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土壤污染等严峻挑战，院士疾呼农业须靠伦理学走出工业化歧途
导 读
当前，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土壤污染等资源环境问题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化肥、农药、农膜的无节制使用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人们的生活。
资源环境、食品安全、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都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从伦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思考和解决。
文/任继周（中国工程院院士）
科学的农业行为应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的基本规律。不可否认，工业化给农业现代化带来新机遇新手段。但遗憾的是，人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出现了轻视农业自身规律的问题。建设现代农业，必须重视农业发展的伦理维度。
我国对农业与环境关系的认知源自远古。最初对环境的认知是“天”，即茫茫宇宙的总称。对天的理解大体分三个层次逐步展开：
第一个层次是对天的敬畏。
《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荀子进一步指出：“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令时则百姓一，贤良服。”这就是说动物饲养、植物繁殖、行政管理都要符合“时”的要求，阐述了农业社会人与天的时空机缘密不可分的伦理关系。
第二个层次是人与天的交流。
墨子云：“五谷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这里所说的天人感应，实质是人对天的认知和祈求。
第三个层次是依照客观规律对天的适应性利用。
荀子指出，“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如果人的行为与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出现系统相悖，就会产生“人祆”现象。
老子从人的生存出发探讨顺应宇宙运行规律、契合农业伦理的人本思想。他把“道”这个自然规律置于伦理结构的最高层，将中华文化的伦理系统推上历史高峰。中华农耕文明就是在关于人、地、天、道的思维熏陶下逐步衍发而成的。
当前，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土壤污染等资源环境问题使我国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化肥、农药、农膜的无节制使用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人们的生活。资源环境、食品安全、城乡二元结构等问题都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从伦理学视角进行分析、思考和解决。
其一，时。敬畏天时以应时宜。
不违农时是中华民族对农业伦理的本初认知。从周礼的《秋官·司寇》《礼记·月令》到诸子百家的宏富论述以及坊间杂籍，我国历史上与时宜有关的论述浩如烟海，其基本原理为生态系统内部各个组成部分都以物候节律因时而动。农业生态系统由多界面的复杂作用协调运行，其时序之精微缜密为现代科学所难以穷尽。现代农业系统趋于全球化，直至涉及生物圈整体，其时序之繁复远甚于以往，对天时的遵循敬畏之情为农业伦理之首要。
其二，地。施德于地以应地德。
土地为万物滋生的载体。农业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无不仰赖土地。土地既是农业生物的载体，也是包括农业生物的生物界的产物。农业系统的盛衰优劣，土地肥瘠可为表征。
华夏族群从诗经时代起，即对土地多有歌颂。《易经》加以理论升华，称为地势坤，厚德载物。周代已有“地官司徒”之专职官吏。管子《地员篇》对土地类型学已有系统论述。
中华民俗常以土地为神祇而顶礼膜拜，对厚德载物的土地自应厚养以德。切忌对土地掠夺刮削、竭泽而渔，使其日趋瘠薄，甚至施加毒害，失其载物之德。
其三，度。帅天地之度以定取予。
生态系统具有开放性，有物质输出与输入的功能，农业活动因而有付出与收获。其中取予之道，应使农业系统营养物质在一定阈限内涨落，保持相对平衡，以维持生态系统健康，即所谓取予有度，以实现生态系统营养物质的合理循环。
一旦营养物质入不敷出，突破涨落阈限，农业系统的生机即趋于衰败。我国在小农经济时期，依靠农民的精耕细作，农业系统具有较为完善的自组织能力，其生机历久不衰。工业化时代，切忌取予无度而致农业系统的能流、物流、信息流枯竭。
其四，法。依自然之法精慎管理。
“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个“法”字，统领管理之道。农业管理包括土地、附着于土地的人民以及农业生产和产品分配的全过程。其中繁复的技术和社会工作需要周到的伦理关怀，而伦理关怀之中枢则为层层法理。
时代要求我国农业伦理学应以众多系统的界面为节点，将各个系统连通为整体，并在不同界面伸出链接键，使系统耦合逐步延伸，以充分利用时代机遇谋求发展。切忌主观臆断，自乱人、地、天、道之法的序列，作茧自缚而坐失系统逐级耦合良机。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原题为：《重视农业发展的伦理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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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周院士：农业须靠伦理学走出工业化歧途
文/ 刘晓倩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5年01月05日
“空气污染、水资源缺乏、土壤污染……我国的农业已经走到了非常危险的边缘。究其原因，不是科学技术落后，也不是缺钱或劳动力，而是缺少正确的农业伦理观。”近日，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在兰州大学“农业伦理学”系列讲座上疾呼——科学技术用错了地方，会把好事变坏事。
任继周认为，工业革命后，农业被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引入歧途。科学、技术与产业三个维度占据了农业的内涵，而伦理维度被遗忘。
现代农业的主要形式是运用工业化、产业化、集群化的方式生产粮食、家禽、牲畜，并大量使用化学制剂和农用机械以降低劳动强度和农产品成本，其外在效果是农产品价格的极大降低、每年收割次数的提高，生产同样数量农产品所需人工劳动力的减少，从田地和养殖场到餐桌之间时间的缩短。
“有人说，任何动植物的种植和饲养都可以工业化。我却认为人类没有能力创造自然系统，就像真理无法创造一样。”任继周说。
1962年，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书中展示了农业现代化对环境的致命危害，这引起人们对农业伦理的关切。
“搞育种的不管耕作，管耕作的不管收获，缺乏系统的伦理关怀。我国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濒危边沿。这些现象迫切要求作出伦理学的阐释与回答。”任继周说，“我搞草业科学60多年，眼见着中国的农业一步步走入农业工业化的歧途。”
任继周表示，自己从草业科学到农业伦理学的跨越十分艰难而且不得已而为之。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必须过的门槛就是伦理学。否则，科学技术不能发挥作用，甚至发挥反作用。
十年前，任继周开始考虑农业伦理学的学科建设。从学术上讲，农业伦理学是文理交叉的新兴学术方向，这既是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又能促进文理交叉融合。
任继周说，从学科建设上讲，目前为止国内几乎还没有院校开设此课程。从现实中看，化肥、农药、农膜的无节制使用使农业生态环境遭到破坏，食品安全问题困扰人们的生活，转基因等高科技的风险性令人担忧，这些都需要伦理学作出应答，这是农业伦理学的现实意义。
从国家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上看，国人的食物安全问题、“三农”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从伦理学的视角透视、分析及论证。
对于农业伦理学的设想，任继周认为，首先要看清楚历史，否则目光很短，容易武断，容易走入歧路。另一方面，要回答是与非的问题，农业伦理学就是要回答人类的行为是不是道德的、对与错、应该不应该的问题。
“农业伦理学应该成为农业发展方向的指导思想。从草业科学到农业伦理学，我90岁才走出第一步，这个学科的前途还在年轻人身上。”任继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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