞行，叫作‘航空’，在地球大气层之外的飞行称为‘航天’。”
1982年5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决定，将“第七机械工业部”改名为“航天工业部”，标志着“航天”这个词被国家最高立法机关采纳。
钱学森编著的《星际航行概论》
“航天员”这个名词，最早也是钱学森提出来的。1970年7月14日，中央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当时，国外一般将航天员称作“太空人”或者“宇航员”。
钱学森说：“我们还是叫‘航天员’好。因为我们有天、海、空的领域划分，这样称呼比较规范。”因此，我国一直延续“航天员”这个称呼。
钱学森还作了详细解释：“航天员”是指驾驶载人航天器和从事与太空飞行任务直接有关的各项工作的人员。他既与航天地面工作人员相区别，也与乘坐航天器进入太空的其他人员相区别，就像飞行员与航空地勤人员、乘客相区别一样。
事实证明，“航天员”这个称呼不仅符合我国载人航天事业的具体情况，更加适合汉语习惯。
此外，钱学森还首创了“星际航行”一词。他在《星际航行概论》中详尽论述了行星之间以至恒星之间的飞行。
作者简介：王文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814厂高级工程师，钱学森研究者，科普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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